如今的城里已经没有真正的黑夜了，只要人自己不刻意地搞清楚太阳在哪里，自然意义上的黑夜比乌云密布的白昼还要亮堂许多。对于恰好心情比较萧条的人们来说，夜与昼一则难以分清，二则也没必要分得那么清。若是困了，太阳当头也阻止不了倒头便睡；若是疯了，皓月当空也不影响不了手舞足蹈。然而，这只是从黑夜出发的一种感觉和想象，如果是从白昼出发展开思考，很可能就是另一番景象。于是我就开始计划下一个白昼时的有意识感知，并在次日趁着要理发的时间实际地感知了一程。
但真到了烈日炎炎之中，不只是头脑发晕，眼睛也被日头晃得睁不大开，自然就没有了感知和想象的心情，我只是低着头并偶尔像悟空一样手搭凉棚向前疾走。若不是我们街道上最有思想的卷毛大叔迎面走来，关于夜与昼的事情是不会再占我的心、费我的思的。这个卷毛大叔也许并不比我大很多，撑死了也就是长我半打的样子，但他脑袋洋气、装束古典，加上那一头又卷又白的长发，就是随口说出一串六来也会凝聚人们的注意。就说眼下，路面上的温度足可以烘熟油酥饼子了，几个卖水果的精明人还是招呼着他坐到了看上去有点阴凉的棚子下面。
卷毛大叔潇洒地展开他的竹制折扇，节奏恰如其分地翻来摇去，但见有画的一面是“六只小虾”，有字的一面是“上善若水”，我估摸着他用不了许久就会与基层百姓谈天说地的。这时候的翠汾街上燥热而清静，除了红绿灯附近的路边有几两蓝色的比亚迪出租车蔫在那里，从滨河西路口到环湖东路口的整条道路上再无生机。
我硬撑着走进理发店，至少能享受一阵子有空调的时光。理发店里，并没有平时的繁忙，那些被称作老师的理发师们，一个个独自休闲，各有各的姿态，不凑巧的是我已经熟惯了的一号老师竟不在店里。根据以往的遭遇，我干脆降格选择了一位样子像是新手的小帅哥，并眼看着他毫无灵气地摆弄着我的头发，好坏不再有杂乱的感觉，便没有让他有丝毫的坏心情。
走出理发店，下了高高的台阶，我朝东边的红绿灯走去，远远地就又看到了那“六只小虾”在空中游来游去。一步步接近那简陋的水果棚子，视野中比来时多了几位蹭闲天的人。我忍着紫外线的照射驻足聆听，正赶上卷毛大叔在讲冯玉祥打着灯笼见蒋介石的故事。这个情节我在电影《建国大业》中是看到过的，但后来则知道这其实属于讹传。真实的情况是：冯玉祥有一次去见蒋介石，当时在座的有吴稚晖、于右任、戴传贤等人。冯玉祥就讲了一个春秋时的故事，叫“高举烛”，后来不知怎么就被演绎为冯玉祥大白天打着灯笼去见蒋介石。
不管怎么说吧，卷毛大叔所讲的这个故事竟也关联到了白天与黑夜的事情，还是让我心头一乐，一时觉得日常生活的趣味才是人生最值得回味的。真的到了退隐赋闲时日，如果一个人不具有在日常起居中获得美学体验的意识和能力，那人生的质量毫无疑问地会明显降低。那些在养生过程中回忆自己事功的人们，要么就是他们眼下的经验极为无趣，要么就是他们徒有了岁数而无人生的境界。
暂且引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境界学说为据，即使到老眼昏花之时尚没有达至天地境界，也不能把心思还停留在功利之中，最起码也得努力为自己去创作一种道德境界吧？实际上，到达道德境界，就会有“言所当言，行所当行”的自觉，既然如此，也就不会亦无必要为自己曾经的本分言行而自我陶醉。年少之时，难免为自己的一个个小成而心情澎湃，这也是个人自信和自尊建立的重要助力。到了不惑以至知天命之后，一个人就越来越有条件以超脱的心态面对自己的得失之事了。完满的人最终应会明白，任何人的血肉之躯都不过是道德、事业和思想的临时载体。
这当然不是要一切的人看淡一切的事功，而是要人不可执着于事功本身。任何的重要性都属于具体的个人处境，一旦时过境迁，曾经能让人彻夜难眠的获得与失去就会化作过眼烟云。记得有一年的春节之前处理旧物，我轻轻地撕掉了许多可以撕掉的各种证书。我一边撕着，一边看着，心里格外平静地告别了一个一个的往日故事。在此期间，我真切感受到的是时光荏苒和人生易老，至于那些或大或小的故事，好像是与当下的自己毫无关系的。
有一日，我在浮想中表象出了一老一小两个人的对话。小的说：天黑了。老的说：没黑过？小的说：天亮了。老的说：会黑的。小的问：天亮了好？还是天黑了好？老的反问：人醒着好？还是睡着好？可说这一老一小也不知说了个啥，我分明听清了他们所说的每一个字，却对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没有听懂。
自本地的雨水变少以来，我的想象力就大不如从前，思维的田地干涸，从年轻时起学到的那些知识，一个个活像个体户一样各自为政，让我只感到背负知识的沉重，而无法享受到它们带来的力量。曾经体验过的思如泉涌，在今日有的时段里自感到恍如隔世，要不就觉得像是现世的梦幻。我不知道，当一个人拿起署着自己名字的作品而无法自认时究竟是怎样的感觉，但可以肯定的是，精神健康的著作者都有机会感受到作品与自己的两相独立。实际上，只有在熟人世界里，作者与作品才是一种真实的联结。离开了熟人世界，就只有作品具有实在性，而作者就完全成为一个没有意义的符号。
我们通过读书知道《伊索寓言》是伊索创作的，但有资料表明“《伊索寓言》是后人根据拜占庭僧侣普拉努德斯收集的寓言以及陆续发现的古希腊寓言传抄编订的”；我们通过读书知道《荷马史诗》是荷马创作的，但有资料表明“我们今日称作者为荷马，只因古代希腊人那样叫，但是我们不能肯定 这两部史诗是不是一位诗人所写，也不能肯定叫做荷马的写诗 者，是一个人还是一批人”。我们都知道《莎士比亚全集》是莎士比亚创作的，但有资料表明，“从1772年开始，就有人对于莎剧的作者不断提出疑问，并且企图证实作者是培根、C.马洛、勒特兰伯爵、牛津伯爵、德比伯爵等等，但都缺乏证据。”。
举出这几个例子，并不意味着我就相信“有资料表明”的真实性，仅仅是为了说明伊索、荷马、莎士比亚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其实就是个语言符号。同时，我也想借用这样的例子说明一个简单的道理，此即：在熟人的世界里，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每一个作品的作者，都应当恪守本分、坚持创作的正确原则，因为我们即便哄骗了外面世界的所有人，如果所作所为经不起德行的审查，也不会赢得熟人世界里的一声喝彩。
如果真的有，我们的荣耀只有在熟人的世界里才有意义，试想亚马逊河上的一名游泳健将无论多么风光，与黄土高原上的我们又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我们忘却了本分、放弃了正确的原则，无论我们斩获了多少名利，都会为熟人世界的成员所不齿。客观而言，在炎热的大夏天，或是在严寒的大冬天，人与人的共在都很像是我头脑里各自为政的知识，相互之间均无意留心对方，但任明智明的个人也不能因此而放任自己人性中的消极因素。同样地客观而言，夏至则秋立，冬去则春来，当秋高气爽或春意盎然的时候，人们的身心舒畅了，相互之间便容易留心和凝思对方，真到了那个时节，那些曾经未恪守本分和未坚持正确原则的个人又该如何呢？
虽然如今的日子与以往迥然有异，但黑夜终归还是黑夜，白昼怎么说也还是白昼。灯光的泛滥的确使黑夜的黑黯然失色，但以夜为昼的人并无法改变夜的客观存在；雾霾的肆虐的确使白昼的白不那么鲜亮，但以昼为夜的人也无法让自己安然入眠。要我说，在如今城市的黑夜里，做完要做的各种事情后，我们可以早点关灯，减少一点光污染；而在如今城市的白天，劳作之余，我们可以简单地给环保局长的电子邮箱里写上一封信，这样对减少雾霾可能会有些用。尽管我们多减少的那点光污染根本微不足道，但其所具有的建设性确实不能磨灭的；尽管环保局长正常的情况下不会回复我们的信件，那也没有关系。万一人家想回复却没有人写信，那责任就应当是我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