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教育怎么样呢？这种问题其实并不难回答，但也仅仅作为不同个人意见的表达时才有意义，是不能指望从他们的各种答案中获得我们教育的全部真实的。比如你问一个人我们的大学教育怎么样，有人就可以反问说，清华、北大的教育算不算我们的教育。如果你说算，那他就可以说我们的教育不错。当然也可以有人反问说，各地薄弱学校的教育算不算我们的而教育。如果你回答说算，那他就可以说我们的教育不行。
且不说这样的问与答是否有价值，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不同回答者的答案所依据的标准一定是外在的，也是无限制的，其根源则在于提问者所问的“怎么样”，好像是有所指的，可究竟所指何物又不那么明白。既然这样，问者和答者便都不必就对方的答与问采取过分认真的态度，双方都可以视其为聊天谝闲传，均不取对方之欢心与夺对方之利益，这反倒可以获得一种审美的心境。
我推测好友之间天南海北地的鬼撇神侃能够通宵达旦，其奥秘应在于此。但如果我们需要以认真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教育，对它的怎么样又该做出怎样的回答呢？这无疑是一个既难又大的题目，甚至可以说，类似这样的问题，有什么样的答案并不重要，开启对它的回答行动本身就是一种意义和价值。针对它的回答行动，不仅意味着回答者对教育的关心和重视，而且意味着我们的教育已经进入到理性的和专业的历史发展阶段。在教育紧紧镶嵌于日常生活和制度系统的时代，人们最多会对不同的先生和不同的学校进行好坏的议论，无论如何是不会评论整个的教育的。
在今天的时代，只要有人提出“我们的教育怎么样”这一问题，无论由什么人在什么层面和什么角度提出，都不会是简单的问访求知，更可能是抱着批判的态度聆听不同方位的人们对我们教育的不同消极感受。因而，如果有人只是练达地演示一番辨证的语言艺术，提问者一定不会满足。如果提问者是个没有什么社会经验的书生，还会表现出难以掩饰的不耐烦。这是因为，在他的意识中已经预先生成了对我们教育的基本评价，他所实行的聆听行为，除了以获取他视野之外的消极信息为目的之外，还在于通过这个过程强化他自己的主观认识。
但我必须要指出的是，这样的提问者即使怀有真诚的社会责任和教育理想，也需要借助反思澄清自己对教育的评价主要想让什么样的主体听到。要知道想让什么样的主体听到，能够反映出提问者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关心我们的教育。如果想让教育部长听到，提问者所说的教育虽然也可能是全方位的，但通常会更指向政策和方针；如果想让校长听到，提问者所说的教育通常会更指向思想和作风；如果想让一线的教育劳动者听到，提问者所说的教育自然会指向教育的理念与方法。
把这样的推测加以整合，那么，在提问者看来，我们的教育究竟怎么样，就要看我们的教育政策和方针、办学思想和作风，以及教育理念和方法如何了。说真的，这一判断虽然谈不上有多么严谨，但也算得上面面俱到，如果非得说出点不足的地方，那就只能说这一判断的背后所隐藏的其实是十分珍贵却力量孱弱的书生思维。我之所以要这样说的理由是，我们的教育固然需要好的政策和方针、好的思想和作风，以及好的理念与方法，但更需要的是一切参与教育事业的主体的精神自觉。
把话说白了，几千年的人类教育历史发展，虽然远远没有达到它自身理论上的理想，但能够承载和体现教育理想的理论足以汗牛充栋。无论哪个地区、哪个学校、哪个教育劳动者，只要愿意，就可以从迄今为止的教育理论中搜寻出既能让自己满意、也能让众人满意的政策和方针、思想和作风，以及理念和方法。但问题是，为什么现实的教育却至今无法既让地区、学校、教育劳动者，又让众人不满意呢？问题的症结显然不在教育理论之上。
毫不夸张地说，即使从明天开始，就让所有教育研究者全部放假（至于何时重新工作，让他们等待通知），已有的教育理论也足可以支撑人类教育再上不是少数的若干个台阶。问题就出在作为教育实践活动主体的教育事业参与者身上。这样的认识自然有些笼统，同时也不大喜兴，但恐怕没有比这样的认识更能切中要害了。
我们假设只通过阅读各种文本的方式，以获知目前的政策和方针、思想和作风，以及理念和方法，并以此为据来为我们的教育写一段评语，若是不出意外，估计教育的共产主义阶段已经来临。从而，教育事业从此再无改革的必要，学校只需把目前的做法保持下去，教育劳动者也不再需要为接受各种教育理念和方法的培训而心事重重。
然而，一旦把目光从各种文本转移到教育现实之中，就会发现写在纸上的教育与实际进行的教育充其量也就是个远亲。而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系统中，虽然不可能没有非人格的因素，但最终体现非人格因素影响和直接在教育中发挥作用的因素，只能出自教育劳动者的精神。但是，任何的教育劳动者个人都不必因此而产生任何消极的情绪，因为教育劳动者的精神只是租借了具体教育劳动者个人的身体，而具体的身体能否成为精神合格以至优良的载体，一方面取决于身体的遗传素质，另一方面还要考虑到身体所在的环境条件。
应当说我们教育系统的相关主体，就其知识、道德和文化的素养来说，在整个社会中都应是占据优势的。我甚至认为，作为事业的教育是知识、道德和文化含量均远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这一则有教育事业的知识、道德和文化的门槛相当高的缘故，二则也与大众在传统文化的作用下对教育劳动者在知识、道德和文化等方面要求比较苛刻有关。尽管如此，我们的教育事业参与者的精神素质，整体上仍然无法满足上述各种文本内涵实在化的需求，这就需要社会发展中的关键少数费心思考了。
从基层的视角看，相信许多清新的头脑会发现或逐渐意识到各个层面的教育劳动者的存在方式和状态，实际上并非完全属于自身创造的产品。若把他们比喻为一种载体，那么他们客观上只是承载了外在要求和内在主张的平衡机制。这个平衡过程，对于初入教育事业的大多数个体来说是一种历练，可惜的是这样的历练所带来的，并不是教育学意义上的个人发展，勉强可以说是社会工作意义上的个人成长。当此种成长持续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一个教育劳动者就会获得环境授予他的“成熟”证书，从此之后，任何人也就无需指望他能为我们教育的怎么样而怎么样了。
客观上也有社会工作意义上的、顽冥难化的朽木，说实话，他们格外地珍贵，然而却难以在现实中存活，既无法获得“成熟”证书，又无法依从自己的意愿行动，最后也就只能被边缘化或者被淘汰了。所谓获得“成熟”证书的劳动者十分常见，无需赘言。所谓顽冥难化的朽木虽然极少，却也不至于让人们感到陌生，而我是有幸接触过的。这后一种教育劳动者，通常有强度较大的个人精神世界，对自主、个性等令人激动却不一定招人待见的词汇比较钟情，是可以做朋友的优秀人选，但要是办个公司或者什么，是不适合招他们做员工的。这倒不是因为他们做了员工会少有忠诚，而是任何的公司都不可能在理想的梦境中注册。
说到这里，我觉得关于“我们的教育怎么样”这个问题不再那么沉重了。如果我们的教育不怎么样，那提问者若是继续问责，会希望何人承担呢？他们一定会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没有任何一类人可以为我们教育的不怎么样来承担责任。既然这样，我们就可以向提问者发问：就是我们的教育不怎么样，你提出这个问题又能怎么样？亲爱的读者，写到这里，我笑了，您呢？我笑的不是提问者提问的多余，而是我突然觉得这样的提问者正是我所说的社会工作意义上的、顽冥难化的朽木。在我的笑容中，跳跃着的是那些不成熟者的自由神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