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的创造中，具有最大用场的究竟是什么，这一定是有争议的，在我这里也会左右为难。但要问在人类的创造中，具有最高地位的是什么，无论众人有什么样的争议，在我这里一定不会有任何的犹豫，我会不经历选择的过程直指价值哲学。这种价值哲学可以是主流的，也可以是非主流的，可以是大家认为正确的，也可以是大家认为不正确的，只要它称得上是价值哲学，就会在遵奉它的人那里具有凝聚同类的功能。我们常说的，与物以类聚相对应的人以群分，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在此意义上，若是感知到了三五成群的一类人的蝇营狗苟，虽然我们不一定喜欢，但从说明价值哲学作用的角度讲，还是具有材料支持意义的。
朝着积极的方向看，近现代以来革命的党派也是一类价值哲学遵奉者的凝聚，只不过是他们的价值哲学与更大人群的利益及幸福相关联，因而就被认定为进步的组织。辨证正反两方面的情形，我们能够发现，三五成群的蝇营狗苟和声势浩大的急公好义，尽管品相迥异，却有共同的力量属性，此即它们均有各自范围内的共同价值目标。也正是这种共同的价值目标，客观上既使进步的人群能够做出利益大众的天大的好事，也使消极的人群能够做出为害一时和一方的天大的坏事。
为了价值上的周全，我们当然可以附加一句说辞，即宁可不要具有凝聚力的共同价值，也不要为害于众人的消极人群，但基于建设的和行动的立场，实际上更应该选择具有凝聚作用的价值哲学。之所以如此的主要理由是：我们的许多事情难有进展，就是因为缺乏一种价值上的共识；我们许多原本充满活力的个人，就是因为无能遵奉一种共同的价值哲学，才使得与他们的精神并不兼容的另外的价值轻而易举地支配了他们。
有人可能会说价值上的共识总还是有的，这个也着实不好否认，但我敢断定造成我们生活世界故障的，一定与价值共识的有无相关联。至多可以说，不是所有的价值共识都能具有凝聚人心的作用。这话应是靠谱的，因为在所有的人都拥有同样的私利主义价值哲学的情况下，无论一个形式上的群体包含了多少个体，都会是一盘散沙。作家柏杨曾写道：“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一群中国人是一条虫。”其中的道理就是说，形式上的一群人，的确具有共同的价值哲学，但这种价值哲学的灵魂是私利的，因而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相互之间多有戒备与竞争，且难有超越私利的共同价值为信仰。
经验表明，一旦人利字当头、以我为重，通常的结局必是：任何能够给自己带来最大利益的力量，不论其正当性如何，均可征服每一个私利主义的个人。我们中国人是最讲究齐心协力的，原因不只是因为我们深谙团结之道，更是因为我们深受不团结之苦和深感团结之难。传统文化思维支持下的团结意向和行动，如果不出意外，要么是各种机缘促成的情感作用结果，要么就是双方或多方能够心领神会的可见的利益作用的结果，唯独难见到志同道合的价值同盟。与此相联系的生活面相则是酒友、驴友、牌友更为普遍地存在，这虽然也具有社会学意义上的积极性，但毕竟建基于较为朴素的熟人社会原则，对于人的精神完善和提升是少有帮助的。
如果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曾经遇到过“做事比做人难”的情况，那说明我们已经遭遇过了私利主义价值共识的冲击。事实上，很多专业的头脑都认识到了我们生活世界的运营成本太高，从而精兵简政历来就很受重视，迄今为止已经重视到了极致，甚至中了“物极必反”的魔咒。明说了吧，也就是说我们都不知道该怎样重视了，但问题仍然无法得到解决，而其症结就在于一种具有凝聚力的，同时又具有先进性的价值哲学，要么尚未定型，要么定型了却难以在多数人的心中发芽、生长并最终牢不可破。
可见过一等的头脑因价值上的纠结、徘徊、摇摆而牺牲了浩然之气的个人？这样的经验应该不为稀奇。那可见过一群有中上等的头脑却因价值上的纠结、徘徊、摇摆而从开头就没有战斗力量的个人？这样的经验应当更为平常。但这不就是我们的生活世界的具体实际吗？实事求是地说，我虽然也不乏这样的经验，也曾经天真地以为可以依靠人力来进行改良，但现在看来，我的经验无疑是真实的，而我的改良愿望也无疑是天真的。关于这个天真，可以做雅的和俗的两种描述，其雅述是理想主义，其俗述则是无关左右派的幼稚病。
自从深切地意识到这一点，我便不再有改良什么的愿望，继而平静地诵读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格言。通过这样的诵读，一个人的确能够与环境建立起一种较为温和的关系，但从本质上说，又很像是从反向不断逼近了私利主义的国界。必须承认，当一个人独善其身之时，也就基本放下了社会的责任。持有这种哲学的人，即便他因一时的得志而能兼济天下，也一定为自己准备好了随时退而独善其身的余地。负责生活世界管理运营的基层技术人员一定还笃信胡罗卜和棍棒并用的法宝，这只能说明他们在价值哲学和实践理性方面还有巨大的进步空间。
只可惜这种状况已经足可使他们在他们自己可见的未来难以意识到有凝聚力的积极价值哲学的作用。对于这一类被自己耽搁了的个人，我是深表同情的。我不仅同情他们无知无觉地把自己本就有限的聪明才智与一种落后的策略结合列起来，而且同情他们一样无知无觉地带着自信和偶尔自负的神情，做了那些落后策略的实践者和守护神。只是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价值和利益在长期的并存、对峙之后，目前已经显现出了价值挤压利益的趋势。从而，在人类社会生活的主战场上，价值同盟越来越具有了比利益同盟更大的力量，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接受，它已经成为一种无法删除的事实。
这当然并不意味着胡罗卜加棍棒的策略就没有了市场和用场。恰恰相反，依据事物运动的规律，越是在这种情况下，那种简单而落后的策略就越具有自我保护的意识。因而，如果有朋友还在胡罗卜和棍棒的拉打之下行动，就不妨先跟我一起诵读“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格言。通过这种诵读，你可以先做个鸵鸟，起码是能够自我解压的。假如有朋友不接受我的建议，甚至像我曾经的那样有愿望改良什么，那我们可以打二两白酒，要一盘毛豆，边喝边说：廉颇老矣尚能饮，高歌信仰济世人。我们的生活世界太需要积极的价值哲学了；与此相联系，我们的生活世界尤其需要一群能够遵奉积极价值哲学的精神伟岸的个人。
那么，所谓积极的价值哲学究竟是什么？一句话，不知道；再一句话，需要知道，而且需要所有的人都知道。具体的内容应当由当下最富有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的人们去建构，然后由当下最具有影响力的组织去发布和落实，这可能会牵涉到思想的和组织的多方面的创造性工作，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既然这样，我们不妨依据由易到难的原则来做一些事情，具体的路线图是“人格塑造-价值引领-信仰确立”。
显而易见，摆在第一位的任务是个人人格的塑造问题，这个任务理论上可以讲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努力，但落到实处，还是要强调学校的责任，目前最需要做的是需要把人格塑造在学校教育工作的目标系统中先明确下来。至于人格塑造的内容可以交由教育理论家和实践家双边共同努力建构。说到这里，我想到了文学、艺术、教育家丰子恺先生，他把人格比作一只鼎，而支撑这只鼎的三足就是思想--真、品德--美、情感--善。这三者的和谐统一，就是圆满健全的人格。而对真、善、美的追求是缺一不可的，否则这只人格之鼎就站立不稳，现实的人格就缺损，就会低下。
我们可以不认可丰子恺先生对于人格理解的细节，但其关于人格塑造的精神要旨是值得学习的。在专业化的教育发展背景下，人格教育和思维教育一样已经不是陌生的词汇，也只有这样的词汇才能负载更为具体的教育意义。从人格塑造出发，加上正确的价值引领，最多再依赖一下比较文明、高级的人力资源管理策略，积极的价值共识就能够逐渐形成。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新的一天来临了，你的同事都是和你志同道合的人，相互间的差异只在气质、性格和思维的风格上。果真如此，你的心情会是怎样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