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家一旦在个人那里成为现实，它就不再有任何崇高和神秘的色彩。这种结果与理论家个人所创造的理论本身并不具有直接的关系，几乎完全是只有理论家才会具有的一种心态所导致的。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这在我们未能走进他们心理世界的时候是无法作结论的，但显然也不能完全相信他们自己的表白。难道我们会通过他们的寡言少语或是嘘寒问暖就认定他们具有平和的心态？或者会因为他们外表的冷峻和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就认为他们过度地自我膨胀吗？所以，在走不进理论家的心理世界，又不能完全相信理论家个人表白的情况下，我们就不必执着于弄清理论家个人的真实心态，再说知道了又有什么用呢？
理论家个人只不过是理论显现和展开的中介，只要理论显现并得以展开，理论家也就没有什么实际的价值了。我们都是知道勾股定理的，但是否同时知道蒋铭祖定理和毕达哥拉斯定理呢？如果我转述蒋铭祖定理和毕达哥拉斯定理就是我们知道的勾股定理，你还会觉得蒋铭祖和毕达哥拉斯两个人十分重要吗？即使我们认为他们是重要的，也不过是因为正是他们使得勾股定理得以显现和展开，甚至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他们的适时出现，勾股定理或许会晚显现和晚展开许多年。至于蒋铭祖和毕达哥拉斯这两个具体的个人，我们也不认得，因而对于我们来说，更是两个有所指代的名称。
这样看来，我们的确没有必要去关心理论家个人的心态，而应当把认知和情感的能量投入到各种理论本身。但值得深思的是，这样的建议根本就没有什么新意。换言之，不用我们建议，学校里的学生从入学的第一天起就在老师的引导下，无须努力便自动搁置了各种理论背后的理论家个人，继而直接去领会和运用各种理论本身。从而，学校里所传授的理论以至所有的知识，虽然没有一个是从天而降的，但在学生的意识中客观上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与发现者、创造者相分离的各种知识，除了其纯粹的形式及其内在的逻辑规则，并没有任何人文意义上的活力，因而教师教得或许顺畅，但学生难免觉得枯燥，知识的人文性在此过程中则被白白地雪藏。
应是因此，我们的基础教育越来越重视学科史在学科教学中的渗透，其中自然就包含着让仅仅作为创造者标识的人名在教学中生动起来。这样的生动不只对学校里的学生有益，对于研究领域的新手同样具有特殊的教养价值。我们把心思集中在理论研究领域，就会发现长期以来存在的不足，就在于理论研究者通常只是对作为认识结果的各种理论本身感兴趣，至于各种理论如何得来，并不是他们的关注对象，从而各学科领域的学者不断涌现，但我们自己的理论创造却乏善可陈。
想一想一个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左右的国家，在理论尤其是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创造上几乎毫无影响力，这种情况的确值得我们认真分析和深刻反思。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也是各种各样的，不乏有人习惯于做外在、客观条件的归因，其主要的意思无非是说理论研究者并不缺乏创造的动力和能力，只是外在的条件不允许。更进一步讲，一是缺少经济上的支持，二是缺少心理上的宽宥。对此，我是基本不认同的，甚至认为这样的归因完全是一种责任推脱现象。
暂且不说我们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创造对经济上的支持并无实质上的需求，关键是国家在这一领域的经济投入绝大多数情况下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效益。究其原由，则是因为无论多少经费的投入都不可能直接换来理论上的创造。把话说开了，就是理论的创造所需要的第一条件从来就是、永远也是理论研究者的创造力，而这种创造力是不可能用经费投入获得的。而且，这种创造力是不可能以文本的形式显现的，它只能存在于理论家个人的真实思维运动之中。如果我们只是接受一个一个的理论，却不能或想都不想走进理论家个人的心理世界，那我们能否在理论领域有所创造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不会有人认为我们的理论研究者没有理想，就像不会有人相信我们的理论研究者有创造的能力。在未来，我们必将认识到今日理论创造力的匮乏，主要的问题仅仅出在我们的学术教育整体上未步入创造性认识的轨道。哲学、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工程、技术科学大异其趣，学习前者研究的学生们，由于他们的师傅们很难做出理论创造的示范，因而基本无缘在学习过程中感知到理论创造的真实存在。除非某些学习者个人属于理论研究领域的天选之子，否则，运气好一点的学生可以努力做一个以阐释和评论为业的学者，运气差一点的就只能为了糊口和基本的尊严去做一些可有可无的文章。
近来，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理解崇尚经典阅读和阐释的学者们。我也清楚他们很有可能最终被经典彻底征服而失去自己并无知无觉，但他们起码具身表达了自己难以言表的、对当下同行不屑一顾的立场。即使不排除他们对当下理论领域的误读和过于主观的轻视，我还是能够基本赞成他们的选择。我对他们选择的赞成，主要是因为他们至少没有把大好的生命浪费在学术废品的制造上，而且很有可能通过自己的经典阅读和阐释走进那些经典理论家的精神世界之中。从这个角度说，我很希望他们能给后来者讲一讲那些经典理论家的思维故事，而不只是洋洋洒洒地表明自己对经典理论和思想理解的深刻和到位。
但说句实话，这样的故事虽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却无法抵得过当下正活跃的理论家个人。客观的情况是，我们对于历史上的那些经典理论家常常会做出过度的解释和想当然的夸张，其真实性与当下理论家个人的自白是无法比拟的。可惜的是，对这种自白有兴趣的理论家几乎可以忽略不记。已经存在的那些学术性自述，多为自传体的叙事，是极少有学术教育价值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对当下真正的理论家发出普遍的请求，请求他们能够像作家谈创作一样把自己的理论创作过程加以总结，以使同行尤其是正在学习做研究的人们方便借鉴。
只要理论家们能够就自己的理论创造过程进行发言，不论其系统性、深刻性和可接受性如何，总归是原汁原味的原产地产品，其可靠性总是要无条件超越任何优秀的学者对以往经典理论家的说明。这个思路的科学性应该没有问题，实际的困难是当下真正的理论家要么居庙堂之高，要么处江湖之远，前者繁忙，后者散淡，均无可能做理论创造的自白，所以这个思路的现实性会极其糟糕。那又该怎么办呢？我们的理论领域就应这样继续像演戏一样一本正经地装模作样吗？肯定是不应该如此的，但也肯定会继续如此的。我觉得这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个人的人生和社会的历史，在微观的层面可以有自己的计划和标准，但在宇观的层次，还不都是一种自然现象？
如果一切都如了那些书生气十足的理想主义者的愿，也就是说所有从事理论研究的人都能够有板有眼地进行理论的创造，那得给学习和运用理论的人增添多少负担？何况人文世界的有趣就在于其中内含着对立和多元。只有白天或只有黑夜，世界都没有多大的意思。我曾经突发奇想，想象世界上如果没有了可否定的对象，那字典和词典都会大大地缩水。如果没有平原，谁又知道高山就是高山呢？很多时候，我们的思维会受到自己所在结构的制约，进而当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也习惯于在结构中寻求解决的办法，却不知一旦我们能够跳出自己身在其中的结构思考，不仅可能快速寻找到解决问题的妙法，还可能使原先的问题不再成为问题。
前几日又看到有人引用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的话说“真正的人才,都是自学成材的”。对于这一说法我是毫无折扣地同意，但在此基础上还能够做进一步的阐发。具体到理论家个体的形成上，他无疑可以从业已存在的理论家那里获得启示，但根本上建基于他对一个领域最值得研究的对象的追随。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需要遵循，此即必须向既有的认识和待认识的对象敞开精神，而不能闭锁自己的心灵。要知道，即便一个理论家真的敞开了自己的精神，门可罗雀也难以避免。
海德格尔在论及思想家时的一段话可以让我们从反方向理解这一现象。他说：“一位思想家在时间上离我们越近，差不多是我们同时代的，则通向他的思想的道路就越远。”而我自己在论及教育家时也曾说过，“我们经常提及并不怀疑其真实性的教育家，一般是非当代的和非本土的。换句话说，就是那些时间上和空间上离我们很远的成功的教育工作者。”这样看来，阐释和评论以往经典理论的学者是一种必然的存在，而当下真正的理论家的有意义自白只有在理论的意义上才能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