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雨天和要下雨的天应会让人的意识降低垂直运动的可能性，这完全是一种主观体验的结果，是否具有普遍的意义不得而知，其鲜明的表征是意识会在平面上向四周扩张。有人注意到这种扩张也不是完全的没有障碍，比如在下雨天和要下雨的天下，左右两个方向的扩张就比较困难，但意识的扩张又无法中止，因而只能向前、向后运动，用专业的术语来表达，就是只能向后回忆和向前展望。一般来说，既回忆又展望的人要少一些，因为要同时兼顾先后，必然会对当下最为实质的内容产生目盲现象，多数人是不忍把自己的当下状态搞得过分糊涂的。
从而，在下雨天和要下雨的天下，一部分人的意识主打回忆，另一部分人的意识主打展望，这才是比较正常的状态。通常情况下，前一部分人多为年长者，后一部分人自然多是年轻人，这其中的道理实在明了，年长的人没什么可展望的，而年轻人则没有多少可回忆的。若是年长者非得仰着脖子展望，除了可能拉伤颈椎，也就只能说点不咸不淡的空话；若是年轻人非得手托着下巴若有所忆，或能让比他们还要轻浅的人儿误以为是深沉，但对他们自身来说，终归逃不脱“为赋新词强说愁”的结局。他们哪知道真到了能识得愁滋味的时候，一个人能反倒会“欲说还休”。
这样说来，回忆虽不是年长人的特权，却只有在年长者那里才更大可能地具有深度和厚度。年轻人也不必羡慕这种深度和厚度，更不必羡慕年长者可以无障碍回忆的优势，等自己年长的时候就会知道他们的回忆只是无法中止的意识运动向过往的突围。用一句接地气的问句来说：“谁愿意回忆呢？”如果一个人尚能感叹“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他便没有闲暇去回首往事。一样的道理，如果一个人的当下就充满了意义，他又何苦从日出到日落整天地展望未来呢？
说了一通回忆和展望的道理，也不过是关于这一话题的蒙蒙细雨，真的走进回忆和展望的深处，就会发现其无与伦比的容括和生产能力，甚至可以说一切关于人的存在的哲学都可以在其中寻找到适合自己张扬的角落。而现实的个人则会在与当下的关系未实现和谐之时，借助回忆或展望而让自己暂时栖身于过去或未来。你听过“不要总活在过去”和“不要总活在未来”的劝告吗？无论有没有听过，都需要明确那些被劝告的人们就是为了躲避当下而逃逸到过去和未来的。
对于这种现象，我的认识是：对于当下的逃逸者固然可以劝告，却需要在劝告的同时给与他们理解。当然，如果他们的逃逸并没有和并不会给他人带来什么危害，最好都不要张开想劝告的嘴。因为，对于无力的逃逸者来说，逃逸不仅是一种应急之策，很可能也是他们能够保持最优自我意识的恒常之法。在这种情况下，外来的劝告反倒会让他们六神无主、无所适从。而对于有力的逃逸者来说，逃逸很可能只是他暂时的休整，一旦精神复活，必定重新投入当下，又何须他人的劝告呢？
任何人都可以说，休整自己也不见得非得从当下逃逸，那只能说明言说者自己的当下，亦即他所处的“此地”之“此刻”尚无有能够引发他过敏反应的刺激，因而当下的他还能隔江高唱后庭花。这样的说法也许文学了一点，但剥去修饰的外衣，我们言说的实质应是具有唯物主义之现实性的。离开用语言来营构出来的虚虚实实，我们不妨捧着一杯热茶回到当下的世界。就说今天早晨，我是没有见到太阳的。睁开眼睛，先看了看天下的消息，终出人意料地眼前一亮。有报道说，原中石油董事长王宜林疑受贿9000亿人民币被正式逮捕。在这一时刻，我的意识中没有了过去和未来，我的心理机能中也没有了回忆与展望。
面对如此强烈和优质的的刺激，我怎能不知趣地离开当下呢？与此同时，我首先开始了对消息的审视：由于经常加油，中石油、中石化，我是知道的；王宜林，这个人没听说过，因为加油站那里也没有宣传他；受贿，这个是本时代的著名热词，我也知道，据说在一定的条件下会层出不穷；正式逮捕，也能理解，虽然并不知道是否还存在着与之对应的非正式逮捕；九千亿人民币，这个太通俗易懂，还好不是美元。
审视了一通消息之后，我开始反思自己为什么今天能够被这一则消息拉回到当下：今天的天气应该属于前述“要下雨的天”，按照以往的规律，人的意识是不容易留在当下的，可我的意识为什么就留下了呢？思来想去，我终于察觉到是9000亿这个数字。难怪实证研究者十分崇信数字的力量。如果我今早看到的消息是《原中石油董事长王宜林疑受贿9000万人民币被正式逮捕》，说不定会以为今天是愚人节呢？九千亿，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以我所知道的一所大学一年的经费大约30亿人民币来计算，九千亿在共时的意义上可以满足300所大学一年的运行，而在历时的意义上，则可以满足一所大学300年的经费需求。
数字的确具有神奇的力量，它不只能让人触目惊心，还能够激发起人发散性的联想。比如，我们可以设想搞一个受贿排行榜，然后把前500强的受贿款全部集中起来，看看究竟能够办多少所大学？等等。我有时候，真的想责怪我们的媒体，为什么要报道这样的消息呢？虽然它能让人一时回到当下，但难道没可能让人紧接着会加速逃逸到过去和未来吗？这种可能性显然是有的。基于自然的规律，生命个体对当下的态度好坏完全取决于当下是否更有利于它的生存；而有精神的生命个体，除了生存方面的考虑，还会考虑马斯洛所讲的后几个需要能否得到满足。
现实的情形是极为现实的。一般的情况下，为了的生存的迁移虽然也不多见，但属于正常现象，极个别的个人甚至可能去缅北讨要生活；要说为了马斯洛的后几个需要的满足而迁移，尽管也算不上新闻，但其难度却是人所共知的，即是一个人必须在当下具有可资利用的价值。如此看来，多数人与当下不和谐的结果实际上也只能是放任着自己与当下继续不和谐地共存，时日一久，他们的意识就难免在水平面上向非现实的过去和未来游荡。意识的这种存在状态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因为它能外在地表征为个人对当下世界的冷漠，进而会改变世界的色彩和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