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分工产生了各行各业，相互之间的互补与照应就形成了有机的社会功能系统。记得我上高中时的政治老师就讲过，卖盐的没有面，卖面的没有盐，但卖盐的需要面，就用盐去换面。可卖面的不需要盐而需要油，卖盐的只好去找卖油的，但卖油的也不需要盐而需要醋，……。从这个繁复却辛劳的过程中，我们就领会到了物物交换的局限，并进一步理解了通货产生的意义。这个例子虽然通俗，却清楚地说明了社会中各行各业及其从业者共存共荣的深刻道理。我们转而用比较高级的职业来重新说明，即是：无论工农商学兵中哪一行的人员，只需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能用自己制造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换取通货，然后就可以用通货在市场上购买自己所需要的任何产品和服务。
从经济学的立场出发，一个人的购买力越强，他的生活质量就越高，生活的满意度也就越大。而其购买力的大小则取决于他所制造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在市场交换中所获取的收益。再进一步，他的产品和服务的收益则取决于产品和服务的质量高低和生产难度和以及他人对这种产品或服务的需求程度。接着遵循正常的逻辑，产品和服务的质量高低和生产难度则牵涉人的生产能力和相关品性，进而社会中的个人的品格和能力就是这个人价值大小的最终依据。以此为前提，我们来劝谕社会成员，主旨就应集中在希望他们通过学习和实践不断提升自己从事具体行业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用一个流行语表达就是核心素养。
可惜的是，对于这样一番道理，目下重视和相信的人是越来越少了。估摸着除了那些没有硬技术就无法操作的事情，其余的事情及其连带的岗位和行业中，人们对非本质能力的崇拜已经到了无法撼动的地步。更通俗地讲，凡是无需格外专业的技术支撑的岗位工作，谁能够取得成功、获得实利，与该岗位所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就没有多大关系了。这也是我们很容易感知到品格与能力均不理想的人却能够风生水起的主要原因。对于这种现象，我们还真的不能基于纯粹的理性来进行好坏的判断，原因是社会生活并没有简单到只需要生产者和消费者两个阵营那种程度。实际的情况是，在社会生活系统中客观地活跃着数量可观的非生产者，他们既不制造具体的产品，甚至都不提供必要的服务，却成为社会生活运动中的活跃分子。
而那些从事各种产品生产和提供各种服务的人们，客观上只是做了一个个分数的分母，没有他们的存在显然不行，但他们的“有”亦即“存在着”，却很难有足够的显示度，说他们像是沧海一粟都有点言过其实。由此可知，社会生活系统中的生产者，就其存在的质量而言还是有巨大的提升空间的。根据历时的和共时的经验，这些占据人口绝对多数的人们是需要加大努力程度的，这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质量直接关乎整个社会的文明和进步水平。换言之，如果各行各业的生产者都不那么卖力气，不那么注重自己的存在质量，就会拉社会进步的后腿，也会减低自己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从整体性上说，我们也不能忽略那部分不生产、只消费的人群，只是不能简单地采取针对生产者人群的那种幼稚的教育立场，而是应当花一点心思去认识他们的实质，并最好使用科学的而非社会的思维去寻找能让他们更进一步休闲的方法。
据专业人员的研究，在无法使一种不必要的或者是消极的存在者退场的情况下，为了整体的文明和个体的利益，可以暂时设法让那种消极的存在者处于疗养状态，就像可以把老虎和苍蝇先关在笼子里和瓶子中养着一样。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主要是因为对于这一特殊的人群，教育基本是没有用处的，而打老虎和拍苍蝇，且不说本身就是一件需要投入精力的事情，即便取得局部的成功，它们也会卷土重来，即便能把它们打完拍净，也可能会留下别的后遗症。所以，在还没有根治之法和预后措施的情况下，不管我们多么厌恶那些消极的因素，也得理性地忍着，权当它们是人类在文明进步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与此同时，生产者的社会还必须自觉建设自己的健康文化，其核心应是明确各行各业的正道。
千万不可自信地以为自己对于所在行业的正道了如指掌，要知道包括那些惯于鱼目混珠的个人也不见得是明知故犯的顽劣之徒。经验表明，那些个人固然存在着德性上的天然缺陷，但绝非仅到此为止，心理学意义上的人格疾病和思维障碍在他们身上一般来说也同时存在。这估计也就是教育学家赫尔巴特认为“愚蠢的人是不可能具有德行”的真正原因。明确了自己行业的正道之后，从业者就需要坚定地走在正道之上，最关键的是要能够坚持下去。如果自认为正道是应当遵循的，就不要在乎走正道可能招来的烦恼。实事求是地说，这一类的烦恼虽然会有外部因素的激发，但其产生却是发生在人的精神内部的，就其实质而言则无非是患得患失。
尤其是当发现不走正道的人占了些许便宜的时候，就立即觉得自己走正道吃了亏，继而牢骚满腹、怨气冲天。这样的人说到底也不是真的忠诚于正道，只是比那些坦坦荡荡不走正道的人少了点勇气、薄了点面皮。一个真对行业正道忠诚的人，是不能够用小商贩的思维来计算得失的，更不应把自己宝贵的心力花费在注意和评论那些不走正道的人身上。要做到这一点当然是很难的，毕竟在巧取豪夺的包围下安分守己，其难度并不亚于嫦娥奔月；眼看着梁上君子飞檐走壁、平步青云还能够心如止水者，非真僧即真道，难乎其难呀！但也正是难能可贵者才具有保持和推动社会文明和进步的基本力量。如果每见有离经叛道者旱涝保收便动摇一次心志，那一个原本走在正道上的人迟早也会与自己原本厌恶的人同流合污的。
说实话，一味理性地提倡德行的人在今天已经越发没有了底气。如果这提倡德行的人还算成功，就会有人判断他是得了便宜卖乖的；如果这提倡德行的人有那么一点寒酸，那他不仅不会有影响力，还会成为众人口中的笑料。毕竟我们的精神文化系统已经感染上了无数不知道品种的病毒。形象地说，椭圆即使不比正圆多，也会和正圆一样多，在有的时空里，椭圆与正圆相比很可能还会占据绝对的优势。因而，也难怪许多并不愚笨的人对于时间和空间两重意义上的远方多多少少都感到迷惘。这样的具有较大普遍性的心态肯定不是一种好现象，它一方面会影响社会生态系统的质量，另一方面还会有效地抑制个人主体性的形成和发挥。
当主体性不足的个体比列超过了某一个限度，社会生活系统就会失去活性，系统中的成员就会丧失活力，系统运动的速度和稳定性当然也就会越来越弱。也许我们正在经历这样的过程，只不过是还没有人来得及给这个过程命名。那就把这个命名的事情交给未来吧。就目前的趋势来看，这个过程的确正在进行，但同时也趋于终结。我的依据是，各行各业的正道虽然未能高调显现，但又的确以自己的节奏把人们已经习惯的歪门邪道挤向边缘。无论多么清朗的春天里，都不可能一只苍蝇也没有，只要苍蝇不能堂而皇之地招摇过市，春天就可以算是取得了胜利。
文明与野蛮、阳光与阴暗总处在不断的对抗之中。只要人自己能够坚持对文明的选择和向往，就一定能够寻找到让文明重回社会生活中心的办法。还记得毛泽东1961年写的一首诗吗？想起来就令人心潮澎湃。诗曰：“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不断吟诵这首诗，我想到的是孙大圣只有一个，显然太少了，各行各业愿走正道的生产者，都可以朝着孙大圣的方向努力。实在不行的话，那就在为了社会文明进步的大前提下，“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正道是人走出来的，必须有很多的人走才有意义，若是没人走了，也就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