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读一些哲学名著时，真的有悔不该打开书卷的心情。虽然无由否定作品的内在价值，但看到那么隐晦的想法还要配上啰里啰唆、翻来覆去的论述，立即就理解了科学、技术研究者及社会大众对一部分哲学的厌恶。这并不是要对有困难的哲学名著阅读者打掩护，而是提醒往后那些有哲学思考理想的人们，尽可能对自己难以说清楚的东西缄口不言。而且，不要轻易质疑读者的理解能力，反过来需要看一看自己的作品能否完全表达自己有过的体验。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一定要像读者表明，并允许读者做自由的弥补。所以，对于有些书，比如那什么书，完全可以把其中的每一句话当作一朵朵棉花一样采摘，并无必要探究不同的句子之间有什么亲缘关系，就像把一朵朵棉花压倒布包里一样，把书里的每一句话都压装在头脑里就算大功告成。这就很像是囫囵吞枣，不加咀嚼，不辨滋味，只是笼统接受，意会到一点什么，就算是有收获，怎么说也和没吃过、没读过不一样。
2.获取信息只是读书的第一用处，除此之外，读书的用处还有很多，其中最大的一个应该是养心。只是通过读书所养的心多种多样，不见得都是大家认为的良好的心，但所养成的心一定是最适配于读书者个人的。其原因在于，读什么样的书，一般情况下取决于读书人的自主选择，而读书人对书的选择又受制约于自己的心性，根本上仍非自主。进一步说，完全是个人自然的心性本能地寻找到了适合于自己的读物，而读物中的信息反过来又强化了一个人的自然心性。
3.培根论读书时说：“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结合读书可养心的认识，如果我们想在自己的心灵建设上做一些有意义的事，那么首要的是先看看自己的心性中缺乏什么。立足于心灵的建设，缺什么补什么，方向总不至于大错。具体而言，少明智的，就补史；少灵秀的，就补诗；不周密者，补数学；不深刻者，补科学；欠庄重者，就补伦理；欠善辩者，就补逻辑和修辞。道理虽然简明，但要实践起来并不容易，毕竟天性上的欠缺容易导致人对适配读物的拒绝。越是不灵秀的，越不喜欢诗歌；越不周密的人，越不喜欢数学。
4.人是最难违逆本性的，也因此，凡成功之法皆不外乎要人违逆自己的本性。读书这一件事也是同样的道理。要想从读书中最大地受益，读书人就不能过于顺从自己的性子，否则自己的长处不见得持续加长，但自己的短处一定会越来越短。我有一兄弟，打小就喜欢文学、艺术，及至成人，对灵巧、欢畅的图书嗜之如命，进而其言谈和文章也有灵巧、欢畅的风格。然而，每遇到深刻的问题，他便偃旗息鼓，时日一久，他对哲学、科学先是敬畏，后来竟有了嫌恶之心。我曾推荐理论著作与他，他虽能热情应和，但我知他只是应付，毕竟深知自爱的兄弟不可能违逆自己轻松了大半生的心性。
5.王国维在《王国维自述》自序二中说：“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共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要之，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诗歌乎？哲学乎？他日以何者终吾身，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间乎？”今录王国维的言说于此，皆因其所言之实与多数人的感觉相符。
6.查阅相关的资料，可知王国维所说的哲学中的可爱者和可信者分别指代了两类哲学。其一是可爱而不可信者。这一类的典型是叔本华和尼采的哲学，一般被归类为非理性主义的哲学范围，其文字优美，内容与人心、人性、人生比较贴近，即便有接受上的阻障，也绝非阅读者认知上的问题，故喜爱文学艺术的人是容易亲近这种哲学的；其二是可信而不可爱者。这一类的典型是康德、黑格尔的哲学，一般被归类为理性主义的范围，其用思缜密、注重逻辑，具有知识论的取向，但其行文往往抽象、隐晦、繁琐、枯燥，故而难被众人接受。作为读者的具体个人，当然可以自主地喜欢任何一类的哲学，但须知两类哲学的统一才能让人类的心性整体显现。
7.图书馆的“晚清及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很有特色，偶尔查找文献会从中领略到那一历史阶段的学术气象。实话实说，至少在教育（学）研究这一领域，并没有多少令人激动的内容，这大概也是学科研究难有一脉相承的原因之一。尽管如此，那一阶段的教育学术整体上还是要比今天更应受到尊敬。因为其中虽然少有创造，但多有纯粹，见诸报刊的专业论述，几无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者，认识上的不诚实基本上是没有的。而今天的教育学术，真的是鱼龙混杂。其中既不乏精雕细刻，也不乏粗制滥造；既不乏货真价实，也不乏假冒伪劣。如此这般，社会资源的浪费倒在其次，学术风气的败坏是最令人心痛的。
8.中国哲学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整体上需要在理性主义哲学方面补一补课，否则，仅靠自身有限的天赋和那一些刻板、机械的所谓研究方法，基本上不可能做出高质量的研究。再严肃一点讲，许多研究者并不吝惜精力的投入，也不存在认知能力上的欠缺，只可惜对自己生产出的成果的性质都无力做出判断。而当他们发现自己的战友们和自己一摸一样时，渐渐的也就只在意自己的文字公之于众，而不在意文字所内含的究竟是知识、思想抑或别的什么东西。这样，我们就完全理解了中国大文科领域研究者的如下情形：即他们只讲在哪里发表了多少文章，在那里出版了多少著作，从哪里获得了多少课题，谁给他戴了什么样的帽子，唯独不讲自己创造了什么。任由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文科不亡都没有天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