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这话在任何时候都具有警醒作用，皆因许多的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挺难。既然这个道理通俗易懂，为什么起而行之的人至今仍然少而又少呢？其实主要的原因仍然是许多的事情做起来挺难，但反过来却很难说许多的事情说起来就容易。要知道总有那么一部分事情，说起来也不容易，甚至说出来就很难。正因此，我们又总能注意到一些表面上坐而论道的人实际上总在重复着一些道理。他们之所以不断地重复着一些道理，通常并不是因为具有先天的啰嗦禀赋，而是因为那些道理虽然简单、通俗却很难被常人践行，以致被人说多了反而成为一种多余。
然而，这恰恰说明我们日常生活的理性和正当程度基本上经不起推敲。进一步说，我们的日常生活具有极其保守和顽固的性格，没有霹雳的手段便几乎无法真正地改观。从而，一部分被认定为坐而论道的人，一方面很可能就具有论道的兴趣，另一方面则很可能比起常人更知道论道的必要。而他们的未起而行之，还有一重意味应是：仅仅依据理性和正当，在日常生活中大抵会无功而返，而且还有可能遍体鳞伤。果真如此，对于他们的坐而论道，我们是没有多少理由去劝导和指责的。反观我们自己，极有可能在不满意他们坐而论道的同时，不仅也未能起而行之，而且是连同他们的坐而论道也未能实行。
我们当然可以对这种结果做出解释，比如说我们对坐而论道深恶痛绝，因而，即使我们不能起而行之也绝不坐而论道。但这样的解释如果不是完全牵强也是属于比较低劣的借口，实际的情况也许是我们并没有坐而论道的优势，至于我们所持有的对坐而论道的否定态度，也许正是源自在坐而论道上的劣势。做了以上的论述，若是有人感觉到我在为坐而论道进行辩护，那这种感觉应是靠谱的。不过，我的辩护并不意味着坐而论道在我这里贵为一种美德或是才能，我实际上是在生活世界的人们普遍缺乏起而行之的德性和能力且故作务实地不屑于坐而论道的大背景下，致敬那些虽无力起而行之却还能冒着被挖苦而真诚论道的一些人。关于他们论道之时是坐着还是站着，我想是没有必要去追究的。
更有意义的事情应是去审视批评他人坐而论道的人们是否已经或正准备起而行之。如果长于论道的人们反过来指责不谙道理的一些人恣意妄为，亦即胡乱作为，我们是不是也能意会到一种异样的正当呢？说到这里，我同时想到了两个事情：一是重实行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似乎更具有道义上的优势；二是论道与实行在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早已经属于合理的社会劳动分工。
要说重实行，的确更符合大众的心理和利益的原则，毕竟一切我们欲获得的结果均需必要的行动过程。进一步讲，在局部的意义上，只说不练，一则不可能，二则不可取，对于道的言说，如果无关实行的效益，至少不必张扬，最多可作为个人的爱好。但是在整体的意义上，我们就需要清楚论道与实行的劳动分工意义。从实用的逻辑出发，我们也能逐渐认识到人文历史中的先在事实通常更为基础，而后生的事实则常常更为珍贵。
具体到论道与实行，自然是实行在前而论道后生，甚至可以说没有论道的实行可以独立存在，而没有实行的论道了无价值。这样一想，重实行不仅毫无瑕疵，而且颠扑不破。但深究下去就会知道没有论道的实行是属于原始的人类行为，它仅仅服从于人自身的生存，也可说是人生存的一种样式。这一世界中的实行者，除了实施基于本能和生存需要的行为之外应别无他念。后来有了道，一部分是人发现的，一部分是人发明的，紧接着就有了传道的和论道的人，他们渐渐地可以不参与实行还能够衣食无忧，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没有被实行者深恶痛绝。
结合当下的相关景象，可知实行者对坐而论道者的憎恶，很可能是因为坐而论道者不仅取财无道，而且趾高气扬。这等于说是作为具体个人的论道者，由于纯粹自身的瑕疵而连累了道与论道，根由则在于他们对于当初劳动分工的事情几无所知。由此我进一步意识到实行者对坐而论道的厌恶，事实上并不是针对道与论道，而是指向论道者个人的恶劣表现，因而出现了“恨屋及乌”的现象。显而易见，道是人自己的发现和发明，人怎么会厌弃自己的创造呢？而由于道之于人的价值客观地存在，传道与论道势必成为一种自觉，人又怎么会憎恶自己的选择呢？
看来，原始的和谐所依赖的是自然的调节，而高等的和谐是必须依托于人的理性的。客观上更为理直气壮的“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在理论上与“起而行之，不如坐而论道”并无本质上的差异。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多数论道者固然缺乏行动的兴趣和能力，而多数实行者又何尝不是缺乏论道的兴趣和能力呢？很久以前，我曾经调侃地说过与“理论脱离实践”相对应的就是“实践脱离理论”，而目前人们在各个领域的作为，似乎正在让理论走向实践，同时也在让实践走向理论，此即所谓双向奔赴，实为人和社会理性程度的历史性提升。
最后说点实在的，那就是实行者千万不可因噎废食，应当理性地把道、论道和具体的论道者个人加以区分，这无疑是艰难的，却也是在进步的过程中必须做到的，我们总不能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泼掉吧？作为积极的回应，论道者是不是需要整理一下自己领域的历史和个人心理的秩序呢？公道而言，论道者也是需要把自己与道加以区分的，道的崇高虽然有益于论道者自身的进步，但道的崇高又绝不等于论道者自身的崇高。既然如此，无论哪一个等级的论道者，都没有理由高高在上，更没有理由觉得自己是真理的化身。须知真正掌握了真理的个人，在实行的领域也不会表现出平庸。
纸上谈兵如果与自以为是、盛气凌人等心理的病症融为一体，必然会生成华而不实、信口雌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效果。这样的坐而论道者令人深恶痛绝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在各有分工的人文生活世界里，具体的个人是需要养成反思的习惯和工夫的，我们因此可以认识到自身的有限性，若再假以纯粹理性的修炼，还可以尽可能减少人性的局限所导致的情绪化表现。实行者知道了道的价值，就应当去纯粹地看待道与论道，并应自觉地悬置具体论道者个人的消极特征；论道者知道了道的价值归宿，则应当为了道的实现而尽心竭力，尤其需要厘清自己与道的真实关系，以免把道的力量误认为是自己的本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