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教育？就是‘爱读书’的校长和‘爱读书’的老师，带领着学生一起‘读书’。就这么简单。但真要做到，还不容易。”从语气和用词上就可以判断出，这段关于教育的议论一定出自非教育学专业的人士，事实也的确如此，这段话来自文学研究者钱理群教授。钱先生虽也是教育工作者，但显然不在教育学家的行列，所以他关于教育的言论即使不乏深刻性，也只能被归入街谈巷议。这并不是贬低他的思考和语言，而是在比较中形成的基本判断。
如果有人接触过视野开阔、思维高深的教育学学者，就会意识到我的判断是很有道理的。但我也无法回避一个事实，即那些高深学者的教育言论常常被包括多数教育研究者在内的大众置之不理，而恰恰是类似钱理群先生这样的、看似轻描淡写的语句，却能够被众人奔走相告。这就让我不禁想起据说是、又据说不是雅斯贝尔斯说过的一句话——“教育就是一片云推动另一片云，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个灵魂召唤另一个灵魂。”
要说这样的表达固然有些诗感，但也不至于路人皆知呀，可实际的情况就是这样，教育领域的百姓们就是偏好这一口。这也就难怪广大的一线教育工作者多喜欢苏霍姆林斯基、范梅南和陶行知、叶圣陶了。我想这倒也不是对教育无需做形而上学式的思考，或无需研究者生产出关于教育的严谨理论判断，但至少说明那种掉书袋的、以教育学术研究为名义的故作高深是没有市场的。不仅如此，如果教育学领域的人们拥有更好的哲学素养，那种故作高深，即便只在教育学术的领域也不会有出路。
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才能断定像顾明远教授这样的老先生对教育的理解，远不是那些开口现象学、闭口大科学的后学者可以比肩的。那些故作高深的人们实在应当感谢教育学术界的惨淡，否则他们也没有机会用一知半解的、非教育学的信息宣扬去显示自己的高深。我们应该善良地相信，即使他们当下还无缘觉悟，在未来也会对自己在教育认识上的乏善可陈而幡然醒悟。当然也不排除他们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固执己见并保持自己故作高深的同一形象，只是果真如此的话，之于他们自身是一种人生的耽搁，之于社会来说则是一种资源的浪费。
我这样讲话并无半点贬低相关人员的意思，只是表达了某种意义上的“知情人”的善意。具体而言，如果一个人始终寄居于道观，却终日手执着《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念念有词，是不是有那么一点角色上的错位呢？同样的道理，如果一个人合法地寄居于教育学的领域，却终日手执《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口中念念有词，是不是同样存在着角色上的错位呢？答案无疑是肯定的。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样的角色错位在我们的教育学领域不仅客观上存在，而且还有逐步发展的趋向。
究其原由，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这一部分研究者通常核外地上进，而且是地地道道的读书人，骨子里也有那么一点喜欢高深的天资，但这显然谈不上长短高低，并无可指摘；另一方面是我们教育学领域的许多学术作品实在缺乏理性的高度，而且经过数百年的历史进化，后人也很难在纯粹的“教育”问题上创造出多少新见，这便反向激发了那些上进的读书人欲另辟蹊径，只可惜他们虽有良好的愿望，却没有找到合适的实现路径，因而就出现了在教育学的园地里念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情况。
客观地讲，我们这么大个国家，这么大个教育学领域，是完全容得下几个喜欢高深的读书人的，他们最多也就是没有教育学的贡献。何况在一般的意义上谈论学问，他们也应是问心无愧的，要我看，他们足可以做一个优秀的、通识课的理论教员，这就比那些不学无术、欺世盗名的“会串子”不知要要高过多少倍。但他们爱读书的性情、上进的心性和真诚的教育学之梦，却是在这样的错位中被活活地耽搁了，怎么说也是可惜的。可这样的错位者如果自以为是、执迷不悟呢？再如果有资深者明知就里却乡愿式地对这种错位谬加肯赞呢？这恐怕就会导致学风的衰坏。
说实话，我们在这里提醒研究者不做错位的事情，并不是简单地温习务实而不务虚的传统信念。理性的认识应当是：该务虚处就务虚，该务实处就务实。我们所要强调的是一个教育学的研究者最好不要去把最好的精力和最好的思维花费在非教育学的事情上，除非你原本就不想做教育学的事情。如实地说，这样的错位者通常并不是不想为教育学有所贡献，他们只是没有掌握教育学的门道，这才真诚地以为自己在做教育学，而实际上却是做了别人的事情。
说到这里，不由得联想到我经常指批的人文学术教育，现在看来，我的指批尽管在理，却没有实际的用处，反而会让广大的学术教育工作者徒增烦恼，倒不如主张每一个具体的研究者自己解决作为研究者必须解决的问题。此类问题的答案和方案就在生动的学术历史之中，研究者仅需选择一二或三五个真正的研究者加以研究和学习即可。我这里之所以要在研究者的前面加上“真正的”这一限定，是因为在人文学科研究领域，更具体地说，在我们教育学的研究领域，客观上活跃着一些自觉或不自觉的混混。
比较麻烦的是，恰是此类混混又比较爱好和擅长于招摇过市，这就容易让年轻的研究者眼花缭乱，以致弄不清学问的好坏和研究的真假。只要留心还不难发现，那些招摇过市的人一般来说既在“教育”问题上没有见解，也没有读高深书、说高深话、写高深文章的能力，他们特长，或说优势，或说经验，就是个“混”字。像这等“人才”，好就好在皮厚，可作反面教材，使人们都知道何为混混。
就做学问来说，包括做教育的学问，高深的书还是要读的，否则就很难说出来超越日常思维的话来。但一定要清楚，读高深的书只有为了自己的思维高深、心性高远才具有合理性，若只是为了剑走偏锋，以使他人觉得自己高深，那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意义。
更重要的是，在教育学的领域中，有意义的高深只能是一个人在教育认识上的高深，借用其他领域既有的高深言辞来装饰自己，很明显是走错了道路。这样的个人若还年轻，就趁早改弦更张；若已不年轻，则须切记一定得深居简出。依着自己的性子，继续自己的兴趣，这也不失为一种好的和对得起自己的选择。至于说年轻人的改弦更张该如何具体进行，我以为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不便莽撞地给出建议。但是，有一个原则是永不过时的，那就是必须让作为研究者的自己“面向事情本身”，也只有这样，一个人的研究者身份才能够真正地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