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以来，我就期盼那些真正的思想家能够以现象学的态度，用现象学的方法，把自己典型思想的形成过程加以描述。在我看来，即使这种描述不全面（这是肯定的），甚至夹杂着虚假的成分，也是很有意义的。支持这一主张的最主要理由是，一代一代的思想者固然无法省去必要的尝试和错误，但从他们前辈的描述中总是能够汲取一些营养，进而能够提高自己思想的效率。在这一方面，科学研究领域就做得比较好，我们从媒体上并不难看到和找到一流的科学家对于创造性过程的经验分享。他们的分享不仅影响到了后来的年轻科学研究工作者，而且也让大众对科学和科学家也越来越具有了亲切感。恐怕也只有借助这样的机制，“一代更比一代强”的说法才更加靠谱。
当然会有人不完全同意这种认识，他们最充分的证据应是，科学的和思想的广度和深度总体上是与时俱进的。对此，我也表示基本同意，但需要补充说明一点，即客观存在的与时俱进，一方面得益于天才人物的出现，另一方面则必有一流的科学家和思想家对自己创造过程的现象学描述启发了一部分后来者。我们通常所引用的“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句话，要我来解释，一定会认为它在浅显的层次是指站在巨人发现的知识之上，而在深刻的层次则是指站在巨人创造性思维经验的基础上。
现实中有人慕名而就学于某位老师，如果仅是在知识的意义上慕名，尤其在现当代会特别没有意义。真诚的求学者，通常也不会主要为了能在未来享用老师的世俗资源，他们多半是想从真正的科学家和思想家那里获得思维上和精神上的启示。在现实的职业生活中，如果说某后辈不愧是某前辈的弟子，道义上必是指后辈的言行均能体现前辈的风格，而不是指后辈的所获均来自前辈世俗意义上的打点和照顾。回过头来说前辈们，过去我们讲究对后学者的传帮带，也应有分层次的意识。较浅层次的传帮带是规矩上的和习惯上的，比较高层次的则应是把自己创造性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描述出来，以便后学者从中有所感悟。
反思我们在大学工作的老师们，为什么现在空有助教的职称而没有了助教制度，原因一定能找到很多，而最为重要的应是很少有前辈有必要配备助教。今天的大学老师到退休之时也多精力旺盛，与多少年前70 岁、80岁的老人还要登讲台授课的情形截然不同。当然还有一个原因需要特别指出，那就是没有几个前辈能够在较高的层次上对后学者提供引领和指导作用。影响这一结局形成的因素至少有二：
其一是现在的大学对教师的教学方面要求没多么高，更关键的是学生对教师的教学也没有多么高的要求，遇到好老师，他们高兴，遇不到，好像也无所谓。因而，年轻教师在教学方面也没有急切的想获得前辈指导和引领的需要。再加上大学整体上“重科研、轻教学”的偏失难以纠正，他们在教学上也不会具有多么大的压力，说白了，只要不会被学生直接赶下讲台（这种情况在今天的大学几乎不会发生），他们就算成功了。
其二是年龄上已具备前辈标准的教师并不普遍地对职业的和学科的本质具有应有的认识和体悟，面对后学者他们也说不出多少能够超越常识的内容。即便是那些在广义的学术研究上有所成就的个人，也可能会因为缺乏元认知的能力和缺乏反思性研究的习惯而只有成果、没有招数，自然就给不了后学者多少有价值的东西。对于这种情况，我倾向于不批评具体的前辈研究者个人，这是因为在我们的文化思维影响下，莫说是一个前辈没有什么可传递的独特经验，即便有，为避免被人诟病，也不会轻易地“好为人师”。
很多年前就曾有人有意无意间做了与优秀的研究者反思相关的工作。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有：山西省社科院高增德等编辑的《世纪学人自述》和复旦大学葛剑雄等编辑的《当代学人自述》，但就我个人的阅读体验来说，既有的作为更是一种浅层叙事，真正认识论层面的反思仍然乏善可陈。所以，这一类书的人文价值传播价值和满足学术史爱好者兴趣的价值，远大于其在认识论上引领后学者的价值。
我不认为每一代的学人都是保守的，进而不愿把自己的心得和经验传授给自己的学生，应当说凡可传递的技能，他们大都能够倾囊相授。可惜的是哲学认识论素养的薄弱使得他们中的许多人，基本上没有走向以知识和理论为导向的劳动渠道，从而即便有良好反思习惯的人，也无法在研究的方法层面有什么超越常识的内容。
正是在此意义上，我格外期望每一个时期最优秀的科学家和思想家能够腾出一点时间，对自己的典型创造过程进行深度的反思。我相信这样的反思结果，就其价值而言，一点也不亚于他们在对象研究领域的创造性贡献。而如果没有了这种反思，或是这样的反思并无特异的效果，任何所谓学术的前辈也不过是某一航道中的年长者而已。许多学科的学术教育目前在研究方法上是欠账很多的，急需有道行的研究者提供个性化的创造心得，以使研究方法领域的专家能够在众多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归纳出具有普遍性的方法。对于作为前辈的研究者来说，总结一下自己一路走来的得与失，也算是履行了承上启下的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