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意义上的成熟中确实有个人选择的成分，但与自由的联系总体上是一种荒诞。在这一意义上，萨特存在主义的自由观，除了其思想上的深刻性，并不值得我们在纯粹理性的意义上给予肯定。尽管我如此判断，却也不影响对于社会学意义上的成熟，完全可以用萨特存在主义的自由观加以解释。我之所以不大欣赏那种自由观，主要是担心许多人会借用萨特的深刻思虑为自己肤浅的从众行为和鸵鸟思维打掩护。要知道许多人为了明哲保身，极为擅长用某些深刻的思想为自己的苟且偷生进行装饰，而众多这样的选择实际上成为现实中某种劣质文化心理产生的源头。
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劣质文化心理在环境适宜的时候会从边缘走向中心，那就使容括这种文化心理的生活世界逐渐没有了前路。这意味着我们生活世界的精神乏力、缺少合理的章法，其成员无论身处于何地，都像是不约而同地接受了某种弥漫于空气中的信息的控制，要么低着头无想望地前行，要么就是抬着头前行却两眼无神。远观他们的存在，着实觉得有些可怜，但真的要窥测到他们的内心，说不准会发现每一双无神的眼睛背后都隐藏着着一个功能齐全的精神系统。这是一个可以称为成熟的精神系统，它既能够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而自我调适，也能够深刻地抱着某种智慧的哲学而以不变应万变。
相比较而言，随着环境变化而变化，虽然很可能被保守主义者诟病，但从性质上讲是一种积极的姿态；反过来，那种以不变应万变的智慧，虽然能让人感受到老道与世故，却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消极状态。只不过是各自的选择通常基于各自的实际，特别是在生存压倒一切的情境中，每一种姿态都没有什么好或不好，套用一句曾经的时髦语说，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而难以启齿的是，对于这种我自己并不大认可的理念，竟然让我在这里顺理成章地说了出来。莫非是我的内在立场悄悄地发生了改变？应该不是。那就只能说我不大认可的那种理念的力量不仅巨大，而且更能契合特殊时期和特殊情境中的人的心理需要。
一定有这种因素的影响，我们的生活世界中，这样的理念几近于时下的主流生活意识形态，从而所谓公共的和普遍的精神性标准完全成为一种过时的东西，代之而起的当然就是极端个人主义的、在个人那里可以具有绝对性的精神标准。通俗言之，谁占山为王，谁的标准就是好的和对的，近似于“成王败寇”的古典信条。作家王朔曾说，普通人在路边停车可被视为不文明，又是贴单又是罚款的，但有关人员在原地画个白框框收费，则属于文明。这里面的标准的确是既深奥、又有趣的，但其实质也无外乎孰强孰弱。如果我恰好是一个需要在路边停车的人，而那时的地上也没有白框框，那我内心也会希望自己在有关部门有个把熟人。
倘若实在没有那种熟人在有关部门，我就只能侥幸乱停，万一遇到贴单的，也不会与人家争执，最多也就是不向人家说软话，自认倒霉而已。说实话，这样的事情我的确遇到过的，我的应对正如我的陈述。而我之所以不说软话，自认倒霉，完全是基于自己的两个判断：一是不认为人家有理，二是真认为人家有力。无意中把话说到了这里，其实已经歪打正着地接近了事情的本质，即比较流行的社会学意义上的成熟，本质上是一个人能够在理和力之间寻找到最佳的平衡点，并能够根据不同情境中的理与力的动态变化而调整自己的应对策略。这样的成熟体验，是绝大多数人都会有过的，但能够使这种体验持久的个人就不是很多了，那么这种不是很多的个人，也就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成熟人。
这样的人首先并不必然不好，充其量只能说他们算不上彻底的好，因为他们对力的服从和对理的搁置，主要是为了确保有利于自己的存在状态，并不以危害他人为必要的前提。而且，在极为现实的生活世界里，这样的成熟人往往还能为周边的人们化解各种难题，重要的是他们化解难题的原则和方法恰恰是处于困境中的人所无能使用的。对于正好处于困境中的人而言，又有什么理由认为他们的成熟有什么不好呢？其次，这样的人整体上比较聪明的，这里的聪明不只是智力意义上的，也包括情感意义上的聪明。旁观者也许会觉得他们很多时候是非不辨、立场模糊，殊不知他们对于是非的判断不仅没有瑕疵，甚至会明显优于批评他们的人。
至于他们的立场，其实一点也不模糊，只不过是不能一以贯之。他们会依据情境的变化而对自己的立场做出策略性的应变。我觉得对于这样的应变，也不能草率地加以指摘，反过来应当从中体会他们的苦心和辛劳。面对生活世界中的“理”“力”，再加上“利”，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梗着脖子硬做君子和好汉，也许不难有君子的心理体验，却难得惬意的日子。说来说去，说得我好像也是非不辨、立场模糊了。反思自己的认识，应当说我不会在笼统的意义上反对所谓社会学意义上的成熟，这就像人们无不喜欢无污染的食物，却不会因此而拒绝一切有污染的食品。在今天，如果有人在这个问题上过于认真，那他差不多会被活活饿死。
同样的道理，我们至少对于日常生活世界里的是非不能过于认真，否则一个小时也走不完一分钟的路程。水至清无鱼，人至察无徒。忽忽悠悠地活着，可能才真正符合大自然的安排。然而，如果把这样的姿态毫无纠结地带到非日常生活领域，那我们整个生活世界的味道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可惜的是这种情况根本不需要我们做虚拟的假设，我们的很多非日常生活领域已经被那种勉强适用于日常生活的是非不辨、立场模糊姿态占据了。这应该就是众人深感前路迷茫的主要原因，因为在此之外的问题，好像都没有多少解决的难度，唯独这一点似乎把世界上的奥数冠军请来也无济于事。
这样的姿态正在让我们的生活世界从平庸走向庸俗，最终的结局只能是一团乱麻。令人惊异的是，众人却越来越视之为平常；更令人不解的是，许多人竟然把穿梭于其中弄潮儿誉为有智慧的人，这简直就是对智慧一词的亵渎。一个人在现实因素的影响下，不去做应该做的事情尚可被谅解，倘若他主动地去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就不好被谅解了。一定就是因为依据了这个道理，季羡林先生才有了“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的高论。在我们汉语中，不说真话之谓“瞒”；编造假话之谓“欺”。在具体的情境中，“瞒”也许出于某种不得已，而“欺”则纯属有意识地为恶，因而也比瞒更受道德的指责且不可原谅。但这也就是一种理性的说辞，众人在目睹善于“瞒”与“欺”的个人大概率成功之后，就会毫无压力地丢弃这种理性的说辞。
要说日常生活中存在这样的情况也不算什么事情，毕竟人上一百即形形色色。可现在的麻烦是，这种可存在却不值得称道的雕虫小技，正被一些像模像样的人演绎得有模有样，甚至有人能把它上升到智慧的高度。这就有一点闲扯了！我以为，知道是非，但有意模糊是非，以图浑水摸鱼，只要当事人不直接损害他人的利益，还可被众人放上一马；但如果把他们的想法和做法当作智慧并供他人学习，那就是我们文化的而悲哀了。试想我们会因此而获得文化的自信吗？当然是不会的。不仅不会，而且还会因此而到处碰壁，遭遇到意想不到的大小障碍。从这个角度讲，要想做点正事，并把正事做正，无论是个体还是组织，恐怕都需要果断地摒弃只讲庸俗的利益而不讲是非的文化心理。
人世间无疑充满着相对，但同样也不缺少绝对，而且相对的和绝对的信念之于人的生活实践同样必要。只讲绝对，生活世界就成了一架机器；只讲相对，生活世界就成了一锅稠粥。恰当的策略或应是，在非原则性的事情上可以讲一些相对，而在原则性的事情上只能讲绝对。哲学家萨特的意思是：如果因为害怕犯错就骑墙的话，那么你绝对会犯错。一听这说法就知道萨特不是我们同族的人，我们文化中人的骑墙一般是不会为了对和错的，绝大多数情况下应该是为了获得当下利益和为了规避未来的尴尬。这就是我们文化的现实，简单地肯定和否定都少有意义，只能说站在公义的立场上，我们的文化在新的挑战面前应当做出应变的姿态。我们当然也可以不加改变，但那就需要我们在综合的力量上占据无与伦比的优势，以便置各种不理解、不认可、不尊重、不合作于不顾。
可真的那样了，好像也没有什么意思，何况要取得综合力量上的绝对优势也没那么容易。真正有力量的个人和组织，是不会在道义上有所亏欠的。所谓的降维打击者，一定是具有软硬兼施资质的主体，他既要拥有几筐子胡萝卜，也得拥有几捆子棍棒，这样才能自如地实施“胡萝卜加棍棒”的策略。我经常提到一句话，巨人不需要方法。以此为前提类推，巨人也不需要成熟。进而言之，巨人是什么样子，方法和成熟就是什么样子。如此一想，那些知道是非却模糊是非的成熟者，其实只能是有点聪明却尚未强大起来的个人和组织。待到他们力大无比之时，便无需模糊是非，只需把他们本就知道的是非拿将出来，并以此为据臧否人物、判别事物，坦坦荡荡地立于天地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