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个地方有没有文化，对于外地人来说，主要依据历史的记载和评价，对于本地人来说，所依据的则是自己的感觉，还有就是在本地世代流传的故事。把故事放置在后面并不是觉得它不太重要，而是因为它比较独特。陈平原在《大学排名、大学精神和大学故事》一文中说，“故事和传说，对于一所大学来说，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很重要的文化财产”。对于这种说法，我是非常认同的。把这个道理延申到大学之外，说一个地方的文化，如果没有与众人有关的故事和传说，几乎没有办法说明一个地方与文化的关系。
进入现代社会，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是清一色的水泥钢筋加媒体技术，倘若没有符号性的标识，是很容易“反认他乡是故乡”的。有机会走进一个地方，很快就会发现，当地人为了让外客能够欣赏到本地的独特，一定是要把客人引领到“钉子户”一样的历史名胜古迹的。
凡称得上名胜古迹的地方，首先是古色古香的，即便没有唐宋的气韵，最差也得是民国时的建造。但仅此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建筑这种东西虽然具有可直观的优势，却只能让人睹物思境，充其量也就是能让人有瞬间的感慨，一旦离开它，便会被其他事物所引发的观念替代。
所以，必须有故事，而且必须是能够引起人们共情的故事。根据人心理运动的一般规律，能够引起他人共情的故事，并不在于故事本身的立意和结构，关键在于故事的主人公与他人有怎样的联系。
比如，有外客到我的故乡河津，我们为了彰显家乡文化，就不能首先给他讲某村近古时期有个天才的书法家叫许成贵，通常是要给外客首先讲一讲卜子夏、司马迁、薛仁贵的，原因是这些人物首先属于中国，然后才属于我的故乡。遇到对古代不感兴趣的外客，我们则会讲到绥远起义的董其武，至于本地人熟知的几为老地下党员的故事，我们是不会去讲的。
这些故事，其实就是我们在短时间内能够展现给外客的本土文化。反过来讲，如果没有这些故事可讲，仅让外客观瞻“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街景，那本地的印象在外客的意识中是不可能有文化元素的。
当然，讲故事的前提是必须有故事，而且有可讲和愿讲的各种故事。毕竟任何一个地方多多少少都是有些故事的，但不是所有的故事都可以讲与外人。讲故事给外人，并不是要交代自己的家底，而是要有意识地塑造自己的形象，因而故事一方面必须有历史的存在作为基础，另一方面则必须有历来的人们不断地进行创作。陈平原说：“人的“记忆”并不简单，有很大的选择性，我们只记得我们愿意记得的。”一个地方的故事自然也是历来的当地人不断选择和加工的结果。
今天的故事是比较少的，往后应该还会越来越少，这就使历史上的故事显现出更大的价值，有眼光、有格局的人们一定会对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倍加重视的。希望他们在可能的情况下，不要只是简单地把钱财都花在比较烧钱的物质性的开发建设项目上，最好能创造性地唤起一大批有意愿和有能力讲本地文化故事的人。有了故事，一个地方就有了文化的色彩。
我们都知道曹雪芹写了《红楼梦》，因《红楼梦》就有了上海和北京两地的大观园；我们都知道陈忠实写了《白鹿原》，因白鹿原就有了白鹿原的旅游线路。
我们不妨看看白鹿原的介绍：“白鹿原一个深情而神秘的地方，闻名遐尔。‘白鹿原民俗风情旅游区’地处西安市东南，白鹿原腹地，鲸鱼沟中上游，距西安20公里。白鹿原自然环境独特，东南依山，三面环水，风成黄土堆积台原面积263平方公里，海拔高于西安300米，虎视十三代古都，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历代王朝长治久安的天然屏障：土层厚达百米，土壤肥沃，农业发达；地下水蕴藏丰富，鲸鱼沟水万古长流，水质甘冽甜润；空气清新，天空湛蓝，四季分明。白鹿原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是古代金、元、羌等少数民族杂居及其与汉文化融汇之所。民风淳厚，传奇色彩浓烈。”
试问在陈忠实的《白鹿原》名世之前，西安之外的人们可曾听说过白鹿原？再联系到山西祁县乔家大院因《大红灯笼高高挂》而迅速走红，足以说明讲故事与一地方文化形象塑造之间的特殊的联系。
我们山西是充满了历史文化故事的，可惜的是少有人去讲他，或者是有人在讲，但形单影只，难以形成阵势和气候，从而难以受到外省人的关注。严格地讲，本省人也不太了解这一方面的事情。我们的作家很可能不少，但讲山西故事的出类拔萃者难有听闻。
中国作家网有资料显示，截止到2020年，“山西省作协现有团体会员20个，个人会员3000余人，荟萃了我省文学界的人才精华。”这个规模不知道大不大，但感觉上也不太小，有多少成绩且不说，总之山西的文化形象塑造与他们的关系好像并不是很大。
近多年来，山西深感资源型经济的局限，开始重视文化旅游产业，但主要的精力还是花在集体意识中的类似云冈石窟那一些重大项目上，实际上真正能够被人们认定为一地方文化的并不是那些事物。想一想，云冈石窟与山西文化有什么关系？它其实只是在山西，本质上属于中国。
再想一想平遥古城，其意义主要在于它“是中国境内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座古代县城，是中国汉民族城市在明清时期的杰出范例”。进一步说，这样的县城在古代遍地皆是，可惜所剩无几，严格地讲，也不是山西的文化形象。
走进各种大院，我们能看到和想到什么呢？我观察过来来往往的游人，所听到的基本上是对大院主人财富的感叹，至于什么文化，恐怕只是个别专家、学者口中的说辞。
外省人谈到山西，多涉及煤炭、煤老板，大院、古城，阎锡山、五台山，云冈石窟、壶口瀑布。这些自然、人文的人物、事物的确都在山西，但与山西的文化实质真的少有实质性的联系。
煤炭并非山西独有，即便是山西曾经的煤老板，也不都是山西人，即便都是山西人，难道做老板还有什么山西的秘密？大院是什么？就是比较大的家院，是财富的标志，也是人丁兴旺的象征，哪里的有钱人不具有同样的心思？阎锡山是个人物，但他隶属于超越了山西地方的文化谱系。五台山在山西，但它的名片上一定印着“中国四大佛山之首”。
至于壶口瀑布，本就在山陕两省之间，只不过是在山西一侧的观瞻更具审美的优势。因而，若要把它与文化拉在一起，最多也就是说说黄河的文化，山西只可分有之。
说了这么多，并不是在否定山西那些符号物的意义，而是说那些符号远远没有反映出山西这块土地上的人民自己创造的独特的文化。就说云冈石窟，那是北魏的统治者从西域带来的第一流的雕刻工匠的创造，莫说不是山西人，甚至都不能说是大同人的创造；五台山的佛教建筑，想必一定有山西当地的百姓做苦力，但建筑的样式岂非异域佛教建筑的复制？那些大院，无论有多大规模，有多少数量，无非是表达了财富的等级，我们总不至于把有钱本身当作文化吧？
作为今天的山西人，我们想知道运城作为中国仅此一处因盐运而设城的地方，曾经发上过多少与盐运有关的故事；我们想知道从1370年至1417年，明朝先后数次经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处向全国移民过程中的悲欢离合；我们想知道思想、气节、艺术、医术无一不精的传奇人物傅山的故事；…… 我们想知道的还有许多，但没有人去讲，我们是听不到的。今天的山西是艰难的，论现代不如东部，论古朴不如西部，大概也只有过去的事情还能够说道说道，那就不能浪费了老祖宗留下的这块宝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