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研究者都是在人事体制和学科体制下工作的，这是认识活动本身不断深化和认识效率追求不断提升的必然结果。在这种情况下，类似“民科”那样的研究者，即便真实地存在也很难有所成就，根底的原因是仅仅依靠个人的天赋和独立的思考已经很难再有新的知识性收获了。退一步讲，即便那个“万一”出现了，这样的研究者也很难寻找到一个被体制下的专业工作者认可的传播方式。尽管现在的媒体、网络技术高度发达和方便，这样的研究者不至于站在城市的广场卖艺式地自说自话，更不至于让自己的成果与小广告共享空间，而是可以使用自媒体进行发布，但除非有兼备见识和胸怀的成功者愿意正视，否则，这样的研究者无论实际上做成了什么，最终都只能沦为一段笑话。
仅从这一事实出发，就可以说纯粹的个人研究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在今天，一个研究者也可以有自己的个性化追求，甚至可以缺席任何共同体的仪式性活动，但必须遵从学术共同体的价值和方法，才能够取得共同体在不同意义上的接受和认可。无论一个研究者如何地个色，只要他没有条件和心志去做闲云野鹤，总还是要从体制中获取生活资源的。正是因为这一点，研究者个人也需要让渡出自己的一些权益，比如完全的自我选择和独立判断，而且不可以为自己因此受了多大的委屈。要清楚一点，即人世间的事情从来不是，永远也不会是无条件自主的。无论你是否接受，到终了都会发现各种的事情原本就是各种的生意。
既然是各种的生意，个体只有自觉依从或不自觉契合了生意的规则，才能够以本取利。相反的，如果一个人天生就不是做生意的材料，或是心里也知道生意的原理却一门心思地想天马行空甚而企图空手夺刀，那就只能靠天吃饭和祈祷风调雨顺了。但问题是上天与神仙也有自己的难处，这也就难怪大多数人的人生总会有八九成的不如意。一定有人疑惑，难道做研究这样事情，也会和日常的生活共享一样的道理吗？按理说还真不会，可在现实的意义上，我们只能说不应该会，因为现实的研究者的确在从不纯粹的研究规则中受益或受损。细察其原由，其实也不复杂，应当说显而易见，那就是研究者所在的体制具有人事的和学科的双重性质。
学科性质的一侧没有什么可议论的余地，真假、高低的衡量均有认识的标准可以依循，但人事性质的一侧就迥然不同了。据说智慧的人多愿意附和“水至清无鱼，人至察无徒”的教条，他们通常也有策略让那些喜欢至清和至察的戆大在深水里潜游，同时也乐于不辞劳苦地启发、引导那些不喜欢至清和至察的活络人在风生水起的地带搞联欢或做团建。我真的见过熊猫一样珍惜的榆木脑袋，他们愣是把研究的世界想象得格外严肃和有意义，参加上一次名字很有质感的论坛或沙龙，口音都能够改掉三成。殊不知他们自己不过是买票观瞻了一次次形式大于实质的演出，只不过是偶尔被拉去做了群演，便误以为自己已经踏进了学术界的大门。
这样的错觉已经耽搁了不知多少有理想的青年，直至他们有一天幡然醒悟，才发觉一切都难以改变。而这种结局如果对一个有志于研究的个人属于意料之外，那么能为此负责的恐怕也只有他自己。因为，人类认识的历史积累足以让研究者从中获取德性的楷模和技术的标准，只怪他们未能自主地留意历史中真正有意义的遗产。他们很可能少有思考地跟从了现实中的活络人，从而捡了芝麻却丢了西瓜。历来真正的研究者都是倡导认真的，但现实中的活络人却可能脸也不红地告诉戆大们不要太认真，这其实就是目前我们研究领域，尤其是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一个侧影。
说实话，早已经有直率的人对这样的侧影进行过批判，但效果好像并不理想，在某些局部还引发了更大的反弹。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也不必过于悲观，反倒是应当给与充分的理解。读者切不可因此觉得我是个乡愿，须知我从开端处就没有计划讨好谁或是惹恼谁。在我的意识中，具体的活络人从头至尾都只是一种背景，我是从主题运动的趋势上判断出我们的研究领域最终还是充满着希望的。非常有必要指出，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后发现代化的国家来说，目前研究领域所呈现出的所有问题，都是进步转型过程中的自然现象。在一百年出头的时间里，我们几乎是在慌乱中从古代直接切换到了近现代。
在文化碰撞的过程中，知识精英的指导思想，从最初的中体西用，到随后的中西并存，再到并没有立足的西体中用，其间的纠结和艰难可想而知。具体到探索性的研究，科学和技术领域的研究者尚能做到萧规曹随，而在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研究者照猫画虎的事情至今也难以做到。由于非经验哲学的认识论教育和非实证研究的方法规训至今难以到位，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如果不是自修自得或是亲赴国外接受地道的学术训练，所谓的研究在他们那里大致是有名无实的。抛开所谓情面，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整体上固然不存在勤奋与聪明上的欠缺，但认识论素养和研究方法上的不足事实上已让他们无法不陷入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境地。通俗而言，研究者普遍缺乏认识论意义上的许多标准和规范，从而，“做研究”在他们那里无法不被转换为“写论文”。
要说起来，写论文也是研究者的必要功夫，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从无数的论文中基本上意会不出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创造标准和方法规范，换句话说，岂不是无数论文背后的、作为研究者的作者对研究本身的不甚了了吗？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当然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这个问题不仅未被研究者普遍自觉到，而且未被培养研究者的学术教育机构和相关的专业人员真正地认识到。由此促生了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一种怪象，即除了极少数卓越的研究者之外，这一领域的人们基本上不会用认识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和衡量别人。当他们情不自禁地想表白自己或评估他人的时候，自然就只能使用外在的、形式的标准来形成陈述，并天长日久地铸成了一个时期特有的学术文化。
这种学术文化的个性就是它的不纯粹性，而在这种不纯粹的学术文化中，非认识因素所占的比例，不见得在数量上占据优势，但在重量上是绝对不容忽视的。这种情况虽然不是真正的研究者所乐见的，他们却也不必为此而黯然神伤。应当相信，随着学术事业的更新迭代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进程延续 ，先进的和本质的标准必将赢得所有人的敬畏。尽管黄钟毁弃，瓦缶雷鸣的现象时不时总有出现，但新生一代的研究者已经逐渐在辨别真假、高低的能力方面超越了他们的前辈。看到这种迹象，我们对于研究领域的未来就没有理由再行悲观。再多考虑一点我们离自己的古代实际上很近这一事实，就能理解目前存在的、尚未来得及清理的沉渣，已经踏上了穷途末路。经验表明，新陈代谢也需要一个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