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着已有的样子做，不仅自己心里踏实，也容易得到他人的认可，但不能忽视这样也更容易被他人无视。那就反过来照着自己的意志做吧。这样也不是万全之策，这样的做法通常都很难混入被他人无视的范围，因为他人连同你的存在都无感觉。因而，无论哪一个行业的哪一个个人，总是要从模仿他人的样子开始的，而模仿也无疑是人类学习的第一方式。明确了这一点，学习者就不会觉得模仿是一种低级的行为，而是能充分认识到模仿在个人进步和发展中的必要价值。
许多人在中学时代的作文练习中都是有过模仿经历的。我的同学中就有许多模仿鲁迅和朱自清的，他们还因此受到过语文老师三番五次的表扬。大作家中也不乏模仿他人的，当代的陈忠实和莫言就比较典型，据说前者模仿过柳青的小说，而后者则模仿过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如果模仿在他们的文学创作成功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一定是因为他们首先选对了模仿的对象，其次在模仿中实现了对模仿对象的超越。
从中抽象出一般的道理，大致就是：一个人要做好一件事情，有意义的模仿是必不可少的，而一种模仿是否真的有意义，主要取决于模仿者是否选择对了模仿的对象和是否能够在适当的时候超越模仿的对象。两者相较，对于模仿对象的选择应该更为重要。我们不得不承认雄鹰会带着小鹰飞向苍穹，而耗子只能带着它的追随者奔向地沟。
那怎么就能实现对模仿对象的正确选择从而避免像小耗子一样奔向地沟呢？我觉得要弄清这一问题，还是要深入到生活世界中，从人之常情出发去追寻选择的智慧。而在这个问题上，最重要的人之常情莫过于人们总是要选择在某件事情或某个领域的成功者作为自己的模仿对象。如果我们的思考到此为止，即不再追究与此问题相关的任何细节，那么这个人之常情便是无可挑剔的。说句潇洒的话，不去模仿成功者，难道要去模仿失败者吗？
稍有理智的人都知道对成功者的模仿才是明智的，因而这一选择不应该有问题，如果有问题，也不是选择者的问题而是成功者的问题。不过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具体来说，成功者那里固然是可以是有问题的，但能够自以为恰当却客观上选择了有问题的成功者，说到底还是有选择者自己的责任。这里所谓选择者的责任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表面上相同的选择不当背后很可能隐藏着性质完全不同的主体责任。我们至少能够罗列出以下两种情形：
其一是选择者因心性的幼稚和阅历的短浅而产生模仿对象选择的不当。在这种情形中，模仿者通常会对成功的实质认识不清，进而只能从表面上和枝节上理解成功，不知不觉中就跟着耗子钻进了地沟，等到回过神来的时候为时已晚，其中的许多人也就将错就错，在佯装镇静的前提下破罐子破摔。
其二是选择者因心性相对成熟，自觉地接受某种消极的价值，主动选择模仿客观上也算稀有的消极对象去模仿和追随。只是要说明，众人意识中的消极在他们那里并无半点的意义，他们的选择就其性质而言几近于卖身投靠、认贼作父。虽然做了如此的判断，我们也不会否认这后一种做法在现实的生活中反倒能高效率地取得他们所需要的成功，从而使其虽明显失于道义却始终拥有市场。
客观地讲，不管有多少人向他们投去蔑视，但他们的能量及其发挥的程度到目前为止还是可圈可点的。这并不是一种好的现象，或者说这就是一种坏的现象。这种现象的有市场，仅仅能够说明生活世界的精神文明建设任务艰巨，只能说明道义的威力正被各种因素牵制和钳制，除此之外还能够说明什么呢？也许翻滚的浪潮夹带着泥沙的确更利于厌弃道义的人们浑水摸鱼，但当浪潮退去之后，什么人没穿衣服必然是清清楚楚。
个体的人生是有限的，但也不要想当然地以为社会的进步永远是牛年马月的事情。好比一个人百事缠身，一时还顾不得处理那些琐碎的小事，一旦这个人把一些大事处理完毕，解决那些琐碎的小事将不费吹灰之力。许多年轻的人对1980年代的严打是没有概念的，那就在闲暇的时候去了解一下，这也许对纠正自己的侥幸心理会有些作用。在文明的现代生活中，那种原始的、低劣的精神，该丢弃的就得丢弃，否则一个人即便是脑满肠肥、腰缠万贯，也没有半点值得称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