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来就有人觉得不涉及学校课程与教学的教育理论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教育学的专业人员可以对这种说法不屑一顾甚至大加批评，但第一不可能让人们心服口服，第二几乎没有悬念地会让自己的心情更坏，第三对教育学在实践领域的境遇改变没有丝毫的作用。这多年，就业形势不太好，高考考生和他们的家长对大学里的专业更为关注，借助了这一变化，高考志愿填报专家应运而生，于是网上就出现了最坑人专业的排行榜。也许是因为教育类的专业在过去就没有多少人主动地光顾，因而在目前的十大坑人专业中还没有“教育学”的影子。但明白人十分明白，依照高考志愿填报专家的标准，教育学什么时候上榜完全取决于他们的心情。
大学在这种就业导向、需求至上的大背景下，也开始琢磨既有专业的改造问题，我估计教育学专业迟早会遭受下课或悔过自新的命运。如果无法自新，也很难免被类似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康复教育这样的好像与教育沾边实则于教育离题万里的专业所替代。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这种预测绝非虚妄，要知道敏感性较强的师范院校已经没有多少家还保留着教育学专业，大都已经实现了应用转型，更多设置了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和特殊教育专业。你还真不能说这样的变化有什么问题，但这中间的确存在着难以述说的种种问题。而最值得我们警惕的是，随着教育学专业的边缘化继而彻底退场，谁还会去考虑一般教育理论的价值呢？
说来说去，又回到了最初的问题上，即不涉及学校课程与教学的教育理论究竟有没有什么用场。与此相关的具体情况是，学校里的教师的确只觉得学科的教研员或者学科的同行才是他们的自己人，而偶尔遇到的一般教育理论研究者则是可有可无的。我们当然可以据此来说大多数的老师实际上只是一个教学工作者，从而只关心学科教学上的事情，也因此，他们作为教育者成色总体上并不理想，但这就是活生生的现实。而且，此种现实的改变显然不能指望广大一线教师的自动觉悟，所以责任还是主要落在了教育理论研究者的身上。这倒不是意味着教育理论研究者需要挖空心思地迎合广大教师的心愿，但考虑他们的角色及其连带的问题还是非常必要的。
那种适于整个教育领域的抽象判断在认识论的意义上无疑价值重大，但如果这种判断确实揭示出了真理，那它起码会存在于最卓越教育者的言行之中。也就是说，一个学校的学科教师完全可以通过模仿和追随最卓越的同行而达到教育上的要求，他们还是可以不重视甚而不理会一般的教育理论和那个领域的研究者。在这种情况下，教育理论研究者就只好告诫自己通过谈论教师最关心的教育事件来显现自己所把握到的教育真理。只要真的把握到了教育真理，并能够将其融汇于日常教育事件的谈论中，教师便没有不接受的道理。
现实中的阻障应该不止于教师这个群体，更会存在于学校管理者那里。具体来说，以校长为代表的学校管理者的教育视野和价值思维。将直接决定着整个学校的教育工作境界。如果管理者实质上把学校视为应试的工场，那教师就是以培养优秀考生为目的的能工巧匠；如果管理者实质上把学校视为教育方法的实验场地，那教师就是以确证新教育方法更为优异为目的的行家里手；同样的道理，如果管理者把学校视为培养人的教育机构，那教师就是各有千秋的教育劳动者。
严格地讲，一般教育理论是最为抽象的，因而也具有最大的普遍价值。就其内容来说，一般教育理论应被所有的教育工作者所有，原则上每一个教育工作者都应该将其作为必修课去学习。但也正由于它的普遍价值和一般性质，因而就失去了能够针对局部和阶段性教育工作的可能。而当一种东西不管是必然还是应该为所有人所有时，它也就无法避免被所有的人忽视的命运。当然，一般教育理论被几乎所有的实践者忽视，大概就是我们的教育尽管表面上充满活力但其内涵和水平并经不起推敲的主要原因之一。这可能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并不只是我们中国教师的特色。
只要接触过异文化领域的教育工作者，就会发现他们并不比中国同行具有更多的情怀和更高的境界，他们一样比较重视现实的收益。如果要说两者有什么样的不同，可以大致表述为：中国的同行所重视的是世俗意义上的现实性，而异域的同行则尤为重视人的发展意义上的现实性。进一步说，中国教育工作者所重视的是父老乡亲所关注的学生分数和升学方面的成绩，而异域的教育工作者则会书生气十足地关注那些鸡零狗碎的认知、情感、价值、技能等具体的目标实现。所以，可以想象到老百姓更喜欢或更害怕中国教育工作者，那些书呆子一样的教育理论研究者则可能更欣赏和敬畏异域的教育工作者。实际上，他们双方都是比较现实的一群人，只是各自现实的侧面不大一样而已。
再说异域的教育工作者对于世俗意义上的学生分数也不是毫无关心，而中国教育工作者也不是一点也不关心所谓人的发展意义上的收益。我们先举一个美国人的例子吧。大卫·G·阿姆斯特朗等著的《教育学导论》中提供了如下的事例：
——玛丽亚是一位刚工作一年的教师。她希望她的课能激发学生的兴趣。最近，校长听了她一节课。课后，校长说，“你的课很有意思，班上每个学生都很投入。不过，你得记住，考试分数很重要，家长希望我们获得高分数，我们可承受不起分数降低。我们希望班上的学生个个都能获得好成绩。如果我是家长，问你今天的课与考试内容有什么关联，你会怎样回答呢？”
看完这个事例，如果我没有预先说明它来源于美国的一本书，难道我们不觉得事例中的校长对于我们来说十分地亲切吗？而反观我们中国，学校对学生分数的关心客观而言是中观和微观层面的机制运行结果，并不是教师们的主动选择。你若问谁是最痛恨应试教育的人，我以为绝非义愤填膺的教育理论家，而是奋斗在教育一线的学校教师。走进教育实践领域，我们就会知道中观和微观层面的机制运行已经让老师们除了追逐分数，都不知道还有什么目标值得自己追逐。当我们三番五次地强调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的时候，可曾想到过一线教师的工作负担也一样的繁重。分，分，学生的命根，难道不也是老师的命根吗？那些在课外辅导市场中如鱼得水的部分教师之所以能够旱涝保收，不就是因为他们在制造理想的分数上有一技之长？
令人欣慰的是，课程改革的春风一直没有停歇。从2001年至今，中国基础教育领域不是正在而是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不得不承认今日学校教师的教育知识已经完成了更新迭代，至少在工作语言上已经能够体现现代教育科学和心理科学的影响。这还只是教师专业发展方面的变化，在另一面，引导学校教师和管理者提升教育工作的境界也成为街谈巷议的内容，其中的典型非“教育家精神”被广泛讨论莫属。虽然对分数的追逐必将延续很长的时间，但“立德树人”的理念已经借助中国智慧在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心理世界扎根。照着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学校的教师和管理者迟早会把注意力分配到一般教育理论领域。
我之所以敢于做出这一判断，一是因为在纯粹的学科教学层面和科学思维范围内思考和行动，只能使人的视野和格局越来越有限；二是因为只有从一般教育理论中。人们才能获悉人类最高层次的教育理想和智慧。所以，一般教育理论研究者也不必心急火燎地往实践的方向奔赴，还是需要坚守自己的初心，时时提醒自己的职责和使命是什么。理论研究和实践行动本为一人之两职，是历史的发展促成了两者的分离，从而有了实践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的分化。做平常的教育事情，是用不着一般教育理论出面的；但要遇上不平常的任务，或是有人立志要做出不平常的教育事情，他除了求助于一般教育理论，还真的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