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地方一旦被建设为风景区，风景也就随即消逝，留下来的只是被有心的人精心建筑起来的概念，到了那里的人需要把更广阔的世界框到风景区之外，并以此取信于未去过那里的人。他们之所以如此地刻意，无非是两方面的考虑：其一是提醒自己确实实现了“到此一游”；其二则是为了避免别人对自己“到此一游”的有所质疑。就像一个人的确去过海南，但它的留影中却没有一棵椰子树，即便他自己心知肚明，却也无法阻挡他人自信的怀疑。或因此，风景区的价值倍增，从而使一般意义上的旅游给与旅游者的，也只是一种可以在回忆中心安理得地说自己到过某地的说辞，除此之外，并无多余的意义。
这就如同有人问我是否去过西藏，我是可以说去过的。见对方有一丝的怀疑，我便翻检相关的照片，其中有在布达拉宫前的，也有在雅鲁藏布江边的，但我几乎毫不迟疑地选择了前者出示给对方。原因显而易见，即是布达拉宫是独一无二的，而流淌的江水如果没有与藏族文化相关的符号物相随，谁又知道那江水归属于谁家呢？从这个角度看，风景区实为人取材于自然进而做主观建构的成果，它会随日月流变而越来越成为一种符号，最终成为一个地方的代表。在此过程中，自然世界的整体性是被数量有限的符号所遮蔽的，但也正是这种天生就带有缺陷的过程使人从动物世界中脱离了出来。
恩斯特·卡西尔想必就是因此而把人视为符号动物的。基于他的“符号说”来理解人与动物的区别，结果便是人存在于“符号”的环境中，而动物则存在于“信号”的环境中。进而，动物只能通过对信号做出反应而本能化地生存，人则能运用符号形成命题，继而用命题建构起精神的、文化的和思想的系统。结合现实的生活，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设想出以下的两种可能性：一是人可以使用符号建立一种基于规则的观念系统，并使其成为自己存在和运动的框架；二是人可以使用符号建立一种超越现实的理想世界，并使其成为自己奋斗的目的。
实际上，这两种可能性早已经成为现实性的存在，其具体的表现是，人既生活在自己创造的藩篱之中，又生活在自己创造的理想之中，前者使人更容易现实和平庸，后者使人更容易超越和卓越。可以看出，我们这里所讲的人还是抽象的人，具体到生活世界中的个体，情况就比较复杂了。我们一方面会发现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心境下，会有对两种可能性的自主选择，另一方面又会发现不同的个人对两种可能性会做出自主的选择。通常情况下，并不存在心性纯粹的个人，真实的情形是具体的个人会通过权衡，把两种可能性中的一种视为重中之重。
具体地说，有的个人会以现实为重，兼顾理想；有的个人则会以理想为重，兼顾现实。这两种选择的高低、优劣并不好判断，但各自的内涵和不同选择者的自我感觉，会有很大的差异。选择了现实的人，无疑比较容易走向世俗，但也不必然如此，因为现实主义的思维中也是可以包含利他的和高尚的目的的。话又说回来，如果一个人并不拥有利他的和高尚的动机，那他的现实主义就很容易滑入世俗，甚至会导致思维上的短见和人格上的狭隘，这样的人在生活中并不鲜见。
这样看来，选择了理想的人似乎要更趋于积极一些，不过这种积极的结果也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具体的个人在选择了理想的同时必须选择为了理想的实现做出理性上的努力，因为那种只有理想而不去实现的个人，很可能还会因厌弃世俗的事物而一无所获。可见选择什么样的方向固然是第一等的重要，但务实的和理性的努力也必不可少。比较理想的状况自然是一个人既能够为自己设定理想的目的，又能现实地具有实现理想目的的能力。切记我们这里所说的理想是特指与世俗性的现实相对应的浪漫性的理想，而非指一切个人在一切方向上的目的性设想。
聚焦到世俗性的现实选择上，目前最令人关注的事情莫过于许多人对连带着实际利益的符号物的无原则追求。这种状况使得一些在理论上应属于积极、可取的事物客观上已经面目全非。
君只见红旗飘飘在山岗，却不知巧取豪夺已惯常。原本神圣的事物被投机者的利欲污染；原本高尚的事物被盗窃者的贪婪抹黑。更令人遗憾的是，许多未谙世事、半清醒半糊涂的菜鸟从一开始就被误导。我承诺自己并没有夸大其词，在这一问题上，我根本用不着引用间接的证据，因为我好多次看到一些原本眼神清澈、心性良善的年轻人，在那种利欲熏心、贪婪成性的所谓成功者的引领下，已经迷失了方向，连同他们原先或英俊或美丽的面容都开始变得模糊和趋于扭曲。
说真的，我真的为他们感到伤心，而且发自内心地不再想与他们有半点的交往。虽然我也知道，这种年轻人的心灵变形，在很大程度上是外因的作用，但他们自己还是应该承担大多数的责任。我当然也为他们的未来感到遗憾，毕竟人生只有一次，一个人原本正常的心性被扭曲，原本健康的面容变得病态，怎么说也是一种悲哀。我也由此更加确定，高尚却少有利益的事物远不如低俗却有多利的事物对人更具有吸引力，这也就难怪这世间平庸者和无奈的猥琐者更居多数。追根究底，他们如果算是受害者，那么罪魁祸首就是对标志着成功的某些符号物的无原则追求。
什么是无原则呢？它在这里并不是必然和必须的意思，而是指一个人为了获得标志成功的符号物而不计成本、不择手段，不在乎对错，不讲究善恶。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呀！
要想走出这种误区，唯一的路径是解构那种符号物，进而大张旗鼓地说清楚成功的实质，实事求是地说，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知道任何时候能够标识成功的符号物，都属于优势群体的精心设计。这种设计不仅有利于该群体成功的合理性确证，而且可以制造出无数趋利者的追捧。这一局面一旦形成，生活世界中的多数成员就被引领到了该群体预设的路径上，从而使整个生活世界的逻辑最终成为他们的代言。所以，要解构这样的符号物，绝不是一种语言哲学的技术工作，几乎无法不依赖渐变式的社会评论和突变式的社会变革。
相对而言，比较容易的还是向尽可能多的生活世界成员说清楚成功的实质，从性质上看，这样的工作是近于教育的。可怎么样就能够说清楚成功的实质呢？虽然说回答这一问题并不存在认知上的多少困难，但要在社会学的意义上被人们接受却绝非易事。据说是王朔说：“如果把下雨的权力交给一个卖伞的，你觉得还会有晴天吗？”同样的道理，如果把说成功的权力交给一个推销某种符号物的，你觉得成功的实质还有望说清楚吗？
如果我是房地产商，我一定会声嘶力竭地说，拥有自己的房子，才算是人生的成功；如果我是卖汽车的，我一定会绞尽脑汁地让所有的人都相信，拥有多少汽车，就拥有多少成功；如果我是造珠宝的，我就一定会让所有的女人知道，拥有多少珠宝，就拥有多少幸福。我们从这里是不是能够意会到所谓世俗成功背后的精心设计呢？如果众人认可并为这些成功的符号物尽心竭力了，那就等于被不知名姓的什么高明人设计了。反过来说，如果有人未能被他之外的什么人设计，那就绝对是一个幸运的甚至是一个真正成功的人。
据说郑板桥的弟弟曾与邻人为一道墙发生了争执。在外地做官的郑板桥知道此事之后，并未出面替弟弟说情，而是给弟弟寄去了“吃亏是福”的条幅，同时还另附了一首打油诗。其诗曰：“千里告状只为墙，让他一墙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也许不能以此境界作为标准劝诫众人，但告诉众人不必为任何标志成功的符号物不讲原则却是需要的。一个人当然也可以选择为了那些符号物而不讲原则，只要他自己觉得合适，也不失为一种活法。而且，单就效果而言，这样的活法感觉上通常更为风光。科学地说，偷来的冰糖也是甜的。但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