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质疑已有的结论很有必要
1980年代上硕士的时候，老师布置了一篇作业论文，指定的题目是“教育的本质问题”。我广泛阅读，认真思考，觉得报刊上的那些关于教育本质的“上层建筑说”“经济基础说”“既是经济基础又是上层建筑说”中总有些说不清楚的不足，而且这个不足并不是辨证不辨证的问题，而是对“本质”本身有误解。
我把这个感受告诉了老师，老师把握劈头盖脸地批评了一顿，大致是说我好高骛远，具体的警示是：“你才刚刚开始学习，那些作者都是专业上的行家，怎么可能人家都错了而你对了？”因老师是我爷爷辈的人，我只能恭恭敬敬，直至他自觉得不应该压制我的思考并温和地让我讲讲自己的想法，我才说那些作者是把本质属性和本质混同了。
我问老师：“您是一位好人。您是一位老人。你是一位男人。那么，‘好’‘老’‘男’，哪个是您的本质呢？”老师笑着说，那得看从哪个角度说。若论品质，“好”就是本质；若论年龄，“老”就是本质；若论性别，“男”就是本质。我继而问老师一个人究竟有多少本质，老师一时沉默。过了一会儿，老师问我如何理解本质，我说“本质是一事物不可拆分的基本结构”。这一认识至今仍然在影响着我。
（二）论文的好应归功于研究对象
有人问我写论文有什么诀窍？我说不知道，也没有想过，内心觉得这不应该是一个问题。问写论文有什么诀窍和问写小说、诗歌有什么诀窍，都一样无法获得结果。如果有人很自信地说写论文有诀窍，不出意外的话，这人要么是聪明绝顶的人，要么就是思维机械呆板但有些灵巧天资的人。不过，不必轻信它们的答案，更不要轻易去效仿他们，有可能的话，还是努力做一个有品位的研究者。
我不擅长写文章，尤其不擅长用一个讨巧的框架和修辞性极强方式表达思想。善良的朋友们看到的到我在写论文上的优点，在我这里其实是比较辛苦的产物。说白了，我在论文的背后下的是笨功夫。
我通常先会做针对性地阅读，一般阅读量（泛读加精度）百万字左右，目的是要接近一种状态。在那种状态中，意识里只有自己和自己思考的对象。对象在我的作用下真情地告白自己的本相，我只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把它的告白记述下来。因而，论文值得肯定的地方，实际上是思考对象的功劳，我充其量是沾了它的光。读者从我的论文中读出了对象的真相，满以为是我的笔法好，实际上应归功于思考对象的真诚。
（三）研究不一定能讲前瞻性
与同行交流了我的个别的理论研究内容，一个现象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即我研究从问题的发现、提出到最终的基本解答或解决，多是延续了二十多年之久，少的也有十年。一位年轻人问我道：老师，你的研究怎么都能具有前瞻性呢？
我立即纠正道：这不是前瞻性的问题。进一步讲，并不是我预先觉察到了未来的需要，也不是因为脚力超群而走到了众人的前边。说句实在话，我只是觉得那些问题（question或者problem）是需要给出答案和方案的，但先辈们和同行们至少尚未在那些问题的解答或解决上有理想的成果，所以就自己给自己立项了。
稍作反思可知，我觉得那些问题需要解答或解决，说明它们至少对于我个人来说是真的问题，而先辈们未能给出理想的解答或解决，说明这个问题是可以进行研究的。至于与那些问题有关的研究如今有了特殊的意义，一方面说明那些研究的命运上尚，另一方面说明我的理论直觉力没有太掉链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