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想从职责的劳务中逃逸的人很难被鞠躬尽瘁的人们理解。反过来，每日像永动机一样没有停歇的人也很难被那些喜欢逃逸的人们理解。这种相互的难以理解，并不是因为任何一方存有智力上的不足，完全是因为两种存在者不同的存在哲学不可通约。我曾经观察过惯于从职责劳务中逃逸的人们，说真的，他们并没有多么的不可爱，甚至还能从他们得意的神情中读出成堆幼稚的心情，但从他们的得意中的确也能看出来他们与文明之间的毫无关联。与此类似的还有刻意迟到和早退的人们，在他们中间，除了极个别出于世俗生活的不得已，其余的多数人是把对职责劳务的逃避视为另类收获的。
我说这话还有点文气，通俗地说，他们是把迟到一会儿或早退一会儿当作占了便宜的。对于这一类可爱的人，我是不忍心批评的，因为他们尽管不利于积极的文化生态形成，却也有活得简单的一面。他的同伴们只要不大在乎他们的迟来早走，天下还是太平的，何况他们既然能够迟来早走，也说明他们的在岗与否之于事业并无严重的影响。换言之，他们也就是可有可无的人，只是为了生计而寄生于某个组织和岗位，众人是没有必要与他们当真的。
那些每日鞠躬尽瘁的人是不是相对而言就值得我们称道和效仿呢？也不尽然。这必须得看具体的情况。他们中间自然有尽职尽责的人，偶尔甚至还会有天生劳碌命的个人，但同样存在着借助于鞠躬尽瘁而实现自我的人。无论哪一种人，肯定不应该受到任何人的批评，但要说去称道和效仿他们，还是应当谨慎一些。
尽职尽责的人好像值得称道，这种想法不过是常人的思维习惯，一个人做了自己本应该做的事情，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而我们之所以具有了那种思维的习惯，则是因为现实的生活中，能够尽职尽责的人也很难得，从而使一种正常的状态转身成为众人的楷模。
若要纯粹地说理，那些天生劳碌命的个人也不值得去效仿。这是因为那样的个人以那样的状态存在，并非完全出自德性的驱使，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接近于自然的本能。试想，如果你有一天知道了他们的马不停蹄是他们自适状态的必需，你还会认为他们不停息地劳作具有很大的难度吗？
再说那些借助鞠躬尽瘁实现自我的个人，他们得尽心竭力最使他们自己受益，他们所在的组织以至组织所在的社会只是顺便沾了点光而已。果真如此，还有谁会把他们的表现与许多神圣、崇高的观念联系起来呢？
对比了各种存在状态不同的人，并没有让我们获得新的启示，实际的结果是：生活就是这样。任何一种存在的方式和状态就其外相而言都不过是一种自然的现象。或有人立即指出人的能动性，进而强调人的主体性，以此说明并不能把不同的存在者简单地归结为自然的现象。那我会回复说，人的能动性和主体性，在人自己那里显得格外重要，但在宇观的思考中也无异于其他任何一种自然的现象。造物主造出人这种存在者，就是有能动性和主体性潜质的存在者。
我的这种自然主义的思维，绝不是某种哲学思想影响的结果，而是基于我对许多人文事物底细的揣测，也不排除其中有个人片段的体验。不妨就举个例子吧。
有一日，一位同行问我如何能有不竭的动力。依着他随时表扬我的逻辑，一定会预备下“有理想”“有追求”等令人激动的词汇，但我的真诚回答，让他预备的那些好词儿始终没有派上用场。我向他汇报说，我之所以看起来马不停蹄、鞠躬尽瘁，并不是有什么远大得理想，或是强烈地追索某种实在的结果，只是因为想极力地逃避虚空。同样逻辑的话，我在以往也说过，具体的内容是：我之所以孜孜不倦，不是因为能够从中获得快乐，而是因为不孜孜不倦的话，我会十分痛苦。
也就是说，我的所有的对职责劳务的承担及实际付出了职责劳务之外的心力，更多的情况下是为了逃避自认为消极的存在状态。就说所谓的虚空，对于极少有休闲机会的人来说，不只是一种奢侈，而且会因没有充足的经验而不知所措。尽管平时的紧张必然会带来疲倦，但真的有了终日可以无所事事的机会，还真的有点无法适应。
记得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因为不知道将要持续多久，许多人应该是以最轻松的方式被动等待的。但随着未来的愈来愈不可知，人们就开始琢磨如何度日的问题。读书、做学问的人，平日里不管抱着怎样的心态，多少都感叹过没有时间，然而等时间真的来了，却没有几人真的能够静下心来读书、做学问。看着书架上的书阵，想着心里头的学问，我一时也陷入没有感觉的状态，转身望望窗外，一切的存在在视觉的意义上并无变化，但窗玻璃的内外却是边界分明的两个世界。
随着疫情的持续，窗外的世界变得越来越虚幻，而窗内人的主观世界则越来越接近虚空。虚空是一种心理失重的感觉，忽然间，脚下没有了根基，周边没有了依据，你想结束这种状态，但一切的决定权又都不在自己的手里。那就打开电视使劲地追剧吧？或者拿起手机去听郭德纲和于谦的相声？这些在平常颇具吸引力的事项，在人虚空的时候也奇迹般地没有了色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翻开了人们公认的最难读的哲学书。既然决定了阅读，便不可能没有一点求知的愿望，但这种愿望与自我力图逃脱虚空的愿望相较，简直不值得一提。
现在反思自己一路的学习和思考，在早期，多与兴趣有关，在中期，会有一些功利心介入，再到后来，占据主导地位的就是对虚空等消极状态的回避。当然也不能否认，在极其现实的心理运动过程中，个人与知识、思想、理论逐渐建立起了一种深刻的联系，以致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对自己与学问的关系有所掩饰。要知道这种掩饰虽然明显透着虚伪，但在具体的文化环境中又不失为一种得体。如果自己的学问并没有明显的长进，除非还做着学生，或者是酒喝多了，谁好意思说自己是一个热爱学问的人呢？
现在说自己喜欢和热爱学问已经没有心理障碍了，应该说不仅热爱，而且必须热爱，因为在热爱学问的反面就是虚空——这是不能接受的一种精神状态。也许是由于对虚空的感觉深有体会，我确实难以读懂以逃避职责劳务为乐的人们的心思，尤其难以理解他们逃逸成功之后的快乐究竟意味着什么。好在我为此还有意识地注意过他们的形态，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他们身上特别宝贵的一种品质，那就是简单。
首先，他们的精神是简单的，几乎能毫不遗漏地展现在他们的体态语言之中。就其内容而言，具有贴近人类最基本生活逻辑的生动，在他们认为必要的时候还能够不加修饰地把人类最基本的心理活动机制展现出来。所以，他们能从并没有技术难度的逃逸职责劳务中获得难以抑制的快乐。
其次，基于他们精神的简单，他们与环境的关系也比较简单。由于可以不去思考那些没用的高深问题，他们的生命活动没有什么额外的负担。他们的哲学很讲实用、很有效率，而且具有随环境变化而变化的灵活性，因而是真正能够服务于生活本身的。
反观那些为某种不切实际、通常也没什么用处的学问而废寝忘食的人们，好像也没有比简单的人们从这个世界中获取更多的报偿，他们整日的若有所思，分明是把轻松的生活过得格外沉重了。
忽然想到一件事，即是时常就有人问我做学问有什么用，我大多数时候是笑而不答，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可以肯定的是，我不是因为做学问没用而去做学问的，但也不是因为做学问有用而去做学问的。我偶尔会说，之所以一直没有放弃学问，是因为也不会做别的营生。如果对方不大认可我的说法，我则会进一步说也就是因为比较本分吧！今天想来，还有一个原因应是：再无可做的事情和比较本分，使我彻底习惯了与学问的共处，一旦分离，就怕陷入虚空。所以，一直没有放弃学问，也就可以说是一直在努力逃避精神虚空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