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离了过去，留下的只是记忆，而记忆的神奇不仅在于它能够战胜遗忘，更在于它比较服从主人的意志。主人天真烂漫，其记忆便识时务地选择美好；主人苦大仇深，其记忆则会识趣地只选择悲情。比如我，就是偏于天真烂漫的，因而能够记起来的，总是美的和好的。实际上，他人经受过的苦痛，我一点也没有错过，只是不愿意记起，所以就做了选择性地遗忘。我当然也知道曾经存在过的苦痛并不会因为我的遗忘而成为虚假，但眼下对苦痛的遗忘的确能使我只见美好的树木而不见无所不有的森林，心灵因此而较为平静，间或想傻乐一阵子也有基础和依据。
我为什么就想到了记忆这件事呢？直接的原因的是我近来察觉到自己及一些同龄人，在谈到教育的时候，总是容易把当前的教育说成一团糟，而把自己曾经接受过的教育说得格外好。根据我对记忆和遗忘之选择性的认知，忽然意识到我们其实就是那种偏于天真烂漫的人。这才对过去教育的美好元素铭记在心，而对过去教育中令人苦痛的元素做了选择性的遗忘。对于当下的教育，一是因为它就在我们的生活世界之中，好与不好都显现无遗，二是因为我们自己通常会对美好熟视无睹而对瑕疵格外敏感，因此总是以批评见长而缺乏肯定的理性。
但较真起来就会发现“今不如昔”纯属于一种主观的感觉，而非客观的事实。且不说今日教育在物质的和技术的条件上不只超过了过去几个数量级，也不说今日的教师就其所掌握知识的高度和系统性而言远远超越了他们的前辈，即便是在教学、教育的过程上，他们也较前辈们更为文明和更为专业。如果说真有今不如昔的地方，那就是新的文明有那么一点不接地气，新的专业有那么一些青涩和冒进，让曾经也文明和专业过的人们感到了突兀和失落。但说实话，我这样的判断都不见得能够完全说服自己，而我之所以还要如此判断，主要是想表达自己对于变化愿意持一种欢迎的态度。
那么，不能完全说服自己的理由又是什么呢？在我这里，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今天的教师很难普遍具有纯粹的教育情怀；其二是今天的学生很难普遍具有自主的时间和空间。在情怀不太是问题的时候，是很少有人大讲情怀的，反过来，当人们都在呼唤情怀的时候，说明情怀即使没有绝迹，也已经是生活世界的稀有之物。
虽然习总书记说，“教师群体中涌现出一批教育家和优秀教师，他们具有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展现了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但我们可曾想过总书记所说的“一批”是一个什么样的数量概念。具体一点说，在1891.8 万专任教师中，这“一批”能占多大的比例呢？
这个数字是很难获得的，但不难想到的是，在职场内卷和教育价值向日常世界妥协的大背景下，能够具有教育家精神的个人，如果不是衣食无忧、天性高洁的贵族，就一定是上天派遣到人间的天使。这种情况在曾经的岁月里虽然也算不上普遍，却也算不上稀有的事情。对于我们这种在1970-1980年代接受学校教育的人来说，并不少见具有教育家潜质的教师。由于他们在特定的环境中和条件下整体上没有过多的功利心，也无须被卷入恶性的竞争之中，因而对于教育工作在整体上是能够以纯粹的态度面对的。
仅说教过我的老师们，他们具有不同的个性，来自不同的家庭，却具有基本相同的真诚品质和投入姿态。他们中的优秀者并不比其他同行具有更全面和更高级的教育德性，而只是在教育认识的境界和教育所需要的天赋品质上比其他同行更具有优势。再回首看今天的教师，我相信他们的教育认识境界和教育所需要的天赋品质并不逊色于前辈，他们想要卓越的障碍应是自己的功利心和环境中的内卷潮。这样看来，今天的教师成长为教育家的难度也许并不比过去更大，但艰难的领域却与过去不同。具体言之，过去的艰难主要在教育的认知和技术上，而今天的艰难则主要在教育的情感和德性上。
那作为受教育者的学生在过去和现在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呢？我在这里只说一点、不计其余。这就是过去的学生在时间和空间上拥有更多的自主权，而今天的学生则在物质和技术条件的支持上更具有优势。辩证地说，这两个方面对于学生的发展来说都是重要的，但要追究哪一个更为重要，答案恐怕只有一个，毋庸置疑的是时间和空间上的自主权。
在过去，无论是在城里，还是在乡下，孩子们均无过重的课业负担，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孩子们也不会被家长驱赶到各种辅导机构中。星期天和假期虽然也有作业，但那一点作业根本无法压倒聪明的学生，也不会对不聪明的学生形成压力。无聊的低级玩耍和有组织的高级游戏各种各样，孩子们在并不理想的物质和技术条件下，虽不敢说能获得全面发展，但有张有弛、有劳有逸却是孩子们学习生活的常态。或因此，后来的我们经常会感叹当年的我们所接受的才是素质的或是素养的教育，尽管我们的老师朴素得要死、甚至土得掉渣。
今天的学生倒是不缺物质的和技术上的支持，但他们却普遍缺乏时间和空间上的合理自主权。须知时间和空间绝不只是一对外在于人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就是人的存在自身。如果孩子们的时间和空间基本被教师和家长征用，那就相当于说孩子们只要不结束学校教育生活，基本上就没有独立自主的机会。
可记得钱学森之问？为了方便思考，我们不妨回忆一下当时的具体情况。据2005年7月31日《人民日报》第一版的报道，温家宝总理探望住在解放军总医院康复楼病房中的钱老，谈了未来15年科技工作指导方针（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后，钱学森说：“您说的我都同意。但还缺一个。”温总理亲切地说：“好哇，我就是想听您的意见。”钱老接着说：“我要补充一个教育问题，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问题。”“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从这段材料中可知，对于钱学森之问，钱学森自己已有答案，即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这很显然只是在说高等教育，而且也只是指出了培养杰出人才的技术侧面，想着钱先生并不是想不到，而是没有去多想这个问题，以致忽略了杰出人才的培养需从小学开始，而且，杰出人才的培养不只是需要“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尤其需要把必要的时间和空间自主权还给学生。一个从小就被设计、安排、控制的孩子，长大以后哪还有主动思考难题和参与复杂行动的兴趣？
相比起各种培养人才的模式，学生没有该有的自主权才是我们的教育改革需要面对的问题。理所当然的，把学生该有的自主权还给学生，才是当下最为紧迫的任务。今年的教师节期间，教育家叶澜先生的“四个还给”震撼人心，我特意编辑如下：把课堂还给学生，让课堂充满生命活力；把班级还给学生，让班级充满成长气息；把智慧还给教师、把创造还给教师，让教育充满智慧的挑战；把精神发展的主动权还给师生，让学校充满勃勃生机。什么时候叶先生的这“四个还给”普遍实现了，我们便无需回忆实际上并不完美的过去的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