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很有趣，但人更有趣。”这是英国作家莎拉·贝克韦尔从读哲学和讲哲学故事的过程中得出的结论。我个人的理解是，人，实际上是具有历史性的个体人生的展开，会毫不费力地呈现个体经验过程中的一切变化，此变化中可感的复杂、矛盾、纠结，等等，或会让自己和旁观者都手足无措，但正是自己有此明确感觉并不忍放过并进行思维处理的人，给这个世界创造了各种思想。但当思想被创造出来之后，它就自然独立，即便其中有差错，创造者也很难补救；即便创造者有机会对其中的差错进行纠正，最终被他人接收和接受的，也不见得就是他纠正过的思想。
因而，思想的创造者只有在创造过程中才与自己的思想具有真实亲密的关系，到了思想出炉之后，创造者也就回到了他未进行创造时的状态，要是他再洒脱一些，则完全可能把他的思想忘个一干二净，最起码不会与人就此津津乐道。现实中这样的洒脱极少出现，这也使得曾经有过纯粹认识高峰体验的思想者，在日常生活中也无法避免被常情俗事拖累甚而被污名化。比较消极的效果是，众人感知到与思想一体化的创造者个人在常情俗事上的狼狈和尴尬，又进一步不加思索地矮化了他的思想。如果不是这样，被黑格尔称为"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精神"的拿破仑也不至于在仆人眼里毫无光泽。
之所以出现这种“仆人眼里无伟人”的现象，皆因仆人与伟人离得太近。伟人所有的生活细节、小小的毛病和瑕疵，都逃不过仆人的眼睛，而他的功业、光环并不能掩盖他个性的缺陷。实际上，只要那些伟人能够自觉到自己伟大的真实意义，同时自觉到自己在功业和光环之外丝毫无异于他人，其心境也应是平静的。而作为思想创造者的观瞻者，我们则更无由把他们视为某种异类，而是应当理解思想创造和其他任何劳动所具有的共性。具体地说，由于我们从来不会把木匠做的桌子与具体的木匠永远联系在一起，也不会把鸡下的蛋与具体的母鸡刻意地结合起来，自然也能够（且不说应不应该）把思想和创造思想的个人分离开来。
做这样的分离，对于思想和它的创造者是很有好处的，而更大的好处是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减少人性的局限给思想的传播和发展带来的消极作用。这个道理也许不具有彻底的普遍性，但不大彻底的普遍性一定是具有的。我相信深谙今日中国人文化心理奥妙的人们，不管心情如何，都不好否定这一判断，因为他们太容易感知到中国思想创造领域的各种现象，同时也较容易感觉到数量众多的超级大脑愣是在人类思想创造的整体中沉默寡言。问题是他们无法不沉默寡言，激发思想创造的健康对话，在他们的日常职业生活中接近于空无，而他们自认为存在的与域外当代及历史上的同类的对话，充其量也就是一种说法。
假如他们坚持自己的确与那些域外的同类进行了对话，那也是一种处于不同境遇中的两个人的照面，不会有多少真正共同的语言，更何况无视自己的真实生活世界及其中的同类，本就是在切断自己思想运动的根基呢？此时的人不思考此时的事情，此地的人不思考此地的事情，这肯定是一种与创造无缘的冒险。在这种事情上，根本用不着讲什么整个的人类，这种听起来的高大上，在认识的显微镜下其实都是一个个浮躁、干瘪却又自负的微粒。由这样的微粒构成的个人，当然需要在地理、文化、学科等意义上脱离本土的条件下获得一种仅可聊以自慰的自在感。但这样的自在除了可用于自我平衡之外还能有什么用场呢？
我很多年前就觉察到了一种中国学术界的现象，那就是存在着一种自视较高的学人，他们的读书原则是：中国人写的书不看，底线是今天的中国人写的书不看；本学科的书不看，底线是今天中国人写的本学科的书不看。这种现象在理论和现实的意义上实际上都属于极端，是不可能普遍存在的。可有一点却不能忽视，即本国的、今天的、本学科的书，在具体的学术领域寂寞而在的情形应是客观、普遍存在的。虽然不可否认学界仍然存在着一时难以消退的崇洋、复古、致用的倾向，但学人之间因人性的局限而导致的健康、专业的对话匮乏，应是中国思想领域低水平繁荣和自拉自唱自嗨的根本原因。
一定有朋友会说目前的学术和思想对话不仅频繁而且壮观，那只能说明这一类朋友对此还没有格外地上心。只要稍加留心就不难发现，各种频繁举行的、颇为壮观的论坛、会议，实质上无异于年复一年举办的文艺晚会。这种晚会的特点是，不同文艺门类的演员，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了自己的表演之后即可退场。至于退场之后是选择继续做观众，还是回家看自己的家人，那就是演员自己的事情了。所谓能够激发思想创造的对话与交锋，任一个人在论坛、会议上出入千百次也难有机会遇到。那就把这种对话和交锋转移到平常的学术生活中吧？理论上可以，实际上很难实现。如果在一个共同体中，成员们各自均恪守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生产原则，并在某种文化心理的作用下把思想和它的创造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任何有意义的对话和交锋都不会产生。
随着一个人在社会学的意义上逐渐成熟，能有几个人傻乎乎地持续与自己的地理、文化、学科本土的同类进行深刻、持续的对话和交锋？不过也需要意识到，思想领域的对话和交锋艰难，还有另外的应属于内在的原因，我的感觉是领域内的人们好像缺乏相互对话和交锋的大前提，即大家都面对同一对象做同样的工作。表面看来，很多人都在做一个领域的研究，都在思考一个共同的大对象，但各自问政。相互之间无论在基本信念、共同前提上，还是在相互明了并共同认可的研究方法上，均无相当的共识，从而使各自的思想探索很难在当下获得理所应当的专业的和健康的反馈。在这种情况下，本就如凤毛麟角的个人创造性探索也会很快与时俱失。
必须承认，目前我们的思想领域或者说学术领域，有趣的思想不多，但有趣的人更少。而有趣思想之所以不多，正是因为有趣的人实在太少。这并不是因为本土的人们缺乏有趣的基因，而是某种特殊荒诞的生存哲学对他们原本可以有趣的基因进行了改造，进而使他们的精神或说灵魂逐渐脱落，最终只能以干瘪、自负和道貌岸然的形象与他人面对，自然就没有了趣味。然而，思想这种东西却对人的有趣具有格外苛刻的要求，这就难怪本土的思想创造难以繁荣和未能硕果累累了。
但有一种现象很值得我们回味，那就是无论怎样无趣的人，一旦在一定的条件下忘却思想和学术，尤其是忘却与自己并无本质联系的符号性身份，都能够自然表现出比较有趣的样子。这也让人不禁联想他们的职业生活实际上极为枯燥，而且难免会有寂寞无聊的时候，原因主要就是他们的精神很少出席职业生活。也因此，他们的心灵被功利、虚荣、市侩等租用，思想的和认识的纯粹不再能发生，与同类的对话和交锋也不再能进行。因为，在他们的新视野中，同类不在完全是思想和认识领域的同事，而成为名利竞技场上或强或弱、或近或远的对手。对手之间，或许可以通过相互的远离而规避争斗与妥协，却不会有专业、健康的对话和交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