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因爲我對驗證高郵王氏的訓詁、校勘成果興趣濃厚，近日有友朋向我推薦一篇相關的新文章——池明明先生《〈左傳〉“趙穿攻靈公於桃園”辨》（刊於《歷史語言學研究》第21期，下簡稱“池文”），其提要作：《左傳·宣公二年》“趙穿攻靈公於桃園”，王引之認爲“攻”字原作“殺”，并提出字形、字義、字音及書證四方面的證據。本文認爲，王引之的四個證據都有問題，《左傳》本作“攻”不誤。在一些先秦史書中，“攻”可以解讀出包含動作結果的“弑殺”義，這可以得到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的證明。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左傳·宣公二年》
陸德明《經典釋文》：“趙穿攻，如字，本或作弑。”
王引之《經義述聞·春秋左傳中》“攻靈公”條認爲作“攻”爲譌字，本當作“煞”讀作“殺”。池文詳論王説之非，分爲“引言”、“金澤文庫本的問題”、“《釋文》‘攻’注‘如字’解”、“王引之的書證問題”、“‘攻’可解讀出‘弑殺’義”五部分，内容丰富，對王引之所用材料與方法的批評很見工夫，然而到了最後的結論階段卻明顯衰弱。池文稱“攻”字不誤，自有弑殺義，“可以得到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的證明”。實際上所謂傳世文獻就是所討論的《左傳》“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及相應的《國語·晉語》“趙穿攻公於桃園”，真正稱得上證據的只有出土文獻文獻一例。對待孤例必須慎重，由孤例導出的結論只要此例有誤則立即土崩瓦解。池文所依據的恰恰是一個“有問題”的孤例。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春秋事語》記載的歷史事件基本上和《春秋》三傳、《國語》等書相同，有些內容還可以對讀……第十一章記述桓公弑隱公一事，末句作“公使人![]()
隱公□□𧉊”……《左傳·隱公十一年》説：“……羽父使賊弑公於寪氏。”……“公使人![]()
隱公□□𧉊”爲我們解讀“趙穿攻靈公於桃園”的“攻”提供了線索。首先，從文字來看，“![]()
”即“攻”字。同墓所出帛書《十六經·本伐》有“是故以一國![]()
天下”，郭店楚簡《成之聞之》有“不求諸其本而![]()
諸其末，弗得矣”。從文例上來看，“![]()
”與傳世文獻的“攻”用法完全一致。從字形上來看，“![]()
”字从戈，“攻”字从攴，戈和攴都與殺伐有關，作形旁時可以互換。其次，“公使人![]()
隱公□□𧉊”的“![]()
”可以從上下文解讀出“弑殺”義。《春秋事語》的體裁跟《國語》基本相同，都是在篇章開頭交代事件的起因，結尾交代人物的結局……結尾説：“公使人![]()
隱公□□𧉊。”説的就是《左傳》“羽父使賊弑公於寪氏”這件事。《國語·晉語》記宣公二年事……結尾説“趙穿攻公於桃園，逆公子黑臀而立之，蹇爲成公”，體裁正好與此相同。《國語》作“攻”非但不是跟王引之説的那樣是後人所改，反而可以跟出土文獻相印證。“攻/![]()
”都出現在交代結局的部分，結合上下文，我們無疑都可以解讀出“攻/![]()
”的對象已經被弑殺。據此,《左傳·宣公二年》本作“趙穿攻靈公”，應該是没有問題的。在先秦文獻中，“攻”可以解讀出“弑殺”義的用例只見於《左傳》《國語》和《春秋事語》等史書。結合具體的史實來看，趙穿所殺的晉靈公是昏君，由於趙氏在晉國的地位，趙穿弑君之後也没有受到什麽懲罰；魯桓公是國的正統君主，魯隱公被殺，也不是魯桓公直接造成的。面對以上的情況，史官在記事的時候只能用“攻”字委婉地傳達君主被弑殺的事實，這應該只是一種特殊的筆法，並不是“攻”字的慣常用法。![]()
此出土文獻“![]()
”字正對應《左傳·隱公十一年》“弑”字，結合《左傳·宣公二年》的“攻”“弑”異文，似乎“攻”有“弑”義、異文同義的結論已經順理成章。但這依據的是出土文獻孤例，若這一“![]()
”字不是“攻”呢？有一條文字學常識：古文“戈”“弋”常相亂，古文偏旁从戈从弋每互作。若此“![]()
”所从之“戈”其實是“弋”，其字非从戈工聲，而是从工弋聲的話，那就成了個“式”字。釋作“式”，讀爲“弑”，是不是一切問題都解決了？這個解法要成立須回答幾個問題。1、雖然从戈从弋互作是通例，但具體到漢代的“式”字，能从戈嗎？2、漢代“式”字能作“弑”用嗎？3、漢代若有作“弑”用之“式”，其中有从戈之例嗎？這些答案都是肯定的。東漢《鮮于璜碑·碑陰》：“子諱式，字子儀。”其“式”字从戈。馬王堆漢墓帛書《天文氣象雜占》第4列13：“臣將式（弑）其君。”弑君之“弑”寫作“式”。《春秋經·襄公二十五年》：“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崔子﹞欲弑公以説于晉……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
《晏子春秋·内篇雜上》：“崔杼果弑莊公。”“崔杼既弑莊公而立景公，杼與慶封相之。”
《韓詩外傳》卷二：“崔杼弑莊公，合士大夫盟。”
《韓詩外傳》卷八：“齊崔杼弑莊公。”
《淮南子·説林》：“湯放其主而有榮名，崔杼弑其君而被大謗。”
《史記·周本紀》：“靈王二十四年，齊崔杼弑其君莊公。”
《史記·魯周公世家》：“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莊公，立其弟景公。”
《史記·燕召公世家》：“懿公元年，齊崔杼弑其君莊公。”
《史記·晉世家》：“十年，齊崔杼弑其君莊公。”
《新序·節士》：“齊崔杼者，齊之相也，弑莊公，止太史無書君弑及賊。太史不聽，遂書賊曰：‘崔杼弑其君。’”
崔杼“弑”莊公是公認的提法。這與趙穿弑靈公事件相似，兩國太史記錄措辭完全相同。
這個例子佐證了“攻”只是過程，不包含結果。
更幸運的是，出土文獻中出現了此事的相應記載。銀雀山漢墓竹簡《晏子》簡592：“崔杼果式（弑）壯（莊）公。”其中“式”字正从戈。與傳世文獻對讀，釋作“式”，讀爲“弑”，確鑿無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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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們知道漢代記述弑君史事的文獻使用的“弑”這個詞可以用“式”字來記錄，而且可以用从戈的字形。這可以理解爲“義符化”，“式”字本以“弋”爲聲符，但當它用來記錄“弑”這個詞時，受殺伐之意影響，遂選擇从戈的寫法。回過頭看馬王堆漢墓帛書《春秋事語》“公使人![]()
隱公□□𧉊”，與《左傳》“羽父使賊弑公於寪氏”對讀，“![]()
”也應釋作“式”，讀爲“弑”。不過部件佈局爲左右結構，與銀雀山之“式”之半包圍結構書風略異罷了。再來看馬王堆漢墓帛書中另一個有爭議的“![]()
”。帛書《天文氣象雜占》第4列36：“有外![]()
（攻）君。”《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第四册（中華書局2014年，第265頁）注21：第三字，原釋文(1979:28)釋爲“式”讀爲“弑”。合文(2007:57)改釋爲“![]()
”讀爲“攻”，正確可從。竊謂改釋有誤，當從原釋文。帛書《天文氣象雜占》中有11個“攻”字（據劉釗主編《馬王堆漢墓簡帛文字全編》，中華書局2020年，第363頁），它們全部都从攴，包括緊鄰“![]()
”處就有3個。![]()
爲什麽唯有到了“君”前面要換個字形从戈了呢，這是“避復”之類解釋不了的。要知道先秦兩漢文獻中不見一例“攻君”，而“弑君”爲常語。故只有一個合理的解釋，《天文氣象雜占》《春秋事語》中兩個“![]()
”記錄的都是“弑”。它們與帛書《十六經·本伐》“是故以一國![]()
天下”中釋爲“攻”的字是同形字關係，代表無關的兩個詞。明乎此，《左傳·宣公二年》的“攻”“弑”異文問題可以迎刃而解。《左傳》在漢代當有書作“趙穿![]()
靈公”之本，因爲誤釋同形字（正如發生在今人研究馬王堆帛書時一樣），出現了轉寫爲“趙穿攻靈公”之本，後來成爲通行傳本。而正確釋讀爲“趙穿弑靈公”之本除了被《經傳釋文》提及以外，實際上在其他文獻中廣汎留下了痕跡。《公羊傳·宣公六年》：“趙穿緣民衆不説，起弑靈公，然後迎趙盾而入，與之立于朝，而立成公黑臀。”
《史記·秦本紀》：“共公二年，晉趙穿弑其君靈公。”
《史記·齊太公世家》：“晉趙穿弑其君靈公。”
《史記·趙世家》：“趙穿弑靈公而立襄公弟黑臀，是爲成公。”
《新序·節士》：“晉趙穿弑靈公，趙盾時爲貴大夫，亡不出境，還不討賊，故《春秋》責之，以盾爲弑君。”
《説苑·復恩》：“趙穿弑靈公，盾雖不知，猶爲首賊。”
《漢書·五行志》：“宣公二年，晉趙穿弑靈公。”
這些措辭與崔杼弑莊公事件一致，無甚特異之處。以爲偶見的説法“趙穿攻靈公”的“攻”字中有什麽微言大義或詞彙價值，是緣木求魚。
王引之基於語感發現了有價值的問題，他認爲“攻”字不通，“攻”字的出現不涉及詞義問題，而是一個字形問題，這都是正確的。但由於材料限制，提出了錯誤的解決方案。如今得銀雀山、馬王堆兩份出土文獻實物材料之助，終於可以完美解釋《左傳》傳本“攻”字之誤及攻、弑異文的産生原因。至於池文，據其所言——“《釋文》已經明確指出有作‘弑’的本子，因此本文只討論《左傳》本作‘攻’還是本作‘殺’。”——則從一開始提出的就是假問題。拋開“弑”字本，爲“攻”字本覓合理性，用力愈勤，去真相愈遠了。
PS：《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已出新版，但還無緣得見。本文内容基於舊版，若有不妥，還請見諒。2024年9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