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兵略》
“斬首之功必全”一句古來無注，乾嘉諸老也無説，至當世乃有賢者論之。
《論衡·譋時》：“説歲、月食之家，必銓功之小大，立遠近之步數。假令起三尺之功，食一步之内；起十丈之役，食一里之外。”
《越絶書·越絶外傳記地傳》：“領功銓土，已作昌土臺。”
其“功”皆“工程”義。如此《淮南子》以“銓”作爲動詞加於“斬首之功”的設想缺乏文獻支持。
顔氏謂“斬首之功必全”讀爲“斬首之功必薦”。其釋句意混淆了“薦”與“舉”的概念。“薦”只有“舉薦”義，而無“舉用”義。“薦”的主語都是第三方，如顔氏所舉龔舍薦龔勝、陳湯賄賂以求薦舉等無不如此。而原文只涉及“主”“民”二者互動，言“主”使苦者得樂，“主”使勞者得利，“主”全斬首之功，“主”賞死事之後。若説君主推薦有功之人，有是理乎？
況且考核之“銓”、舉薦之“薦”都是程序，進入程序未必就有想要的結果，這與“得其樂”“得其利”“賞”這樣明確的獲得不能同日而語。
回到蔣氏的出發點，“全字無義”，三説無論改字、通假都基於這一前提，問題是原文的“全”字真不能通嗎？
先秦兩漢文獻中施於“功”的動詞“全”其實並不鮮見。
《荀子·天論》：“天職既立，天功既成……以喪天功，夫是之謂大凶……以全其天功……夫是之謂知天。”
“功成”後有兩種發展方向，逆施則“喪功”，順行則“全功”。“全功”是比立功、成功更高的追求。這雖是講哲理，其根生發於人事。
《史記·蔡澤列傳》：“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吴，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爲僇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吴起、大夫種之爲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
蔡澤提到“立功”之後追求的是“身與名俱全”。他舉例稱商鞅、吴起、文種皆立功之後不能全身，錯在君主。
名將樂毅就很重視“全功”。“樂毅爲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而後燕昭王死，惠王即位，疑樂毅而罷之，樂毅奔趙。待戰勢逆轉，齊田單大敗燕軍，惠王又寫信給樂毅，搞起道德綁架。《戰國策·燕二》載樂毅回信言：
“免身全功”，《新序·雜事》作“免身而全功”，《史記·樂毅列傳》作“免身立功”。李人鑒《太史公書校讀記》（甘肅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171頁）言：“所謂‘全功’，即《傳》上文‘功立而不廢’之意也。此殆因《傳》上文屢見‘立功’二字，因而傳寫致誤，當據《國策》及《新序》訂正。”説是。樂毅以伍子胥“立功”而終不能“全”爲反面典型，申明要保全其“功”，自己不做伍子胥，也不給惠王做夫差的機會。
樂毅的先祖樂羊也遇到能否“全功”的問題。
《呂氏春秋·樂成》：“魏攻中山，樂羊將，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有貴功之色。文侯知之，命主書曰：‘群臣賓客所獻書者，操以進之。’主書舉兩篋以進。令將軍視之，書盡難攻中山之事也。將軍還走，北面再拜曰：‘中山之舉，非臣之力，君之功也。’”
《後漢紀·桓帝紀下》：“樂羊伐中山，反而語功，文侯示以謗書一篋……樂羊戰國陪臣，猶賴見信之主，以全其功。”
魏文侯給予信任，免除樂羊後顧之憂，使其專心於攻伐，故樂羊能夠“全功”。
臣下立功，而能“全功”，則君上就爲臣下提供了穩定的預期，形成正反饋；若不能“全功”，則形成負反饋，無心立功。
《商君書·君臣》：“明君之治國也，士有斬首捕虜之功，必其爵足榮也，禄足食也。農不離廛者，足以養二親，治軍事，故軍士死節，而農民不偷也。”
“士有斬首捕虜之功，必其爵足榮也，禄足食也”，確保斬首之功得到相應的名譽與財富，這就是“斬首之功必全”。
《韓非子·顯學》：“夫斬首之勞不賞，而家鬭之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無私鬭，不可得也。”
“斬首之勞不賞”，就破壞了預期，是“斬首之功必全”的反面。
《淮南子》提出“斬首之功必全”是有其現實意義的。
《史記·馮唐列傳》記載馮唐對漢文帝言：
2024年5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