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一書向稱難讀，雖經清代以來諸賢考校而成今所見可讀之本，其間舛誤仍多，不乏句讀、校改失當之處。以《管子·君臣下》“中央之人”章爲例，對這短短215字的段落，王念孫《讀書雜志·管子五》中就留下四則校讀意見而爲後人遵奉，然細審之多有可議，至於其他學者之校改更多不足倚恃者。![]()
爲人上者，制群臣百姓，（通）〔道〕中央之人（和）。是以中央之人，臣主之參。制令之布於民也，必由中央之人。中央之人，以緩爲急，急可以取威；以急爲緩，緩可以惠民。威惠遷於下，則爲人上者危矣。賢不肖之知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財力之貢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能易賢不肖而可（威）〔成〕黨於下。有能以民之財力上（陷）〔啗〕其主，而可以爲勞於（下）〔上〕。兼上下以環其私，爵制而不可加，則爲人上者危矣。先其君以善者，侵其賞而奪之（實）〔惠〕者也。先其君以惡者，侵其刑而奪之威者也。訛言於外者，脅其君者也。鬱令而不出者，幽其君者也。四者一作，而上（下）不知也，則國之危，可坐而待也。一、爲人上者制群臣百姓通中央之人和
爲人上者制群臣百姓通中央之人和
唐尹知章注：“中央之人，謂君之左右也。左右與君和之也。”清孫星衍曰：“‘制群臣’爲句，‘百姓通’爲句，‘中央之人和’爲句。言爲人上者所以宰制群臣而百姓得通於上者，由於‘中央之人和’也。故下文云‘制令之布於民也，必由中央之人’。”這是認爲原文可通。但其後學者多認爲句中有誤、衍、脱。如豬飼彦博、丁士涵主張“通”是“道”字之誤，訓爲“由”，“和”字爲衍文，這樣“道中央之人”就相當於下文“必由中央之人”，能夠講通文意，成爲後來主流觀點。其他還有劉師培將“制”解作使令動詞，在“中央”之前補“則”字；郭沫若改“和”爲“制之”二字。皆甚牽強，後人無取，不論。爲人上者，制群臣，百姓通，中央之人和。（如湯孝純《新譯管子讀本》，三民書局2006年，第425頁；李勉《管子今注今译（上）》，臺灣商務印書館2013年，第628-629頁。）爲人上者，制群臣百姓，通中央之人和。（如黎翔鳳《管子校注》，中華書局2004年，第578頁；謝浩範、朱迎平《管子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25頁；李山、軒新麗《管子（全本全注全譯）》，中華書局2019年，第533頁。）爲人上者，制群臣百姓，通中央之人。（如趙守正《管子注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82年，第293頁；劉柯、李克和《管子譯注》，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19頁。）依孫星衍意的“制群臣，百姓通”的讀法使得句中有“爲人上者”“群臣”“百姓”“中央之人”四個主體，有違章旨。“中央之人”之上即“爲人上者”，“中央之人”之下即“群臣百姓”，一共三個主體，“群臣百姓”絶不能點斷。而“通中央之人和”語法生硬，作“（通）〔道〕中央之人”雖能成讀，但無法解釋爲什麽會衍“和”字，隨意删字缺乏理據。這句話始終未能真正疏通。竊謂這一句原文並無譌舛，毋須增删改字，乃是開宗明義，各以一字點出三個主體的職能，當讀作：謂“爲人上者”須向下制御，“群臣百姓”須向上通達，“中央之人”須居中調和。故下句言“是以中央之人，臣主之參”。參，三也，“中央之人”是“臣主”（即“群臣百姓”與“爲人上者”）之間的第三方。上欲“制”下，下欲“通”上，“中央之人”佐成其事，即所謂“和”。“爲人上者，制”，照應“制令之布於民也”；“群臣百姓，通”，照應“賢不肖之知於上”“財力之貢於上”。中央之人若背棄“和”之職能，則上不能“制”下，下不能“通”上，於是“爲人上者危矣”，“國之危，可坐而待也”。這就是本章之梗概，皆由首句生發。二、威黨
能易賢不肖而可威黨於下。
尹知章注：“實賢謂之不肖，實不肖謂之賢，故曰易賢不肖也。”劉績曰：“‘威’，當作‘爲’，謂能易賢不肖，而可以爲朋黨於下。”念孫案：“威”，當作“成”，謂成朋黨於下也。《淮南·氾論篇》曰：“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今人多從王説，不乏逕改原文之本，而未見從劉績者。然劉氏以爲音誤，王氏以爲形譌，後者比前者高明在何處？更重要的是劉、王改字的基礎，即認定“威黨”不通必須改字的理由是什麽？可見的大概只有一條——“威黨”與下句“爲勞”結構不同，不能相對，而“爲黨”“成黨”可以。然而“能易賢不肖而可威黨於下”、“有能以民之財力上陷其主，而可以爲勞於（下）〔上〕”本來就不是駢句，無由因對仗而改字。原文可通不須改字的主張不容忽視。清方苞曰：“以賢爲不肖，則可以示威；以不肖爲賢，則可以植黨。”黎翔鳳《管子校注》（中華書局2004年，第581頁）云：“作威而比黨於下也。非誤字。”“無黨”“不威”，是《管子》固以“威”與“黨”關聯。
又《管子·明法解》以連言“威勢”釋“威”，“人主之所以制臣下者，威勢也。故威勢在下，則主制於臣……令不行、禁不止、所欲不得者，失其威勢也……故威勢分於臣則令不行……威勢獨在於主而不與臣共……故《明法》曰：‘威不兩錯，政不二門。’”是“勢”亦猶“威”。此爲“中央之人”上一章之語，“侵其勢”猶本章“奪之威”，大臣“侵其勢”而“比黨”者，豈不就是“威黨於下”者。
《荀子·成相》：“國多私，比周還主黨與施，遠賢近讒、忠臣蔽塞主勢移。”
《淮南子·氾論》：“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其大臣將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
《史記·秦始皇本紀》：“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
《説苑·臣術》：“私門成黨以富其家，又復增加威勢，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
這些他書之例也可作威、黨二事並列之旁證。故原文本通，無勞校改而廢其一事。其中《淮南子·氾論》“私門成黨”，王念孫用以證明當改爲“成黨”，但只要多引一句，“攝威擅勢，私門成黨”立即可作“威黨”之證，可見王氏與此已是結論先行，爲了結論裁剪證據，不足爲訓。
另外，許維遹贊同王氏之校，又據對仗之理更進一步，謂“可”下脱“以”字。亦即欲補成“可以成黨於下”，以與“可以爲勞於上”一律。不知後句之“以”是介詞“把”，所省略的賓語即上半句，“可以爲勞”意爲“能夠把‘以民之財力上陷其主’作爲功勞”；而前句並不需要介詞“把”，“可威黨”意爲“能夠擅威結黨”，若作“可以成黨”而釋爲“能夠把‘易賢不肖’結成黨羽”則謬矣。增改原文，強散句爲駢句，徒然以辭害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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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陷其主
有能以民之財力上陷其主，而可以爲勞於下。
“爲勞於下”“於下以爲勞”，作“下”理不可通。若安井衡釋句意爲“陷其主於聚斂之罪而以恩言欺下，使下爲勞於救己也”，主觀補入内容過多，牽強。“中央之人”所求於下的是“威黨”，而功勞是其所求於上者。豬飼敬所謂“下”當作“上”，良是。陶鴻慶亦以“下”當爲“上”字之誤，又以“上陷其主”之“上”爲衍字，則不必。“上陷其主”之“上”表動作方向，“爲勞於上”之“上”即指“爲人上者”，作用不同，不必因彼而廢此。“陷”字義不可通。“陷”，疑當作“啗”，字形相似而誤。“上啗其主”，謂啗之以利也。《史記·樂毅傳》“令趙嚪説秦以伐齊之利”，今本脱“説”字，辯見《史記》。“嚪”與“啗”同，《高祖紀》曰：“使酈生、陸賈往説秦將，啗以利。”是也。尹注非。首先，王氏所稱“尹注非”不公允。若正文“上陷其主”之“陷”爲誤字，尹注“上以陷主”之“陷”自也可能是刻本誤字。没有證據可指實尹氏所見本是“陷”而尹氏是據誤本注解。正文作“上啗其主”、尹注作“上以啗主”也完全成立，被抄手、刻工統一譌作“陷”字也不無可能。故無可責備於尹。王説被廣汎接受，《辭源》《漢語大詞典》皆以此例爲【啗】之“利誘”義首證，逕引原文作“上啗其主”。王引之所説“利誘”義之“啗”與原文“陷”，兩種解法其實殊途同歸，都是負面行爲，以利誘主、以利困主，這是功勞嗎？《漢書·高祖紀上》：“使酈食其、陸賈往説秦將，啗以利。”顔師古注：“啗者，本謂食啗耳，音徒敢反。以食餧人，令其啗食，音則改變爲徒濫反。今言以利誘之，取食爲譬。他皆類此。”“啗”字如今只有一音，而古有二義二音：一是主動的吃東西，音徒敢反；二是使動，使人吃東西，餵食，徒濫反。正對應“食”之二義二音，shí與sì。“利誘”義是由餵食義引伸而來。“啗”字又作“啖”。《國語·晉語》：“主孟啗我。”韋昭注：“啗，啖也。”《集韻·𠭖韻》：“啖，或作啗。”《漢書·王吉傳》：“吉婦取棗以啖吉。”顔師古注：“啖謂使食之，音徒濫反。啖亦啗字耳。此義與《高紀》‘啗以利’同。”“割下啖上”猶“以民之財力上啗其主”。損不足而益有餘，此所以爲苛政。
這兩個“食”皆讀sì，趙岐釋爲“奉養”。《左傳·文公十八年》：“功以食民。”杜預注：“食，養也。”即由餵食義引伸出奉養義。
野人、小人“養”君子，就是治於人者“食”人。
“群臣百姓，通”，其職能之一就是“財力之貢於上”。
可以理解爲狹義的“啗”是餵養，即滿足其口腹之慾，至如“供人主之欲”，擴展到滿足寬泛的各種慾望，就是奉養了。
將此句與“以民之財力上啗其主，而可以爲勞於上”對讀，則“啗”之爲“奉養”，“勞”之爲“功”，昭然可徵。
“財力之貢於上”本爲下民之功，“中央之人”只是中介。而今“中央之人”切斷因果，令君主只見其人上貢錢財奉養自己，故以之爲勞苦功高。這就是貪下民之功爲己功。
四、奪之實
先其君以善者，侵其賞而奪之實者也。先其君以惡者，侵其刑而奪之威者也。
尹知章注：“先君行善，則是侵君之賞，奪君之富實也。”丁士涵曰：“‘實’當作‘惠’，‘惠’對下文‘威’字，上文亦‘威’‘惠’對文。”後人多遵丁説，不思實、惠形音皆遠，何以致譌？有認爲實、惠義近者，但“惠”之義簡明，而“實”之義繁多，有什麽動機換字？本章也没有第二個“實”字，不會是涉上下文而譌。然則豈可僅據上文威、惠對文，就斷定下文也必是威、惠對文，而擅改原文“實”爲“惠”。有些學者雖不改原文，但仍將“實”釋爲“實惠”，這是路徑依賴，未明此處何以用“實”不用“惠”之理。黎翔鳳曰：“侵君之賞而以實歸己，‘實’非‘惠’也。丁説非是。”説是，然猶語焉不詳，没有説清“實”是什麽。上文威、惠對文，人君可以對臣民施威、施惠，但威、惠兩者有個重要的區别，施威後“威”仍屬於人君，而施惠後“惠”就給了臣民。故上文一曰“取威”一曰“惠民”，並不對等。而這裡“侵其賞而奪之實”“侵其刑而奪之威”，侵奪的對象當然是人君，“實”與“威”一樣是人君所有，與上文臣民所得之“惠”毫無關係。所謂“先其君以善”，並不是尹注理解的“先君行善”，而是就上文“易賢不肖”而言。本來“群臣百姓，通”，其職能之一就是“賢不肖之知於上”，人君根據通達上來的信息以定刑賞。而今“中央之人”爲營私而改篡，將不肖者當作賢人來贊美褒揚，而後人君之賞乃至。所以名義上賞出於人君，而下頭人都知道其實誰才是話事人。這就是“侵其賞而奪之實”，“實”是名實之“實”。侵奪其“實”，實至而名歸，就是取而代之之時。
五、上下不知
四者一作，而上下不知也，則國之危，可坐而待也。
“上下不知”，當從朱本作“上不知”……言四姦皆作而君不知，則國必危也。此本作“上下不知”，“下”即“不”字之誤而衍者。![]()
後人多從此説，異議寥寥。黎翔鳳曰：“上知而下不知，其惡不昭著，‘下’字不可少。”李山、軒新麗《管子（全本全注全譯）》（中華書局2019年，第534頁）注：“上下不知：君主百姓均未察覺。”無論删字、留字者皆誤解句意，毋寧説正是因爲普遍誤解句意，才導致删字之校。回到章首：“爲人上者，制；群臣百姓，通；中央之人，和。”本章説的是三者之間的關係。“中央之人”不“和”，阻斷“爲人上者”下“制”與“群臣百姓”上“通”。“兼上下以環其私”——侵上之刑賞權，展示於下，而得依附；貪下之奉養功，展示於上，而得信賴。上下看到的都是“中央之人”希望他們看到的。上欲“制”下，“中央之人”使其不能制；下欲“通”上，“中央之人”使其不能通。故曰“上下不知”，謂上不知下，下不知上，上下所知者唯“中央之人”也。宋代劉克莊《毅齋鄭觀文神道碑》“知有權臣而不知有君父”、吴潛《條奏海道備禦六事》“知有大家上户而不知有君上”、高斯得《彗星應詔封事》“惟知有權門而不知有君父”，説的都是“中央之人”使下不知上的情況。讀者不能貫通章旨，洞見文法，見“四者一作，而上下不知也”一句，以爲“不知”的對象是“四者一作”，乃生出“下”字不當有的判斷。王氏之説雖誤，若將之視爲誤本産生緣由的推演，也自有其價值。以上所揭問題大多出於理校，通人爲之，而後人遵奉。顧廣圻《思適齋集·書〈文苑英華辨證〉後》言：“書籍之譌實由於校。據其所知，改其所不知，通人類然，流俗無論矣。”可不慎乎？2024年9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