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食貨志上》
這是晁錯《説文帝令民入粟受爵》中的一句。
《讀書雜志·漢書四》“聚於力”條云：
粟米布帛之生長與聚，皆由人力，不當專以聚言之，“力”當爲“市”。市者，粟米布帛之所聚，故曰“聚於市”，言始而生於地，繼而長於時，終而聚於市，其爲時甚久，故曰“非可一日成也”。“力”字本作“𠠲”，與“市”相似而誤。《太平御覽·百穀部一》引此已誤作“力”，《漢紀·孝文紀》正作“市”。
裴學海《評高郵王氏四種》（載《河北大學學報》，1962(3)）駁之，云：
王説不確。此當各依本書作解。《漢書》作“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者，即粟來布帛爲地所生，爲時所長，爲力（人力）所聚也。（《孟子》“勞力者治於人”即爲人所治，與此句法同。）《漢紀》作“聚於市”即“聚在市”，於義亦通；不過就句法言，則與“生於地”相同，（生於地可作生在地解）而與“長於時”不同，（長於時，不可解爲長在時）不如漢書一致耳。王氏不知“聚於力”與“勞力者治於人”之“治於人”句法同，（此是被動句）而謂爲不可通，豈非於文法未窺全豹乎？
劉精盛《王念孫之訓詁學研究》（吉林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39頁）亦將此條列入“王念孫在校勘中的不足”，稱其“語法上有欠缺”，云：
聚於力，爲人力所聚，原文並不誤。王以爲三“於”字當同義，加之《孝文紀》作“市”故認爲“力”當爲“市”，其實即使作“市”,“於地”、“於市”之“於”皆可解“在”,“於時”之“於”義不同，“於時”是按季節的意思。聚於力，總括前二句而言。
裴、劉二家從語法角度責備王氏，可稱“欲加之罪”，王氏論證中何嘗有一言指摘“聚於力”語法不通？自樹標靶，雖箭箭中的，與王氏何干？
王氏的理由是：“粟米布帛之生長與聚，皆由人力，不當專以聚言之。”這説法是後世之見，不合於古人哲學。
《易·序卦》：“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
《管子·形勢解》：“天生四時，地生萬財，以養萬物而無取焉。”
《尸子·分》：“天地生萬物，聖人裁之。”
《荀子·富國》：“夫天地之生萬物也，固有餘足以食人矣；麻葛、繭絲、鳥獸之羽毛齒革也，固有餘足以衣人矣。”
《大戴禮記·誥志》：“天生物，地養物，物備興而時用常節曰聖人。”
《春秋繁露·服制像》：“天地之生萬物也以養人，故其可食者，以養身體；其可威者，以爲容服。”
萬物歸根結底皆天地所生，粟米布帛不能例外，豈能謂其生長“皆由人力”，此爲貪天之功。農産品最初的種子來自自然界，其生長離不開土壤與天時。
《呂氏春秋·審時》：“夫稼爲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
《新語·道基》：“傳曰：‘天生萬物，以地養之，聖人成之。’”
《春秋繁露·立元神》：“天地人、萬物之本也，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
《淮南子·主術》：“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財，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長，五穀蕃植。”
人是後來者，發現、利用了天地造化，馴化、稼穡、加工，創造出豐富多彩的産品，人力之能可謂大矣，但終也離不開天時地利。人能“參於天地”，即天地人“三才”的哲學觀念。“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也是這種觀念的反映，謂：因地而生，因（天）時而長，因（人）力而聚。集天地人三要素乃能成事，故謂“非可一日成也”。
《太平經·丁部·六罪十治訣》：“天地乃生凡財物可以養人者，各當隨力聚之，取足而不窮。”
粟米布帛正是天地所生之“財物可以養人者”，“當隨力聚之”。觀此，“聚於力”之意可明。王氏“生長與聚，皆由人力”，劉氏“聚於力，總括前二句而言”，二説之謬可知。
驗諸本文，上文言“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此即上揭《淮南子》“人君者……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長，五穀蕃植”。
下文言“數石之重，中人弗勝”，謂人力有時而窮。
又言“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臧，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其中“畜積”“收”“秋穫冬臧”皆與“聚”字直接相應。所言皆圍繞“聚”之費“力”著墨，勸君重視農耕，愛惜民力。
故作“聚於市”偏離主題，“市”非粟米布帛得以産生的必要條件，與“地”“時”更不是一個層次的概念，《漢紀》“聚於市”才是譌字或誤改，不能據之反改《漢書》。王氏以《漢紀》爲正，裴、劉二氏以爲兩書各通，皆不憭章旨之談。
2024年12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