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行教育知识组织问题研究时，我原计划从中国古代经典文献中选取至少两个文本作为个案，但最终只是选择了《礼记·学记》一篇，原因是此后竟再无可与之比肩的教育思想经典。这一现象让我想到了《礼记·学记》之后的中国古人的谨慎，当然也想到了他们在教育这件事上并无超越前人的见识。在这一方面，欧洲就与我们不同了。虽然近现代的那些教育思想家，在前人涉猎过的地方也很难有所超越，但他们在自己的时代均有新的开拓，由此便促成了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思想上的与时俱进。
对于中西方在这一方面的差异是较少有人关心的，略微与此相关的关心主要发生在科学技术哲学领域。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事件莫过于“李约瑟之问”，此即他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的问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且不说李约瑟的提问本身是否完美，仅从他尝试性的回答中，还是能看出它的一些真知灼见。比如他指出了中国人没有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还指出了中国人太讲究实用，以致很多发现滞留在经验阶段。
李约瑟的回答虽然还缺乏探源上的彻底性，但大方向是基本正确的。沿着他确定的方向思考下去，就可以发现无论是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都是因为缺乏理论的理性而使得古代中国虽表现出了少年造成的辉煌，却未能在知识和思想领域获得可持续的进步和发展。曾有人认为中国古代基本上没有科学，所拥有的实际上属于技术，这种认识必有瑕疵，但也不太离谱。也许应该谨慎地认为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西方式的科学，因而使更高的、超越日常聪明才智的技术难以产生。
把这一道理迁移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则可以说是因为中国古人未能进行希腊式的哲学思考，因而使得包括教育思想在内的整个思想系统未能基于理论的思维而获得持续的深入和发展。从而，《礼记·学记》之后再无可与其比肩的教育思想经典，虽然是一种遗憾，却也是一种自然而正常的结局。只是这样的自然和正常并不必然具有积极的意蕴，尤其是在中国与西方的交流和竞争中，方方面面都显示出不适应和不充分，而且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客观地说，当前的中国研究者虽然难以静下心来探究真知、创造思想，但多数人至少是有过这种理想的。他们目前在研究工作中的烦恼和痛楚，表面上看是由一些类似丈量的标准和办法导致的，然而其根本上的原因还应在于前述科学和理论思维上的严重不足。此种不足的最重要结果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众多研究者从始至终都没有走上认识的道路。他们也许始终自认为是从事研究工作的，但他们实际上又很可能只是寻找到了一些不无意义的话题，继而展开了一次次规范的研究方法表演。
说到研究方法的表演，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社会科学领域。若说人文科学领域，理论思维欠缺的最重要成果则应是靠文本存在的学者层出不穷，唯独难见各个领域有严正而深刻的思想家、理论家出现。统而观之，该贡献知识的研究者在表演方法，该贡献思想的研究者在钻研文本，他们虽均可以不乏忠诚和坚韧，却因先天缺风和后天缺雨而劳而无功。
近日有同道者疑惑于研究领域的一些实在的才俊在知识和思想的创造上也乏善可陈，我几乎不加思考地认为：既然他们的德性和才学无可挑剔，那么他们在知识和思想创造上的欠缺就只有一种可能，即是他们没有条件把知识和思想的创造设定为自己的研究理想。至于“没有条件”在这里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们自己还真的不一定清楚，在我看来其实就是没有认识论意义上的自觉追求。
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已经完成的研究成果竟然折射出研究者没有问题意识，这分明呈现的是研究者的研究最多只是享用了研究的名义，实际发生的可能更像是一次一次无趣且痛苦的写作。再回顾有研究职能的组织和个人，在表达自己的成就时，是不是多以文章的发表、课题的理想和奖项的获得作为内容？我不相信一个研究者如果真的意识到自己在知识和思想的创造上做出了实打实的成绩，他们还能顾左右而言他。
如果我们理性一点，进而承认这一事实性的存在，那么就应当进一步地调动起相关的积极态度，至少不能听之任之。如果我们再多有一点学术的责任和使命感，那就应当从自我做起，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同道者，尽力减少我们的研究者在先天和后天的不足，并一起走上认识的道路。我相信几乎所有的人都无法理解只做耕种的动作而颗粒不收的农民，都无法接受歌唱演员在舞台上假模假样的假唱，可他们为什么就能够对只有认识者的样子而无知识和思想创造的研究者熟视无睹呢？
无论他们的熟视无睹是无意的还是有意的，就其实质而言，均无异于《皇帝的新装》中的两个骗子。该童话中写道：“第二天早上，游行大典就要举行了。头一天夜晚，两个骗子整夜点起十六支以上的蜡烛。人们可以看到他们是在赶夜工，要把皇帝的新衣完成。他们装作从织布机上取下布料，用两把大剪刀在空中裁了一阵子，同时用没有穿线的针缝了一通。最后，他们齐声说：‘请看!新衣服缝好了!’”
我很希望这个比照是一种荒诞，但实际的情况可能并不会如我所愿。如果存在着差异，应主要表现为我们的研究者并没有主观上的故意，他们只是一时找不到通向知识和思想创造的可行道路而已，但外相上的确容易让人感觉到虚张声势和故弄玄虚。不管怎样，这样的局面都应当早一点结束，否则，不只是研究者自己无法获得专业上的成长和发展，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各种设社会资源的浪费。问题的关键是这种局面很难一下子结束，其原因或不复杂，但要消除之却需要相关主体有刮骨疗毒的勇气。
实际地看，这样的刮骨疗毒虽然能够拯救起研究事业的生命，却会影响现实的许多研究者的前程，因而最为强劲的阻抗应是来自于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改头换面是需要一场系统、深刻的改革的，而且这个改革必须是革命意义上的改革。2016年，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25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改革是一场革命，改的是体制机制，动的是既得利益，不真刀真枪干是不行的。”认识领域听起来是一个动脑筋的领域，但它的改变从来就不是只动动脑筋就可以实现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