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法实务中，投资者对于金融案件中的举证义务往往会陷入两个极端，要么认为“谁主张谁举证”，也即自己要对所有问题进行举证，因此陷入了举证恐惧和无奈，毕竟许多核心证据投资者无法拿到。另一种则是认为投资者具有“知情权”，有权知道其想知道的任何问题，故应该由受托人无条件提供其列举清单中的内容，但往往很难实现。
关于金融产品中受托人的举证责任，《九民纪要》第94条【受托人的举证责任】资产管理产品的委托人以受托人未履行勤勉尽责、公平对待客户等义务损害其合法权益为由，请求受托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应当由受托人举证证明其已经履行了义务。受托人不能举证证明，委托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如果从字面意思来看，上述条款是把“受托人履行勤勉尽责义务”的举证责任直接分配给了受托人，该理解并无问题；但有时“立法”与“执法”之间，有着不亚于银河的距离，这个距离，我更愿意称之为“逻辑缺陷”。很多时候，我们办理案件，核心就是在处理这些“逻辑缺陷”。
例如，“受托人应该举证自己履行了勤勉尽责的义务”并无问题，问题在于如何界定“勤勉尽责”？是履行了书面的尽调流程即可，还是必须兼顾到资金的整个生命周期？在许多资管产品中，并无明确的法律或规章来直接列明管理人应当如何去做，而是笼统载明为“审慎经营”、“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这就导致受托人会自行定义其履行义务的内容，但这种自行定义往往并不符合投资者之利益，那么对于“穿透”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分析，尤为重要。
例如，在一个案件中，任何举证义务都要有相应的触发点，如何启动这个举证的触发点，有时更为重要，通常我们讲需要“初步举证”或提供“证据线索”，来作为引燃对方举证义务的“火种”，但这个初步举证又如何界定？很多时候，投资者会提出“合理怀疑”，但什么样的怀疑才算作合理怀疑？笔者认为，至少要有相应的法规或规章依据，同时应在现有证据中列明所怀疑问题的一到两个明显特征。
再有，通常在案件中，对庭双方往往“不在一个频道”上，这并非因某一方不专业导致，而是策略所需，但凡任何一方进入到另一方的策略指向中，很容易导致难以自洽的状态，所以很多时候，庭审过程是双方拉锯的过程，并且在拉锯中，要善于借力处于“中立”状态的裁判者，以达到通过公权力来赋予对方举证义务的目的。
“目光在事实与法律规范之间往返流转”是法律人常言之语，但事实上，很多时候事实只是露头的荷叶，如何挖出事实、挖出哪些事实反而成了角逐的核心；而法律条款寥寥数语，往往像楼阁，凌建于厅堂之中，很难避风遮雨，细微之下的砖瓦搭建显得更加重要。
回到题目，“受托人”具有举证责任是一个概念性表述，以此为契机所搭建起来的逻辑体系，跨过“逻辑缺陷”，才是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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