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因为标题中所载明的观点，的确需要深度的实务经验来得出判断。当然既然是实务经验，难免也属于一家之言，所以本文也仅供参考，核心逻辑还在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一、许多案件表明，监管意见所具有的“两面性”并非对投资者均有利
笔者曾撰文《关于金融案件监管意见的“两面性”》，来阐明要慎重对待金融案件中的监管意见，它并非始终是为投资者服务的，随着办案数量的增加，笔者愈发坚持这个观点，应当客观辩证地看待监管意见，主要核心有3：
1、具体分析产品是否具有行政违规的举报点，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行政违规不是“瑕疵性”的，这里所指的“瑕疵性”是指在民事案件中基本无法认定对民事损失造成影响的内容。
2、对产品中基本权利义务的界定，例如，事务管理型信托不能按照主动管理型信托的逻辑来撰写举报文件，也即任何行政违规或民事违法的前提，都是首先要看其有没有这个义务，如果没有这个义务，一切无从谈起。
3、要言出有据；这个依据包含两类，一是行政监管制度依据，这是“准绳”，二是事实证据或线索，在当前的行政违规调查中，如果不能提供初步的线索，仅凭“我认为”或“我怀疑”，监管进行主动巡查的概率很低。
二、专业的棋手，应当具有对未来走向“3-5”步的预判能力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法律事项、诉讼案件对此体现更为明显，那种不管能不能认定，“先试一试再说”的方式，既不负责，也不专业；很多投资者不以为然，但拿到显而易见的不利结论时，也没有其他办法，因为就目前制度来看，“推翻监管意见”的路径和可行性基本不存在。
另外，之所以讲要加强预判能力，并非说“认为可以举报的内容”一定或大概率能被认定，而是因为有些看起来很明显的违规问题都未必能被认定，何况那些看起来并无明显证据表明违规的问题；注意，这里是指在现阶段“尚无明显证据”；而这个“明显证据”，恰是金融案件中的难点，当然，笔者认为也是律师的价值所在。
实际上，诉讼过程的核心，就是寻找证据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举证责任的分配，包括调查取证，以及说服裁判者同意就某个事项调查取证，正确把握个案中的“穿透审查”限度，这个过程，完全能够覆盖并超出监管所审查的范围，以上所言均非形式，都有严格的思考路径。
三、裁判者是如何考虑的
笔者办理的案件中，经常有裁判者询问“有无监管意见”；诚然作为“中立”的裁判者，只需要在乎“有没有”即可，至于对谁有利可在所不问；一份涉及核心内容的监管意见，可能省掉大部分的审理流程，简言之，监管意见可以直接作为证据使用，且当前在审判中基本不存在“推翻监管意见”的可能，毕竟，对于法庭而言其审理的是一个民事案件，如果推翻行政监管认定，应依法走行政程序或行政诉讼流程，相差甚远。
但对于投资者而言，不利的监管意见一定不能提交；但更为妥当的是，尽量减少核心不利监管意见的出现，这也是本文的核心落脚点，客观而言，本文所讲的是一种方法论，若具体到个案，一定是在充分分析案件证据、产品背景、地域特点等综合因素后作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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