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近几年信托产品违约暴雷的陆续“出清”，大面积或整个信托公司系统性风险的暴露，基本上告一段路，虽然处置的路还很漫长且存在不确定，但从基本面上来看，未来的违约及暴雷，更多的呈现出具体信托计划的问题，能够撼动信托公司经营基本面的概率在下降。
根据中国信托业协会数据，自2022年第二季度起，信托存续规模持续增长，至2024年6月末余额27万亿，较上年同期增加5.32万亿元，同比增速为24.52%。
那么基于以上，对于不同情况信托的处置结果会出现差异化，这也进一步符合“市场化、法制化”的基本原则，那么差异化将会体现在哪些方面，本文做如下分析，仅供参考。
一、整体化解与“市场化、法制化”的区别。
按笔者的理解，所谓“市场化”，就是在市场商业风险导致违约的前提之下，对底层资产该卖的卖，能拿回多少就是多少，各方勿需多言。但在“非市场化”因素导致的违约中，尤其存在管理人明显违约的情况下，导致底层不存在或底层价值明显降低，就丧失了“市场化”的前提，此时“法制化”优先，也即在不能规则为“市场”的情况下，通过合法渠道界定各方责任。
结合以上，笔者认为很多时候“整体化解”并非“市场化、法制化”的范畴，一方面，如果是纯粹“市场”风险，信托公司底气十足，按照市场需求卖出底层即可，而“整体化解”兜底，要么是找第三方资金，要么是用自有资金，前者而言，如果是原价或很少折扣情况下购买这类违约资产，对资方而言并不划算，尤其在当前资产前景不明的背景下；而用自有资金，则由于“市场”背锅，对信托公司而言并无自掏腰包的必要性。
那么当前的“整体化解”，更多是在出现“非市场”因素的情况下，被迫实现的，这个方式实现了各方利益的妥协，对于信托及关联方而言，避免了违规行为的进一步暴露或担责，对于投资者而言，拿到了打折后的兑付，即便无奈，至少不至于血本无归。所以这类“整体化解”，本质并不符合“市场化、法制化”的原则，那么在信托暴雷基本“出清”的背景之下，这类处置方式是否还能出现，以及在哪个信托公司中会出现，都是未知数。
二、与争取的程度有关。
这里所讲争取的程度，前提是在合法的框架之内。在笔者办理的某些案件中，随着案件事实查明的深入，对方压力陡增，就会加大考虑整体解决或单独解决的意愿，也确有以这种方式最终解决的案例，但这种解决方式不确定性因素较多，且比例较少，不能以此为目的，只能理解为在强力争取之后的“副产品”。
三、在诉讼中，通常首案即决战，一战定乾坤。
一个信托计划一般投资者在几十个到几百个，且较为分散，即便通过网络，也难找到过半数的其他投资者。这就会导致一个情况，在启动某个案件后，才发现在此之前已有其他投资者起诉，且已败诉。这意味着现在启动诉讼的案件，基本上要按照此前的结果来继续判决，虽然这不绝对，除非有明显超出此前案件提交的证据，但此前案件到底提交了什么证据，实际也无从知晓，所以这种在消息不共通的情况下直接导致“首案”败诉，后续情况就会非常被动。
很多时候，信托案件依托的经济、社会、法律制度背景均有不同，裁判规则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乃至同一个F院对同类案件在不同时期的裁判规则也会发生调整，这些细节应予以捕捉并提前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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