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托、私募等资管类产品案件中，监管部门出具的调查意见通常会作为证据之一提交，以达到某个证明目的。调查意见函作为行政监管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具有证据的优先性，依据最高院司法解释，如果一方对意见中认定的内容不服，除非提交足以推翻该意见的证据，否则意见会被采纳。但实务中，也不乏拿到一些对投资者而言并不有利的监管意见，此时应当慎重考量。
一、如果拿到不利的监管意见，怎么办？
例如，有的投诉信中列明了十几项问题，但最终只认定了1-2项，且问题属于“瑕疵”层面，尤其对于资金走向等核心问题，采取了“未发现问题”或“认为不存在问题”的结论，这至少不能称为一份“值得庆幸”的意见，此时该份文件是否作为证据提交？还需要进一步分析。
首先，要结合具体产品的管理方式、底层背景以及了解到的情况，综合分析资金是否存在挪用的可能性，如果认为挪用的概率不低，但监管意见中又没有认定，那么主要存在两层逻辑，其一是监管部门并没有现场真实审查资金交易文件，以及实际投向的合同、收发货清单、发票等，而是直接要求金融机构对管理产品的合理性进行说明，并对该说明直接采纳；其二是即使进行主动审查，但并不贯彻“穿透式”监管的基本原则，仅审查到产品资金向融资人支付的层面，就认为“未发现”存在问题。以上两种，笔者实际在办案中均遇到过，通常采取的方式是综合判定利弊关系，对于该类监管函先不予提交，对资金走向以及“事中监督”等问题提请调取证据，直接审查，后面根据必要性，再决定是否补交该份意见以佐证销售话术等一些“瑕疵性问题”。
其次，实际上，笔者认为在判定监管意见是否有利时，应当前置到投诉举报之前，进行预判。例如，监管部门所在的区域，是否可能或大概率存在对投资者不利的主观倾向；再如，产品中存在的问题是否有较强的隐藏性，如果是，则要衡量当地监管部门穿透审查的可能性。
二、要充分发挥法庭完整的审查权限和能力。
资管类产品案件中，监管意见从来都算不是法庭审查的前置要求，只是该类文件的法律效力，会大大减少或降低法庭审查问题的复杂度，这一定程度上导致法庭对监管意见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性，也使得监管意见的“两面性”凸显，尤其在一个调查意见书中，十有八九的问题被否定后，尤其对于资金走向等核心问题，投资者意图推翻具有相当大的难度，笔者在类似案件中深有体会，由于需要调取新证据，以及向法庭解释进一步穿透审查的必要性，监管意见中行为的不合理性等；而不论《信托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法律，还是《资管新规》等监管意见，包括《九民纪要》等会议纪要，法庭均可予以适用，完全可以根据庭审必要性对核心证据予以调取，“穿透式”调取也不存在任何法律障碍，资管类产品的审查边界已不限于产品的第一层面，这是由于管理人负有“事中监督”义务而决定的。
三、对待监管意见的正确态度
笔者认为，作为投资者，尤其作为代理人，在面临资管类产品时不应一律考虑“有枣没枣，打一杆子试试”的心态先提起监督举报，主要原因就在于产品不同、底层逻辑不同，可能隐藏的问题类型不同，尤其对于资金走向的把控方面，要充分考虑，需要结合诉讼策略分析提起监督举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许多案例表明，在一些问题隐藏较深的案件中，当投资者与法庭都摒弃对监管意见的依赖时，会具有更多的“主人翁”态度，审查的内容会非常详细，并且聚焦，这些是“粗糙”的监管意见所不能比的。
以上，仅供参考。
（11）信托案件是否一定会“同案同判”？
（16）信托财产为什么不能被强制执行？
（17）应收账款型信托的诉讼要点解读
（18）信托受益权转让对诉讼权利的影响
（21）论金融案件中的"举证责任倒置"
（23）信托案件的诉讼时效如何计算？
（26）信托公司与融资人之间设立“共管账户”的性质及责任认定
（27）以“XX幸福”信托为例：谈“永续债信托”案件诉讼的核心要
（32）私募基金仲裁（诉讼）：“未充分披露关联交易”的认定及管理人责任
（36）信托执行：信托财产应如何认定？
（40）关于信托打折兑付方案的一点思考
（42）以场外金融衍生品为底层的私募基金纠纷仲裁（诉讼）策略要点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