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迺元：英语教师

© 刘迺元／文

一

　　我在农场的大部分时间见不到家人的面，只能写信，而信是经过当局严格检查的。幸运的是60年代初我便在团河农场见到了大哥，并且从70年代起我们一同在清河农场就业，可以时常见面。大哥是我惟一经常见到的亲人，原因是我们遭到了同样的不幸。我有自行车，这在就业职工中还是比较少的。我们之间距离20里路，骑车比较快，因此我经常去他那里。每逢星期天，大哥便等我，我来到以后我们一起到野外，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长谈。午饭时大哥买最好的菜给我吃，溜肉片只有星期日才有，他给我买两份叫我饱餐一顿。比起当年在家时，我们这时见面的次数多得多，每次见面比过去亲热得多。每次都有许多事可以谈，许多见解可以交换。不幸的遭遇使弟兄的感情更贴近了。
　　一个主要的话题是我们为什么受处分，应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对待，以及我们究竟是什么人。这些问题从被劳改的第一天起便使我惶惑不安，成为很久无法解决的疑问。这些问题是绝对不允许讨论的；劳改分子彼此谈论案情，谈论量刑是否正确，那是自找倒霉。年复一年，我自己反复考虑，反复分析，同时观察国内形势的发展，对照传媒的论调，就这样思路逐渐开阔，头脑也逐渐清楚，直到不久以前，对这些问题才初步找到了一些答案。
　　我们谈得多了，我便觉察大哥正在为同样的问题困惑而不能自拔。劳改农场里，对人的评价主要依据是劳动。劳动能力实际是体力、技巧和经验的总和，到了这里却统称为“劳动态度”。而劳动态度如何就表明一个人的“认罪”程度和对党、对社会主义的忠心。大哥像我和别的知识分子一样，是很不会干活的，为此时常受到批评甚至嘲笑，嘲弄他的除队长外，还有些会干活的人，特别是“内矛”。他们叫大哥干这干那，反应慢了便招来责难，弄得他很紧张，因而就更加迟钝，成了恶性循环。这样大哥便习惯于被否定，进而习惯于否定自己。大哥被划右之前工资较高，同大嫂和三个孩子过着舒适的生活。这时他的收入只等于过去的1/6，大嫂只好出去做小学教师挣钱养家。上面说过，右派分子的家属的日子比右派分子本人更不好过。大嫂必须同其他“黑五类”的家属定期到居委会或派出所报到，听干部讲话。干部给她们讲应该同自己的犯错误的亲人划清界限，督促他们好好劳动，改造思想，重新做人，等等。她不敢告诉人们自己的丈夫现在在哪里，在做什么；但就是这样，她所到之处还是有些邻居妇女在她背后指指点点，那也只好听之任之。更困难的是孩子们问起爸爸的事无法回答，也不知道应该怎样教育他们“同父亲划清界限”。大哥从狱中释放以后成为就业人员，可以经常回家探望，这是好事。但每次到家，大嫂就向他诉委屈，怪他思想跟不上形势，以致把一家人搞得如此狼狈。大哥遭受迫害，造成家庭生活困难，本来有愧于心；再听到一家人因为自己的错误如此受委屈，更加认定罪在自己一人，于是真正彻底否定自己。大哥是个实在的人，他认为自己一钱不值，就是真诚地这样想。
　　“我是个没有用的人”，大哥说，“农田活我干不好，人又太笨，学也学不会。另外我的身体不好，不及人家能吃苦。如果按照百分制给我自己打分，我打零分。”
　　我不赞成。我说：“你不至于这样糟。别忘了你原来是高级工程师，出版社的副总编辑。”
　　“算了，算了，不要提这些头衔了。那都是祸根。如果当初没有这些头衔，我还不至于落到今天这步田地。”
　　“你认为业务职称没有价值吗？”我问。
　　“岂止没有价值！”大哥说，“咱们这些人从小只会念书，既不会干活又不会革命。所以咱们的感情不对，必须改造。我得从头开始，所以现在只能打零分。”大哥年近60，现在竟认为自己一无是处。我为他感到难过。
　　大哥接着说：“咱们的感情必须改变。例如过去我认为农活脏，讨厌大粪臭，现在刚刚开始改，要慢慢改。”他接着说：“队长们看不起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数是农民出身，他们的感情是对的。咱们就是因为感情不对才成为右派分子。这是咱们的主要问题。”
　　“我的感情怎样，我不太清楚”，我说，“但我不相信喜欢大粪味就算感情正确，也不相信像你这样的知识分子应该打零分。”
　　我告诉大哥，我被批判以后也经常想这些问题，越想越糊涂。我丧失了自信，因为我一贯按照传统观念办事，后来竟发现传统观念不能用了。我非常尊重共产党和毛主席，因此也一度否定了自己和自己的各项主张。认为当我和党发生矛盾时错误当然在我。我说：“然而后来发生一些事表明毛主席有时是自相矛盾的，于是发现我有些概念应该更正。”
　　我举出大跃进，说明毛主席也可以犯错误。又举出林彪叛逃的事，说明政治斗争是复杂的，又说明有些被说成神圣的东西也可以突然失去光环。我们都记得报纸上原先怎样赞颂林彪，这可以和报纸在他死后的说法对比。“这是宣传，而宣传是由人操纵的。”我说。
　　大哥说，他也发现同样的现象。他说，特别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报纸的宣传有时反复无常，弄得他糊里糊涂，不知听哪个好。“这就是政治”，我说，“咱们不懂政治，更不想搞政治，可政治偏偏找到咱们头上来了。结果把我们弄到了劳改农场。”
　　大哥问我：“究竟什么是政治？”
　　我说：“我也懂得不多，不能给政治下定义，但我可以说明政治家和科学家有什么不同。科学家（例如你）说煤是黑的，因为他认为煤是黑的。政治家则不同，如果他说煤是黑的，那是因为他必须这样说，至于他相信与否则是另一回事。”
　　“政治家是不是会说假话？”大哥问。
　　“在政治家看来没有真理和谬误之分。政治家需要区分的是有用和无用，有利和不利。人们把这叫做实用主义。”
　　大哥还是不甚理解。他问：“那么怎样理解队长们说的话呢？他们说我们知识分子完全无用，人民不需要我们，我们应该感谢农场给我们饭吃。”
　　“他们应该这样讲”，我说，“但你似乎拿这些话当真了。”
　　“我当然要把他们的话当真”，大哥承认，“他们是领导，领导的话当然要听。”
　　我说：“但他们对知识分子的说法需要分析。我问你：首先，说科学家和学者一律毫无用处，过去我们上小学、上中学、上大学努力读书完全是浪费时间，中国不需要有学问的人，只要有农民就够了。这些你相信吗？”
　　“这些话值得研究。”大哥没有把握。
　　“中国需要知识分子和科学家，这是毫无疑问的。另外，据说我们是资产阶级右派，是人民的敌人，本应该处死刑的。没有枪毙，是党和人民的宽大。因此我们应当感谢党和人民。我们对人民是有害的，不是无用而已。你信吗？”
　　“他们这样说有道理。”大哥承认。合乎科学的逻辑大哥就能接受。
　　我接着说：“说实在的，一开始我的绝望程度比你只怕还要严重。我们从小盼望国家富强，及至国家富强了，我们自己却变成了人民的敌人！如果在解放前，国家贫弱腐败，说我是人民的敌人我或许可以接受。现在我变成我为之感到骄傲的国家的敌人，我实在无法接受。我失掉了全部生活的乐趣和希望，感到生不如死。”接着我讲了自己在兴凯湖企图自杀的经过，大哥听了很是吃惊。我又说：“我活下来了，但我仍旧不明白我为什么会变成人民的敌人，不知道我应不应该受到这样的批判。后来，下面的事实使我怀疑反右派斗争的正确性。
　　“第一，我们说出了心里话结果成了右派，而我们说了心里话是因为我们爱共产党，信任它，才说的。据我所知，有的人对共产党满怀敌意，不信任它，什么也不说，结果安然无事。
　　“第二，有些单位，包括我所在的单位，本来反右派斗争已经结束，却因为右派数目不够毛主席所说的5%，就再补上几个。这种随意规定罪犯数目的做法不符合依法判罪的程序。
　　“第三，刚才讲过，上层决策人有时也会犯错误。现在没有人再提大跃进，因为事实证明大跃进是错误的和有害的。同样地，将来人们提起反右派斗争会认为是历史性的错误。”
　　这是我遭受迫害15年来，第一次尽情地倾吐压在心里的话，而这些话只能对自己的哥哥讲。同样地，大哥也高兴地听到这些谁也不会对他讲、谁也不敢讲的真实的话。
　　我继续说：“再想想队长们对知识分子的说法。关于知识分子的价值，他们的看法确实和我们不同。他们过去大都是农民，对城里知识分子看不惯，我们对他们也看不惯。但是关于‘知识分子无用`的说教是特意编出来的，那是他们工作的需要，和他们个人感情的好恶无关。他们的任务是管我们。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大都没有干过体力活，现在突然丧失了过去的优越条件，受着做梦都想不到的苦。作为我们的管理者，他们需要我们放下知识分子的架子，虚心地学着干农活。更重要的是，需要我们甘心情愿地接受处分，要我们真心地自认为毫不冤屈，罪有应得。他们当然不能对我们说：‘你们受冤屈了，你们不应该在这里种地，应该去做重要的工作。’要我们相信自己完全无用，哪里都不要我们，幸亏农场给我们饭吃，给我们房子住，否则就会冻饿而死。然而我们却又不会干活，农场对我们这样好，我们无从报答而有愧于心。这样一来他们就不是我们的监督者而是我们的恩人，而我们对他们就主要不是畏惧而是感谢了。”
　　大哥同意，说他看出队长们正是这样做的。
　　我说：“他们在这方面的说教人口一词，完全一致，大概是专门训练过的。开始的几年这种说法令我十分相信过，现在看来你仍旧十分相信。他们这样说自有他们的道理。如果我处在他们的地位，我恐怕也会这样做的。”
　　我至今记得这次同大哥的谈话，我对他说出自己多年来反复思考的心得，大哥说我讲的很有启发性。有意思的是，在这次谈话中，一个不懂政治的人竟给另一个不懂政治的人讲起了政治。看来我在劳改农场还不仅学会了体力劳动。

二

　　70年代初期的政治形势趋向缓和。看来把我们这批人调到一个“严管分场”有些无的放矢了。这也不足为怪，几时某些人的脑子一热，就可以把犯人调来调去。1960年把我们从东北调进关内，不也是无的放矢吗！革命的恐怖缓和下来，批判会开得少些了，各项工作可以比较正常地进行了。学校里有了英语课，电台开始广播英语讲座。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后，中美关系有所缓和。
　　清河农场有一所中学，有三个初中年级，共十几个班。学生1000人左右，大都是农场干部的子弟，也有少数就业人员子女。教师约100名，大都来自北京的中学，有些原来是农场的干部。这时学校有一位军代表，像当时所有单位的军代表一样，他的地位在校长之上，是学校的最高领导。这是因为文革把全国弄得混乱不堪，毛主席便派军代表进驻机关学校，以便控制局势。教育领导部门命令各校增设英语课。学校里没有英语教师，只有两名原来就在学校的俄语教师。校长向军代表反映了这个问题，请示解决办法。那老营长习惯于战斗中当机立断，对于学校教学工作却缺乏经验，特别是外语教学更是门外汉。于是他向校长发出一项很难执行的命令：
　　“不就是教外国语吗？叫你们的俄语老师改一改，教英语，不就行了吗！”
　　那可怜的校长终于说服了军代表，这样“改一改”是办不到的，然后得到批准在农场就业人员中挑选英语教师。经过查阅档案，挑选工作进展顺利。很快，在1973年5月的一天，队长派人找我，说“中学来了一位干部想要见你”。
　　我早就听说清河中学要开英语课，军代表闹的笑话也广为流传，对于可能要找我去已经有些思想准备。干了这么久的体力活，现在要回到书本生涯去，如果倒退几年我会非常高兴的。现在把许多事情已经看透了。敖松的死也使我看破了许多琐事，我不像当初那样容易激动了。在劳改农场做一名教师未必比当农田工光荣多少；况且离开同伴们，到学校里和一些“历史清白”的人为伍，未必是愉快的事情。队长派人找我时我正在稻田里干活。我到了队部办公室，李队长和一位胖胖的中年干部在等我。
　　“这是中学的徐干事。”李队长对我说。他叫我坐在客人的对面。
　　“你叫什么名字？”徐干事按照公安干部和犯人（或过去的犯人）说话的程序开始问话，但我看得出他的脾气很好。
　　我说了自己的姓名。
　　“你懂英语吧？”
　　“很久以前学过。”我说。
　　“外国人说话你听得懂吗？”
　　我想：这是个什么问题！于是我回答：“我不知道。很久没有机会试验了。”
　　他想了一下，又问：“你能教中学英语吗？”
　　我说：“说不准。没有看过他们的课本。”
　　客人看着我没有说话，看得出对我的回答不甚满意，但他没有再问什么。最后他像是正式宣布那样对我说：“我们正在研究调你到中学去教英语，定下来以后便通知你。”
　　会见到此结束，我向他告别走了出来。我刚走出办公室便被几位朋友围住，他们一直等在办公室窗外，里面说什么他们都听到了。大家感到客人的问题很可笑，而我的回答更为有趣，大家提起来笑弯了腰。不须交换意见，就看得出大家对于我的地位即将发生的变化跟我持相同的观点，即我从劳教释放人员而当教师，和“干部”为伍，大家并未因此而兴高采烈。相反地，以我的水平去教警察的孩子ABC，加上还要回答刚才那样的“审查”，都感到我在被贬低。
　　不久我被正式调到中学。学校离原来我们所在的三分场不远。大体上是两排平房，分列在大道两旁，南头是操场和篮球场。没有院墙，大道在学校的中央穿过，上课时可以看到汽车或马车在旁边来往。我被带进一间会议室，已经有三名未来的同事在等我。他们是大学毕业后留美两年的刘祖和燕京大学英文系毕业的李天、赵家。刘和李都是熟人，只有赵是初次见面，也很快便熟悉了。大家都知道被调来的目的，感到劳改农场真是不缺人才。
　　不久便进来一个人，隔着会议桌坐在我们的对面。这人30多岁，面色苍白，毫无表情。坐下来便一一问我们的姓名，却不说自己的姓名，好像我们早就应该认识他。然后他向我们说：
　　“你们四个到这里来教英语。我们缺英语教师，你们过去学过英语，所以这里需要你们。”他看了我们一眼，接着说：“这是革命学校，你们教的是革命干部的孩子。注意你们的言行，不要给他们不好的影响。”
　　我没有想到进了中学的门先听这一套教训。我勃然大怒，刚想站起来驳斥他，进来一个50多岁的人，那第一个立刻起立。他告诉我们这是魏校长，然后向魏校长介绍我们的姓名。魏校长个子高高的，有些清瘦，一望而知是个忠厚长者。他非常热情地同我们一一握手，请我们坐下，然后说：“欢迎你们几位到中学来。你们的到来给我们解决了困难。”他转向那面无表情的人对我们说：“这是负责教学工作的任照同志。由他来安排大家试讲。希望大家喜欢这里的工作。”然后任照发给大家课本：一共6本，供初中三年用。试讲定在3天以后。
　　我们住在最南端一排平房的一个大房间里，窗子对着篮球场。房间原来是个教室，所以很大，我们四个人每人占一角，放一张单人床，一个写字台，一个书架，房间里还有宽敞的活动面积，我们在中央放了一张大木椅，准备来客人用。大家回到宿舍，便谈起方才同学校领导人的会见。对那姓任的那种无礼的态度一致感到愤怒。
　　“我已经想发作了”，我说，“我想对他说清楚，我们并没有乞求到这里来做教师，想教给他应该怎样对人讲话。我宁肯回去干农活也不愿意忍受这种窝囊气。”大家都同意。刘祖年纪最大，想得比较周到，他劝我忍耐一些。他说：“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他也许习惯于用那种态度同我们这样地位的人说话，或者甚至认为有必要对我们这样说话。可是校长的态度大不相同，我觉得这个人很好。”大家有同感。在会议室如果不是校长来得及时，恐怕对任照提出意见的不止我一个人。我想，这两个人截然不同的态度大概代表人们对我们这样人的不同的看法。此后我们在清河中学几年的生活证实了这一点。
　　课本是初级英语，从字母开始，特别着重语法。课文内容大多是旧社会地主欺压农民的故事，另外就是歌颂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文字。有些名词是为宣传的需要硬造出来的，英语里根本没有这样的词，如“小红书”是《毛主席语录》，“红宝书”是《毛泽东选集》等。给初学英语的学生教这些东西是很可笑的。但多年来我们习惯于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论可笑与否。
　　过了两天进行了试讲。试讲在一间空教室进行，听众以魏校长、任照为首，另外有十几名高级教师。我们每人从课文中选一课讲了一下，结果得到普遍赞许，惟独任照不表态。我没有见他笑过，觉得甚至他会不会笑都是个问题。
　　试讲以后便分派工作。我和赵、李各教五个初中一年级的班，每人负责教250名学生。刘祖教一个高中班，这是清河中学成立以来第一个高中班。另外中学选出一名青年教师，由刘祖辅导，培养成为英语教师。这样的安排使我们三人的劳累几乎超过干农活：每天上6节课，加上250名学生每周交两次作业本，都要批改发下。在正常情况下我们哪一个也不应该被派到这所中学来。现在我们既然听任他们摆布，他们就可以随意了。

三

　　假如说中国社会的高低层次多，那么劳改农场里的社会层次恐怕是全国最多的。最高的一层是公安干部，他们是农场的主人。其次是“外雇职工”，即没有犯过错误的技术工人，在农场担任技术工作或管理工作。这些人也有党员，他们的政治地位不低于干部，但行政地位不同，不能管理犯人。第三层是“就业子女”，这些人的待遇与外雇职工相同，不同在于他们的父母曾经是犯人，后来刑满就业，他们的子女往往在农场工作，也大都是技术人员或农田高手。他们在父母一辈的人面前把头扬得高高的，但比起身家历史清白无瑕的人就要低一头。第四等是劳改或劳教释放后的就业人员，我和我的难友就属于这一类。这些人只是在理论上享有公民权，其实仍旧在公安局管辖之下，职业是强制的，管我们的往往还是劳教时期的队长，他们还是把我们看作犯人。第五类是现役的劳教犯或劳改犯，我们在释放以前就是这类人，这是农场社会中的最底层。这是按照各自享受的权利多少和受到尊敬程度的大小而分的档次。其实各个阶层内部的人也是不平等的。即以最高层的公安干部而言，有党员和非党员之分，党员中有新党员、老党员之分，干部中也有原在北京局内任职、犯了些不大不小的错误，不够处分的条件，又不宜留任，因此派到农场来的。这些人在没有错误的干部面前就低了一头。
　　在劳改农场很多年，但直到在清河中学工作，我才注意到这些阶层的区分。而且说也奇怪，社会阶层的划分在青年学生当中比成年人之间更为清楚。班里学习差的、调皮捣蛋的学生，十有八九是级别较高的干部的孩子。相反地，父母阶层较低的孩子大都品学优良。我所教的一班班长姓许，品学兼优，作风正派，受到同学的尊重。但看得出他十分注意避免冲突，并且同坏同学保持距离。后来我得知他是一个“就业子女”。另外一个学生姓马，个子不高，也比较瘦弱，却意外地在班里称霸，力气大的也让他三分。原来他父亲是人事科长。农场的干部级别不高，科长就很威风了，何况是掌握实权的人事科长！据说他把一位女老师气得哭了一场，无可奈何只好走掉。学生打架吵嘴时往往可以听到这样的话：“我爸爸管你爸爸！”“你老实点！当心我爸爸撤你爸爸的职！”
　　劳改农场的社会阶层比外面分得清楚。管劳教分子或劳改犯人的队长们的威风十足，发出命令等于圣旨；其实这些在北京大都不过是普通的警察而已。劳改农场的干部级别高一级，可以享受的特权就多得多。1972年，我们二十几个人住在北砖窑，过得很轻松。有一次赵队长拿着一个竹篮来到菜园，告诉菜园工给他摘一篮菜，说：“我老婆来了，有几个朋友到家里吃饭。”菜园工摘了满满一篮扁豆，然后拿出三个篮子，叫两个人帮助他，又摘了三篮子茄子、窝苣、菠菜、黄瓜和大葱，都是拣最好的摘。装满以后派两个人给队长送到家里去，那两个人当然是极为乐意为队长服务的。就这样，赵队长不花一分钱，只说了一句话，就白白弄到四大篮鲜菜，一个星期也吃不完。
　　劳改农场场长是由某某市公安局劳改处的一位副处长兼任的。这样某场长就有两个职务。作为公安五处的副处长，他在市里可以分得三间一套的单元房，每天上下班还要乘公共汽车，如此而已。但在农场当场长可就完全不同了，他过着皇帝般的生活。住的是密林遮荫的一幢漂亮的两层楼房，有两部小汽车和一名司机供他使用。由于经常招待宾朋，厨师的技艺不太称心，便下令在犯人当中选一名厨师，果然找出一名一级名厨，过去为一位军阀做饭的。场长试用结果大为满意，当场决定留在场长住宅工作，每月开60元工资。这在50年代相当于一位教师或高级科员的收入，当然是不需要场长自己拿的。出乎场长的意料，那厨师竟拒绝开始工作。
　　“场长，我没有掌刀的不能干活。我专门做菜，他专门切菜，过去我们是老搭档。您要吃好菜必须叫他来。”他说。
　　场长问他那掌刀的在哪里，回答是也在劳改农场服刑。命令立即传达下来，释放了那个囚犯，调到场长家工作。两名搭档合作做了一桌筵席，场长吃了非常高兴，立刻下令给两人各发月工资60元，从此在场长家为他烹调山珍海味。
　　这类故事极多，说明农场的官员由于“天高皇帝远”，自己实际做起了土皇帝，随心所欲地统治着这块土地。

四

　　清河中学的学生大多数对新来的几位英语教师是尊重的。他们有尊敬老师的习惯，而且知道我们的水平，对英语课有兴趣。然而有的学生的想法不同。我们来到学校以后，人们便注意到这几个人的政治身份，一些“阶层意识”较强的学生便不愿意要“就业分子”做他们的老师。况且文化大革命鼓励学生造老师的反，甚至无缘无故殴打老师，一些出身历史毫无瑕疵的教师的处境都比较艰难，何况我们！幸而清河中学管得比较严，学生都是场内干部的子弟，容易控制，所以学校还没有发生严重的无政府主义的现象。但学生毕竟难免受到国内潮流的影响，结果有的对“就业老师”就看不顺眼。
　　我对自己的身份很清楚，接受不愉快的场面早有准备。好学生们暗中提醒我注意坐在后面的几个大个子坏学生。他们不仅不好好学习，而且时常在课堂上说话，并且用很不友好的目光望着我。
　　我对坏学生从不严格要求。他们不愿意学习，只要不捣乱便听之任之。可是有一次一个叫邢建的做得太过分了。我讲到有的同学分不清动词和形容词，说了一句：“这在语法上是个严重的错误。”这时邢建突然向我冷笑，并且大声说：“这间房子里有人犯的错误比这严重！”
　　教室里立即静下来，气氛突然紧张了。同学们以为我会大发雷霆，而邢建说完以后却跷着二郎腿，得意地盯着我，等待我的反应。我很清楚，如果我爆发，会把局面弄得更为尴尬。但也不能置之不理，因为那就等于鼓励邢建得寸进尺，今后更不好办。
　　我冷静下来，整理一下自己的情绪，然后说：“邢建说的是我，我知道。你说得很对，所以不必兜圈子。我确实犯过很严重的错误，否则也不会到这里来。”我看了邢建一眼，他显得有些失望。我接着说：“但是必须说清楚：我并没有请求到这里来教书；是领导叫我来的。而领导之所以叫我来，并不是因为我犯过严重的错误，而是因为我具备来教书的条件。如果邢建或别的同学认为我不适合在这里做教师，可以找领导去谈；一旦有命令叫我离开，我立刻就走。但只要没有这样的命令，我还是得当你们的老师，并且大概还要指出你们的错误，你们的错误，不是我的错误。”
　　邢建闭口无言，我继续上课。以后邢建也不再挑衅了。
　　但邢建还不是最难对付的，比较突出的是人事科长的儿子马某。他是班里学习最差的学生之一，坏点子多，又有父亲作靠山，在同学之间作威作福，学生都不敢惹他，而且据说老师们也要让他三分。他从不交作业，我也从来不找他。他从来不注意听讲，有时看小说，有时和旁边的同学说话，随时斜眼看我一下，表示他的敌对和蔑视。我没有动过他，但总觉得这样下去会影响全班，不能不管管。而且早就听说他仗势欺人，同学们都十分怕他，甚至老师也畏惧他父亲的权势，我就偏偏打算碰他一碰，看他能把我怎样。如果他父亲真地报复我，最多不过把我撤职，回去干大田活，那倒是正中下怀了。就这样，他的气焰愈来愈高，我管他的决心愈来愈大，终于有一天时机到来了。
　　英语课是两节，中间休息10分钟。休息时马某把脚放在课桌上，第二节课开始了，按照规定大家起立然后坐下，教师开始讲课。但第二节课开始以后马某仍旧不动，两脚留在桌子上，坐在那里看着我。脸上一派狂傲的神气，好像在说：“看你敢把我怎样！”
　　“马某，把脚放下去。”我平静地说。
　　没有反应。
　　我提高声音又说了一遍，他仍旧不动，像个老爷一样用眼盯着我。
　　我知道一场“大战”不可避免了。我下了讲台，走到马某的身边。他是中等身材，坐在中间。
　　“马某，站起来！”我命令。
　　马某把脚从桌上放下，略有些紧张，但仍旧坐着不动。
　　“我叫你站起来，听见没有？”我压低了声音慢慢地说。
　　没有反应。
　　我面向前排的学生吼道：“前面的女同学躲开！”说着我抓住马某的一只臂膀，把他拉得离开地面，拉着他越过课桌大踏步向前走去，一路碰翻四张课桌和四把椅子。马某脚不沾地，被我拉到教室门前。我一手开门，一手把马某抛出门外，看他滚在地上，我用力关上门，几乎把玻璃震碎。我回到讲台时，前排的同学们正扶起被我撞翻的桌椅，捡起散落地上的课本和文具。这时马某在外面敲门。
　　我问：“你要干什么？”
　　“老师”，他胆怯地说。这是他第一次叫我老师。“您叫我到哪里去？”
　　我说：“到教导处去找张老师，告诉他你纪律不好，被刘老师赶出来了！”教导处的张云是负责学生纪律的。马某顺从地去了。
　　我向那些课桌被我撞翻的同学道歉，然后继续上课。教室里静得出奇，大概我刚才发怒的样子够可怕的。后来几名好学生对我说，他们对今天的事感到高兴。大家讨厌马某，很多人说：“刘老师做得对，应该给他点厉害的！”过了几天又上英语课，马某举手请求发言，我准许了他。他站起来说，张老师叫他做检查，他承认自己错了。我说：“这么说你准备改，是不是？”他说：“是，老师，我一定改。”我叫他坐下。他果然从此再不捣乱。他仍旧不学习，但我不理他：不找事便好。有一次他在上课时偷看小说，见我走过来急忙收起，看得出是有些怕我。我只装作没有看见。
　　这是我和一名16岁的学生发生的一次冲突。听起来很可笑，但它实际上是酝酿已久的矛盾的爆发。我发怒的对象实际上并不仅仅是马某，而可以说是他的父亲及其代表的欺压人的势力。我在事后准备受到报复，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事情就这样过去了。以前别的老师包括班主任都不敢管马某，才把他惯成这个样子。我管他以后他有所改进，实际上对他有好处。看来我比别的老师胆大，其实道理很简单：我是穷光蛋，且地位已最低，没有什么怕失掉的东西，所以反而行动自如。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我离开了劳改农场以后，80年代初在南郊一所大学兼课教英语。那学校派车接我上课，司机是经常换的。有一次开车接我的竟是曾嘲笑我“犯过严重错误”的邢建！原来他从清河中学毕业以后便在农场的运输队学会开车，当了司机。不久前调到南郊的那所大学工作，想不到又遇见了我。他现在是一位高个子、文静的青年，很和气，很高兴能为我服务。见面后第一句话是：“刘老师，当初在中学时我很浑，真对不起您！”我说：“那时你是孩子，又在那种特殊的时期，不值得再提了。”彼此一笑置之。以后他时常开车接我，我们成了朋友。
　　我没有再见到马某。但我相信如果有缘相遇，我一定热情地同他握手，他也会的。
　　清河中学的教师们对我们的态度大都是很好的。他们多数是老教师，和我们是同代人。多年的教学工作养成他们诚实、耐心、负责的作风。同样地，做教师做久了，尤其是在这样一所几乎与世隔绝的学校里，他们中有些人变得安于现状，思路狭隘，并且盲目地自信。我们四名英语教师来到以后受到普遍的尊重，主要因为我们的学历和文化水平比较高。这时反右派斗争已经过去15年，人们对右派的普遍看法是：“右派大多数是有学问的人。”还有人说：“他们倒霉就是因为说话太直率。”我们没有感到受歧视，而且同大家的关系越来越好。由于同班主任经常配合工作，我们都同班主任成了朋友。直到现在我离开农场已经20年了，还和两位原来清河中学的老师经常来往。
　　但是也有例外，任照从第一天起就像是下决心同我们为敌到底。他原来是教导主任，后来提为副校长。我们在这里工作的第二年，即1974年春季，学校下令我们四人在一个水池边安装一台立式泵，准备把水池排干。这就是任照的主意。这是个很重的活。我们站在没膝的泥浆里，抬100多斤重的水泵和几十斤一根的水管，干了几个小时，弄得全身狼狈不堪。过路的学生看到我们便很懂事地赶快走开，免得我们感到尴尬。但任照却不忘显显威风，他走到工地，高高地站在水池边，背着手走了几趟，以便提醒我们，他的身份和我们不同。我们不理他，他也不理我们。其实这样的人我们见过不少，他属于那种把自己打扮成真正革命者的“风派”人物，对运动对象特别凶狠，以便表现其革命的阶级感情。其实内心是虚弱的，一有风吹草动，首先变节的往往就是他们。我们在清河中学工作7年，他和我们作对也整整7年。从一开始我就想给他讲讲道理，一直没有机会，直到1979年我离开农场那一天才如愿以偿。这是后话。

五

　　到了1974年，革命的狂热已经降温，并且据说毛主席身体不太好。然而“批判运动”还是一个接一个地搞，有时批的是古人或者一本书，其实是影射今人的。林彪叛逃以后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接着是“批邓”，然后是“批水浒”。
　　据说毛主席在一次谈话中提到宋江是投降派，并且把《水浒传》概括为“投降”二字。于是下达了“最高指示”，要求全国批判《水浒传》。所有批判运动都是每人必须参加的，清河中学的学生多数没有读过这部书，便要求学校买几部给大家看，以便进行批判。这是合理要求，学校批准了。过了不久图书馆便购置了20套《水浒传》供大家借阅。这部书立刻在全校风靡起来，没有多久20部崭新的《水浒传》就被翻阅得又脏又破了。不知何故，具体开始批判的命令始终没有下达，结果批判《水浒传》的运动便不了了之。然而运动的准备工作却是颇有成效的：清河中学的全体师生从此熟悉了宋江、李逵、鲁智深、武松等英雄好汉，有的读上了瘾，能够记住许多细节，提起来便津津乐道。一场流产的“批《水浒》运动”在这所闭塞的学校里普及了这部文学名著，应该说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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