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迺元：从北平到上海

© 刘迺元／文

一

　　我小时喜欢听我们军队的行列走过时，从墙外传来的沙沙的脚步声。他们有时按照步子的节拍唱一支军歌，那是一支古老的民歌，一开始的歌词是这样的：

　　三国战将勇 常山赵子龙
　　长板坡前逞英雄
　　还有个张翼德 当阳桥上等
　　嘁嗤咔嚓响连声
　　……

　　士兵们的音乐水平不高，有些唱走了调，但是歌曲健康有力，富于战斗性，士兵们的情绪高昂，唱得非常起劲。每逢这时我就会跑出大门，和邻居的孩子一起站在路旁看。看的人越来越多，士兵们唱得也越来越起劲。他们的脸晒得又黑又红，目不斜视，表情十分严肃，但我却看到有的嘴角挂着一丝骄傲的微笑。路上有一个旁观者说：“这就是大刀队。看见他们背上的大刀没有？一眨眼之间就可以抽出来。”另一个说：“再一眨眼鬼子的脑袋就掉了！”我看到士兵们背上都背着一把大刀，二尺长的刀刃插在背包下，刀把露在右肩以上，上面缠着红布。我想：“大刀果然是很容易抽出来的。”士兵们穿着灰军装，膝盖以下打着灰色裹腿，全身都是灰色的，越发衬得红色刀布特别显眼。
　　我喜欢大刀队，大人也喜欢，甚至是崇拜大刀队，因为听说他们能杀日本兵。
　　那是恐怖和屈辱的年代。日寇侵占了东北，溥仪当了傀儡皇帝，北平内外到处是日本兵。时常听到日本兵欺负黄包车夫的故事。城外时常传来大炮的轰鸣，人们说是日本炮兵打靶。我就问大哥：“我们中国自己没有炮兵吗？”
　　大哥迺隆比我大7岁，我有不懂的事就问他。他愤怒地说：“我们当然有炮兵，但是不敢放炮。当官的不敢，当兵的倒不见得。”
　　这是1936年，大哥19岁，刚刚考入清华大学。这一年冬季有一天他对母亲说：“学校停课，大家要上街游行示威，抗议对日本的软弱妥协的态度。”母亲说：“你千万别去。学生没有力量，你们说话是没有人听的。你们学生把书读好就行了，不要去管国家的大事。”大哥说：“娘不应该说这样的话。学校当局才不许我们游行，叫我们不要管政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学生做得对，娘不要和当局一个腔调。”
　　母亲不说话了。但看得出她非常担心大哥的安全，因为很难说警方会对学生采取什么行动。大哥终于去参加游行示威了。那是个阴冷的冬天，傍晚他才回来，全身的衣服都湿了；衣襟还滴着水，有几处已经结了冰。他脸色苍白，冻得直发抖，把母亲吓呆了。大哥告诉母亲：“警察用水龙头驱散游行队伍，我们根本不能靠近市政府的大门。”后来我才知道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这一天已经作为爱国青年学生为国家的存亡而英勇斗争的日子而永垂史册。
　　看来市政府是不仅怯懦而且残暴的一伙人，他们和那些不敢命令炮兵开炮的将军们是一丘之貉。这就是我12岁时对我国官僚和政府的认识。但我也读过有关清官的故事，宋朝的包公是杰出的一个。我也喜欢文学作品中本领高强、行侠仗义的英雄，最佩服《水浒传》里的武松，英国小说里的侠盗罗宾汉也令我倾倒。从文学作品里我受到英雄人物性格的熏陶，我常想，我虽然没有什么本领，但至少可以学他们那种主持正义、嫉恶如仇、威武不屈的精神。这是我自幼接受的性格上的塑造。应该说，我的英雄们代表了中外优良的文化传统。但也应该承认他们的负面作用，二哥说我从小就有些个人英雄主义，也和我欣赏学习英雄人物分不开，我想二哥的话是对的。
　　我家世代读书，祖父是清朝的进士，任翰林院编修。我没有见过祖父，但从他留下的藏书和墨迹可以看出他是很有学问的。我父亲是我国最早的外语学校“译学馆”的学生，毕业后在外交部工作，后来任中国驻苏联总领事馆副领事。在父亲的帮助下，我从小攻读中国历史和文学，并且开始学英语。我弟兄四人，我最小。父亲出国时我才7岁，弟兄们都是在母亲的教育下成长的。父亲出国以后母亲就下定决心，绝不能让我们的教育因父亲离家而受到影响。她教育我们要努力读书，做有用的人。父亲从国外写信来，总是鼓励我们要正直、自强，热爱祖国。父亲和母亲的教导就成为我们弟兄终生恪守的道德准则。
　　祖父留下的书箱上都刻有“补拙室藏书”的标志，“补拙室”是祖父的堂号。这些书箱遮住一面墙，是不许小孩子打开的。母亲往往指着书箱对我们说：“看看这些书吧。这就是你父亲从你祖父手里继承的全部遗产。你父亲不会挣钱，也不会做官（他的官阶不高，副领事只是一级科员），收入不多。咱们就依靠这微薄的收入生活，将来供你们上大学也全靠它。你们要努力学习，要自立，不能依赖父母。”
　　为了保证我们弟兄学习的费用，母亲尽量节约，勤俭持家。父亲在家时有一张麻将桌，父亲出国后它就成为我们弟兄的书桌。弟兄四人围桌而坐，每人一面。面前各有一个小抽屉，原来是玩麻将的人放钱和筹码用的，这时就给每人装文具用。弟兄在一起学习，弟弟有问题可以问哥哥，弟弟不听话时哥哥可以随时管束。这种情况发生在我的身上较多，因为我最小，也最缺乏自制能力。我们用一张桌子学习还可以省电，桌面正对着一盏可以拉下来的吊灯，这是一种旧式的灯，大约自从中国有电灯起就有的。我们弟兄就在这盏灯光下做功课，母亲时常坐在一旁缝衣服或看书。整个房间除我们这里以外都是暗的，四周非常安静，只听到火炉上的水断续地嘶嘶作响，好像和外面呼啸着的凛冽的寒风相呼应。
　　那是一个我认为安静、和平、温暖和充满希望的岁月。然而战争的威胁却随时降临。日寇的侵略日益猖獗，而我们却没有坚强有力的政府可以依靠。在我早期的记忆中就有随时存在的危机感，这和我的和平、温暖的环境很不相称。到1937年日寇侵华的战火终于燃遍了中国。那时我13岁。

二

　　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略战争。城门关了，城里物价暴涨，挤满了从郊区逃来的难民，学校停了课。平津警备司令宋哲元早就接到了不抵抗的命令。但是他的部队和师长们的抗日情绪都是高昂的，有些部队在宋哲元的默许下英勇战斗，并且取得了胜利。一次张自忠将军率领一支突击队夜袭古北口日军驻地，熟睡的日本鬼子尚未清醒过来就做了刀下之鬼，一个连几分钟就被消灭得干干净净，还没有惊动附近的日军。
　　“日本鬼子怕大刀队，”田顺告诉我们。田顺是父亲雇用多年的男仆，非常忠心，时常在外面听到消息回来报告。“日本鬼子有飞机大炮，但他们害怕肉搏战，见了中国兵的大刀就吓得要死。他们只要一动，这边就能卡住。”田顺听来的消息令人鼓舞，大家都希望这是真的。我们内心虽然半信半疑，但谁也不愿意说出来。“他们只要一动，这边就能卡住。”这句话多么像《水浒传》里鲁达拳打镇关西之前对受欺凌的女子说的话！我们多么希望中国军队像鲁达那样勇猛无敌，惩罚凶恶的敌人，保卫我们的国土！但愿大刀队奋起神威，杀死鬼子，把敌人的大炮变成哑巴！
　　但是敌人的大炮并没有变成哑巴。接连几个星期炮声不断轰鸣，有时震得门窗都发抖。带太阳徽的日本飞机不分昼夜飞来飞去，有时低得几乎擦过屋脊。飞机震耳的轰鸣一过去，就听到西郊传来沉重的炸弹爆炸声。我们很清楚，轰炸的就是中国军队的防御阵地，随时都给我们的军队带来毁灭和死亡。我们多么希望带有青天白日标志的飞机飞来，煞煞敌人的威风，哪怕只有一架也好！
　　然而这样的飞机一次也没有出现过。不断传来的消息是日军势不可挡，中国节节败退。这些消息大都是田顺听来的。有一则悲壮的消息说，二十九军的两位师长佟麟阁和赵登禹，率领大刀队向敌人冲锋，他们赤裸上身，挥舞大刀，身先士卒，冲在最前面，在枪林弹雨中奋勇杀敌，砍死敌兵不计其数。最后和战士们一起壮烈牺牲，身上被血染得通红，也分不清是自己的血还是敌人的血了。田顺讲的这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当时全家都落了泪，我也哭了。我们的军队当然比日本的多，但是我们的装备落后，光凭勇气和血肉之躯敌不过现代武器，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不久枪炮声停下来，四周恢复了平静，但是平静得令人胆战心惊。宋哲元将军奉命撤退，北平沦陷了。从此世界变了样子。趾高气扬的日本军人大量涌进北平城，很快街上到处涌现出日本商店和“料理”，即饭馆。我家对面一座体面的房子原来是一位名医的住宅，现在变成了一家日本酒馆兼妓院。从此我家就不断传来高音喇叭里的日本音乐，还不时听到日本酒鬼的喧闹。一天夜间，突然有人凶猛地敲打我家的大门，边敲边骂，声音嘶哑得吓人，说的话一句也听不懂。全家都被吵醒，母亲惊呆了。我们都手足无措，只好听凭他吵闹。这时家里最年长、胆子最大的男人就是田顺。他踮着脚尖走近大门，从门缝中看到一个穿和服的日本醉汉，他显然醉得不分东西南北，把我家错当酒馆了。幸亏门闩牢固，没有折断，否则他非冲进我家不可。过了一会儿，对面大门走出两个日本女人，连劝带哄把醉汉带了进去。这时大家才松了一口气，但谁也没有再睡。这件事说明，我出生和成长的这个城市，从此再也不是安全的地方了。
　　日寇以惊人的速度侵占我们的大片国土。每过几个星期就有一个城市沦陷，每个城市沦陷以后日本人就强迫北平市民在家门口挂国旗表示庆祝。这时的国旗也改了样，原来的青天白日旗上面加了一个黄三角，写着“和平反共救国”六个字。北平是华北傀儡政权的首都，改称北京。报纸上不断刊登大小汉奸就任伪职的照片。另外还拼凑了一些人在大街上游行，庆祝日军的胜利。这些游行者有鬓发苍苍的老人，也有十几岁的孩子，一个个衣服褴褛，面容枯槁，每人手里拿着一面黄色的三角旗，和国旗上附加的那块黄布一样。这个队伍向前走着，领头的不时地喊出“庆祝南京陷落！”“庆祝××陷落”等口号。随着他的喊声示威者就举一下旗，重复一下这个口号。他们的喊声很低，如果不是领头的喊过，谁也听不出他们喊的是什么。这些人一个个眼神呆滞，表情木然，真是一副亵渎人类尊严的画面。与此同时，街上到处悬挂“庆祝某地沦陷”的大幅标语。后来听田顺说，这些人是被警察雇来的流氓和乞丐，每游行一次可以得到一天的饭钱。我在家时常可以听到他们有气无力的口号声。听到自己的同胞被日寇作践成这个样子，我感到屈辱和痛心。曾几何时，街上响起过二十九军雄壮的歌声，也是从同一面墙头传进来的。勇敢的战士们，你们在哪里？想到整整两个师，一万多人，在北平城外死在日军的机枪和炮火之下。我们何年何月才能拥有自己的大炮和空军来对付敌人，那样我们的战士才不致于只会挥舞古老的大刀而听任敌人的屠杀！
　　这些事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那年我已经13岁，亡国奴的生活使我悲愤。祖国在流血，我们的心在流血。

三

　　大哥迺隆已经是大学生，亡国的悲愤他表现得比谁都强烈。平津沦陷以后，清华大学和北大、南开一起迁往云南复课，叫做西南联合大学，通常称西南联大。大哥失学在家，国难的痛苦和对敌人的仇恨使他异常容易激动。每当伪警察（原来的警察这时为敌人办事）登门通知各家挂国旗，街上同时响起那荒谬的口号声的时候，大哥就气得暴跳如雷，痛骂日寇的凶残和中国的懦弱。每次大哥发脾气都把母亲吓得要死。“你轻声点！”母亲急忙制止他：“咱们听得到街上人的声音，咱们说话他们也同样听得很清楚。小心有人报告把你抓起来！”大哥不说话了。但不久又咬牙切齿地说：“我真想拿一把菜刀到街上去杀几个日本鬼子！我不愿受这窝囊气！”
　　但是即便大哥一言不发，他的处境也并不安全。日寇因人力不足，命令伪政府建立了一支傀儡军队，18岁以上的男青年都在征兵之列。那年大哥20岁，二哥17岁，都是让母亲担惊受怕的年龄。这时田顺这个从小在我家长大的忠实可靠的仆人，帮了母亲的大忙。他和我们这片警察的关系很好。他对母亲说：“我去和派出所说一下，把两位少爷的年龄改一下就行了。”接着又说：“这些警察的薪水很低，有一点好处他们或许肯帮忙。所以看来要花一点钱。”
　　“那就太好了”，母亲说：“你去和他们谈吧！别舍不得花钱。”
　　那是夏天一个炎热的夜晚，全家吃过晚饭坐在院子里。忠实的田顺往派出所跑了许多趟，随时报告交涉的结果。最后谈妥：拿出六块银元，三个管事的警察每人两块，于是派出所的户籍档案中—大哥的年龄便改为17岁，二哥改为15岁。两块银元是个不小的数目，当时可以买一袋44斤的面粉。于是这点小贿赂就帮助我们暂时度过了危难。田顺高兴地告诉母亲，警察拿到钱甚至露出一丝歉意。他们对田顺说：“放心吧！两位少爷没事了。咱们都是中国人。”全家都感谢田顺，也感谢那几个警察。“咱们都是中国人！”这是同情和信任的保证，是对付敌人的一笔秘密交易中表达了真实的友谊。我在这句话里甚至感觉到一种爱国思想。这时我发现爱国的行动也并不排除贿赂和腐败。
　　但是危机并没有过去。改了大哥的年龄只把危险向后推了一年，何况谁也不知道一年之内敌人还会想出什么别的花样！清华大学在昆明复课了，大哥的同学们陆续离开北平回到几千里以外的学校，这一切使大哥更加烦恼，脾气变得愈来愈坏。终于有一天他对母亲说，他在敌占区一天也呆不下去了。母亲知道现在只能让他走。但是当时要母亲做出这样的决定是不可想象的。云南远在四五千里之外，路上要穿过敌人的封锁线，经过好几个省，交通工具没有保障，社会秩序更谈不到。相传不少人在前往内地途中遇到土匪，送掉了性命。其实很多土匪本来就是难民。此外，日军是禁止青年学生离开沦陷区的，要装作商人才能走路，而大哥恐怕是天下最不会隐瞒自己身份的人。万一被人看破是学生，落入日本人的俘虏营，再也休想回到教室去。事情很明显：不走是等死，走也几乎是死路一条。这时大哥有一个同学姓蒲，和大哥同岁，但成熟得多。他也准备走，路上可以照顾，遇事也能应付一二。大哥是坚决要走的，那位同学也劝母亲不必担心。母亲经过反复考虑，终于做出了这个最难做的决定：下决心叫大哥走。
　　准备工作的细致周到是可想而知的。首先要多方打听经过的路线，哪里有火车，哪里有汽车，哪里要乘船，日军的哨卡盘问什么，怎么回答最妥当，可能遇到什么危险，如何保护自己，等等。要多久才能到，谁也说不清楚。听说有人两个月到达，但有人在中途因战事耽搁了一个月才继续赶路。
　　母亲要大哥记住的事太多了：千万记住你是做买卖的，不是学生——学校的证件缝在背包的底上；银元都缝在贴身内衣里面，每个银元分开包装，免得弄出声音；要在夜间睡觉的时候拆开一个准备次日用；不要喝生水，睡觉时记住盖好肚子；背包里有阿司匹林和咳嗽药片；不要轻信不认识的人，不要听他的花言巧语；重要的事要和同伴商量，要尊重他的意见，等等。从母亲做出决定到大哥启程上路经过了整整一个月。这一个月间，大哥是既激动又难过，激动的是马上要离开敌占区回到学校去，难过的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离开家，离开母亲。可是在母亲就只有担心和难过了。看得出母亲日渐消瘦。儿子长了这么大从来没有出过门，就是去一趟天津母亲都提心吊胆，而现在就要启程做一次九死一生的远行！大哥动身的那一天母亲送他到大门口，她那难过的样子像是生离死别。谢天谢地！几个月后，可靠的人传来口信，大哥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母亲长出了一口气，像是早就认为死掉的儿子重新回到人间，又像儿子已经登上绞刑架，脖子上的绳索突然松开，被宣布无罪释放了。

四

　　1940年，大哥走后两年，我们全家离开了北平。
　　父亲的来信和留支都停了，一家人的生活来源断绝。在这以前很久收到父亲从国外来的一封信，是由朋友辗转传递，经过两个多月才收到的。他说准备回国到重庆外交部去工作，他要母亲带着我们弟兄三人离开北平，也到重庆去。这时是日寇侵华的第三年，即1940年，敌人把中国政府从南京赶到武汉，最后过了三峡到四川的山区。我国的政府在国家危难时向西逃亡已经不是第一次。50年前，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慈禧太后就逃到了西安，那时政府腐败无能，国家贫弱，武器落后；忠勇爱国的战士白白流血送命，这一切现在一件一件地在重现。中国多么需要一个廉洁、爱国、贤明而坚强的政府啊！
　　从西安事变起，我对共产党有了初步的良好的印象。1936年底，张学良、杨虎城强迫蒋介石同意一致抗日，共产党人从中调解，保住了蒋介石的性命，原因是中国需要蒋介石来领导抗战。蒋介石的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而共产党人为了照顾大局，反而为他说情，这是多么博大的胸怀！日本侵占北平以后，我们时常听说西郊山区单独行动的日本兵突然失踪，后来在山沟里发现他们的尸体。这些消息大多是田顺带来的。他说这些都是八路军干的。我们那时无法直接得到关于共产党、八路军的消息，只能从传闻中获得零碎的印象，伪国旗上的六个字“和平反共救国”是一种信息，它表明敌人恨共产党。敌人恨的肯定就是好人——这是我在十几岁时对共产党基本的、模糊的认识。
　　父亲毕竟多年出国在外，对国内的现状了解得太少。他提出的全家内迁的想法是完全不现实的。怎么能想象母亲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和战争地区，完成这几千里的行程！对比之下，两年前大哥就不知轻松和安全多少倍！母亲设法给父亲回信，告诉他举家到重庆是办不到的。接着就往返通信商量，花费的时间有两三个月，最后商定：父亲不去重庆而从欧洲直接去上海，同时母亲带着我们从北平到上海去和父亲会合。这个计划是可行的。当时上海还有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周围都是敌占区，不必通过封锁线。另外上海有不少好大学，除原有的几所外，不少大学从敌占区迁到上海租界，在外国势力保护下复课了。三哥和我再有一年就该上大学了。父亲早就下定决心不许他的儿子在敌人控制的大学里读书，母亲更是从来就把儿子的学习看作头等大事的。上海有那么多的好大学，日本人又管不着，到上海去对我们的学习最有利。这样就决定全家迁往上海定居。
　　这是一件大工程。动身之前全家忙了好几个月，这是个有着近百年历史的旧家，拆掉它真比当初建立的时候费事得多。家具、衣服、用具、钟表，和其他比较值钱的东西送到旧货店或拍卖行去卖掉，粗笨一些的就卖给“打鼓的”，即登门收购的旧货商。这些人出的价钱低得可怜，如冬天用的铁烟筒，保存得好好的，买新的一块大洋只能买4节，现在卖给“打鼓的”，每节只卖二分钱，合一块大洋50节！有几个这样的旧货贩每天到我家来，慢慢地互相熟悉了，逐渐减少了对他们那惟利是图的特点的厌恶。我第一次感觉到家里无用的东西那样多，扔掉又可惜，让打鼓的拉走，至少还可以换几个钱，比白白扔掉强。那年我16岁，个子超过了1.7米，身强力大，主动去干最重的活。有些箱子和柜橱的年龄比我大得多，尽管腾空了，还是重得惊人。我和哥哥们和田顺一起，每天搬东西、卖东西、捆绑行装，购买必需的箱笼，忙到晚上，个个汗流浃背，满身灰尘，筋疲力尽。这样一直忙到1940年的6月，我们弟兄三人跟着母亲，告别了我们不幸的故乡北平，乘火车到溏沽，登上了英商太古公司的轮船前往上海。

五

　　当时的上海称为“孤岛”，在日寇侵占大片国土以后，许多人从沦陷区逃到上海的租界避难，这些人大多是上层人物或高级知识分子。几所著名的大学如交通大学、东吴大学、沪江大学、之江大学都因校舍沦陷，暂时迁到上海，在外滩附近的大写字楼里租用几层办公室作临时的校址，境况是很困难的。然而由于大批学者的到来，这些学校的师资却空前提高了。我家迁到上海的次年即1941年，我报考了东吴、沪江、圣约翰三所大学，专业是英国文学。我的英文基础比较好，同时被三所大学录取。这三所大学中只有圣约翰大学留在原来的校址，条件最好，我就选择了圣约翰。
　　圣约翰大学是圣公会创建的，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毕业生有不少知名人士。学校的管理完全是美国式的，除国文以外全部课程一律用英语讲授。由于上述的原因，这时圣约翰大学也拥有比过去好的师资。比如著名的英籍华裔戏剧家王文显原来在清华，这时在圣约翰担任莎士比亚、欧洲戏剧研究和剧本写作课。他讲课的内容丰富，指定了大量的课外书籍，对学生要求是严格的。进入大三以后我主要选修他的课，在他的教导下在英国文学方面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至今想起还要感谢他。
　　同学中除中国人外有不少犹太人、俄国人和亚洲其他国家的人，还有少数欧美学生。大家都讲英语。圣约翰的师生有各色各样的人物，可以说是中国社会或上海社会的缩影。一些有钱的学生开着轿车来上课，他们大多是企业家、银行家、政界首脑或华侨的子弟。一次我们到一位姓盛的同学家去玩，他们家房子豪华得惊人。我们骑自行车从大门走了好一会儿才到客厅门口。后来得知他是新疆军阀盛世才的儿子。这些富家子弟住宅的规模都不相上下，经常在家里轮流举办舞会，他们仆人住的房子比我家租的三居室还要宽敞得多。由于经济地位的悬殊，我和这些人比较疏远，我的朋友的家境大都不甚宽裕，但我们都很用功。我们大都选学好的、严格的教授的课，而他们专门选修那些学问不高、管理松懈的教师的课，读够了学分也同样毕业，但学的成绩就大不相同了。
　　同学们的家境、志趣各不相同，加上当时社会的复杂，大家的活动范围和交游圈子也各异。在上海，北方同学容易互相接近，这种同乡的情谊有时也冲淡了其他方面的差距。有一位同学姓罗，广东人，但是在天津长大，和我关系很好。他的行动使我感到意外。有一次他突然好久没有来上课，过一个月又突然回来了，只是剃光了头。在我关切的询问下，他告诉我他被日本特务抓去了，后来弄清楚无辜，又释放了。不久以后的一天下午他突然到我家来，在我的寝室里诡秘地问我：
　　“你真的相信他们把我抓错了吗？”
　　“当然”，我吃了一惊，“这是你自己告诉我的。”
　　“你太幼稚了！”他笑了笑。“日本特务是不会抓错人的。”
　　“那是不是说他们抓你有真凭实据，而你参加了抗日的活动？既然如此为什么又放了你呢？”
　　他沉默不语，过了一会儿他反问我：“你崇拜不崇拜蒋委员长的伟大人格？”
　　这时我觉察他在企图把我也拉进泥潭里去。于是我坚决地向他声明，我对政治不感兴趣，也没有搞政治的精力和时间。我们都是学生，我劝他也离政治远些，安心读书为好。
　　他又笑了笑，什么也没有说，就起身走了。这件事使我百思不得其解。敌人为什么抓他，又为什么放他？他究竟做了些什么，又想让我帮他干什么？这个谜很久没有解开。许多年以后我才得知，原来蒋介石一直和日本人暗中来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才告结束。看来罗已经同日本人搞到一起，又想拉我去做他的助手，想起来叫人不寒而栗！我回绝他是对的。他认为我幼稚倒是件好事。

六

　　罗的事情只是一个例子。实际上当时的同学当中有些人正在互相敌对的团体中进行着各种复杂的活动。对这一切我从不过问，我已经19岁，对周围事物却像孩子一样无知，从这点上看我确实是幼稚。我觉得那些事既危险又非我的能力所及，所以从来不为它们分心。我把全部精力都用在读书上，学习非常刻苦。我专攻英国文学，这是我早就喜欢的一门学问。我学得越多兴趣越浓，对英语和英国文学有了深厚的感情。圣约翰的管理制度给学生很大的自由度，特别是高年级的学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按照必修课和学分的要求安排自己的课表。从大三起，指定阅读的书多起来了；我把课表安排得每周三天上课，三天空着，以便集中时间读书。这些时间大都是在图书馆度过的。许多书不能借出馆外，而阅览室环境清幽，在那里读书真是一种享受。我通常是早晨7点多到图书馆。借出书来从前一天读到之处继续读。读到中午，便到校门外从一个骑自行车卖食品的小贩那里买两个烧饼，这便是午饭了。然后回到图书馆继续读到6点半，把书还掉骑车回家。回家途中路过小菜场买些菜带回去。晚饭后总要帮母亲洗洗涮涮，8点半开始阅读英文报纸和杂志。我读报刊的目的有二，首先我要学会现代英语的写作方法，以便弥补古典文学所缺的东西，同时可以随时得知国内国际的形势。我订阅了英文《大美晚报》和《中国评论》周刊。珍珠港事件以后《中国评论》停刊，我改订《密勒氏评论周报》。这些报刊的编写水平都是很高的。当时省出钱来订这些报刊很不容易，因此读得特别认真，惟恐浪费了宝贵的学习材料。读报刊的兴趣不下于白天读的文学，每晚都要读到将近半夜才就寝。这样每天阅读的时间往往达到14个小时。约翰·罗斯金把读好书比作到宫殿去拜访国王和王后，我感到他说得对。埋头攻读优秀的文学，就像是聆听充满智慧的谈话。这些作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来经受了千百万读者的筛选，读起来真是奥妙无穷，那种快乐绝非一些富家子弟挥霍金钱换来的欢娱可比。同时，由于努力攻读，我的学识增长，眼界扩大，英文水平也不断提高。看到自己的成绩，也就有了继续努力的动力。
　　我在圣约翰的日子就是这样度过的。这时国难深重，母亲和我的生计日益艰难，有一次因为没有借到钱，晚饭竟饿了一顿。这时读书就成为我惟一的精神寄托了。

七

　　珍珠港事件后，父亲、二哥和三哥相继离开上海。父亲到重庆去，回到外交部工作。二哥到北京继续上他的辅仁大学，这个学校靠天主教会的保护得以维持下来。三哥的交通大学在重庆复课，他也就到了重庆。只有我和母亲两个人留在上海，这样我得以在圣约翰继续学习。父亲的工资仅够自己开支，无力养家，而且内地和上海之间汇兑不通，于是母亲和我的生活只能依靠父亲在上海的老朋友们资助。他们称得起是父亲的患难之交；在这种时期他们自己的生活也很艰难，还是经常拿出钱来帮助我们。这点钱来之不易，真是一个钱也不敢多花，这是我和母亲生活最困难的一段。
　　我一面上学，一面帮助母亲分担家务。我有一个书包，是父亲从苏联买来的。那是皮革下脚料编成的一个袋子，非常结实，而且很大。母亲用布缝了一个袋子放在里面做衬里，这样免得钢笔等零星物品漏出来，而且可以拆下来洗。我每天上学时把书放在书包里，挂在自行车把上。晚上回家时把书拿出来，一手拿书，一手扶车把，路上买菜装在书包里。我的自行车上总带着一杆秤，书包里装着秤砣。上海人买菜谁都不相信卖菜人的秤，每人都自己带秤，这种作法由来已久，买菜的和卖菜的都习惯了。然而自行车上缚一杆秤的大学生恐怕只有我一个。我一心读书，交往很少，所以我的生活特点也无人注意。至于女同学，更没有一个垂青这个埋头在图书馆里的布衣青年，我对于那些小姐们是敬而远之，绝无来往。所以我的大学生活真是朴素到清教徒的地步，浪漫的大学生的故事对我只是天方夜谭而已。
　　珍珠港事件以后，学校的英美教师都关进了集中营，学校的地位也岌岌可危。幸而一方面有教会的庇护，一方面学校领导人和日本人打交道非常谨慎，因此得以勉强维持。在学校朝不保夕的情况下，学校当局把暑假改为一个学期，学生们可以趁学校还在，利用暑期多学课程，多拿学分，以便早日毕业。因此我在大三、大四两年都没有过暑假，学习特别紧张。到1945年1月我就提前毕业了。直到今天，想起在那困难的日子里，学校为学生的利益采取的应急措施，我心里仍然充满感激之情。后来我听说日本投降后，校长沈嗣良等人因汉奸罪名被判了刑。对于他们和敌人之间究竟有什么瓜葛，我当然无从得知；但是我想，作为学校的主持者，这些人为我们学生做了好事，应该肯定他们的功绩。即便在其他方面有什么错误，也应该宽容一二。

八

　　将近1945年，时局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看得出日本人控制他们侵占的大片土地已经有困难。轴心国家是日暮途穷了。伪报纸大肆吹嘘日本的“肉弹”如何厉害，但“肉弹”本身也只能说明敌人不过是负隅顽抗而已。学校里同学们纷纷传闻盟国胜利的消息。我们时常在教室里听到天空有飞机的轰鸣声，声音遥远而沉重。我们跑出教室，就看到天空有许多四引擎的银色飞机编队向东飞去。它们飞得极高，看起来小得像玩具飞机，但发动机的声音听得出是非常强有力的。消息灵通的同学告诉大家，这是美国的B-29轰炸机去轰炸日本本土。我想，现在轮到日本尝尝国土被人家轰炸的滋味了！感到出了一口恶气，我非常高兴，大家也都非常高兴。有人问：“这些飞机是从哪里起飞的？一定是来自很远的地方吧？”消息灵通的同学回答：“这种飞机叫作空中霸王，可以飞几千英里不加油，并且能在几分钟内炸平一座城市。”
　　我们也听说美国的斯蒂威尔将军帮助中国开通滇缅公路，以及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击落日本飞机等激动人心的消息。大家都感谢美国。小时听大人讲过美国用庚子赔款开办清华大学的事，这是我早年听到的美国不同于别的列强的事迹。
　　我们不仅有美国朋友，还有英国朋友。珍珠港事件前不久，英国教授大卫·科鲁克从重庆到延安，路经上海，到圣约翰来演讲。听众爆满。他讲了重庆青年学生抗日情绪高涨，他们痛恨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和暗地勾结敌伪的两面行径。他说大后方有大批青年学生到解放区敌后根据地去，因为共产党是真正抗日的，而且待农民亲如手足。有一次一位青年学生给科鲁克看一本书，是言情小说的封面，实际是埃德加·斯诺写的《西行漫记》。这本书在重庆是禁书，那青年是信任科鲁克才给他看的。这本书经过许多人轮流阅读，已经很旧了。
　　我很少听到有关共产党的消息，科鲁克的讲话给我的印象很深。几年前在北平时田顺对我讲过八路军游击队的故事，对比之下，科鲁克讲的内容具体得多了。科鲁克讲话以后，我又零星听到一些有关八路军抗日的传闻，从此我开始思考很多问题。共产党不仅得到国人的拥护，而且连斯诺、科鲁克这样的外国学者也都表示敬佩。我是一个青年人，我的爱国心不下于大后方的青年学生，然而这些人英勇的行动我完全没有参加。他们的斗争关系着国家的存亡，我却置身事外，袖手旁观，这对吗？我是不是应该离开学校，离开家庭去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呢？然而我又想，这是办不到的。我一个人没有多大力量，再说我还没有毕业，还要照顾母亲。在这国家多难的日子，我没有对国家尽到自己的责任，为此我感到歉疚。我开始怀疑自己的道路是不是走对了。我应当怎样做？这是我经常萦回脑际的问题。
　　此后很长时间，我为这个问题苦苦思索，却找不到答案。我失去了自信，感到困惑。这是我大学毕业的前夕，我刚过20周岁。我继续努力攻读，但是心里再也不像以往那样平静和专注了。我往往陷入遐想，思考国家和自己的现状以及将来的出路。然而我学习照样很用功，并且保持优良的成绩，直到1945年1月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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