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满子自述①身世简述

© 何满子／口述
© 吴仲华／整理

　　我从小不是个循规蹈矩的孩子，不愿受约束，喜欢自行其是。但又不像一般“顽劣”儿童那样贪玩，而喜欢读书，喜欢自己找书读，情愿被正规的学校教育拒之于门外。幸亏我有一个良好的读书环境，培养我成长。

一

　　我是“五四”运动的同龄人。我在“五四”前三个月出生在浙江富春江南岸的富阳县龙门村。
　　在我出生前，母亲已接连生了三个女儿，最小的一个生下来不久就夭折。母亲虽不是特别重男轻女的人，但在宗法封建气浓厚的家乡，不生“传宗接代”的男孩子，总是桩憾事。特别是我们孙氏家族，自以为是吴大帝孙权的嫡派子孙，宗法意识就更为浓重。我的家就是一个典型的封建世家。我出生以后，祖父就为我取了一个封建味十足的名字——孙承勋。
　　当时人不知道，生男生女是由父母双方的染色体来决定，都把不能生育儿子的责任归于女方。不会生儿子的妇女常遭到轻视。有个故事，一个嘲笑朋友妻子不会“弄璋”，只会“弄瓦”的人，作诗道：“令正原来是瓦窑”。在这种气氛下，我的出世，当然给了母亲很大的安慰，并因此受到格外宠爱。
　　外祖家更庆幸我的诞生，认为不仅为母亲增光，也为外婆家挣了面子。我的外婆自己就只生了两个女儿，我的几个年龄只比我大几岁的舅舅，都是姨太太生的。她当然为自己没有生儿子抱憾，所以特别寄希望于母亲，我的出生使她高兴万分。到我七八岁了，她还搂着我，亲我的脸，笑吟吟地说：“外婆宝贝你，你这个小花生米”。“花生米”是说我有个“小鸡鸡”。
　　我在自己家不及在外婆家“有地位”。两家都是大家庭，几代合居。我家已有叔叔的两个男孩，我的堂房二哥和我夭折的姐姐同年出生，那年我婶婶亡故了。正好我母亲死了女儿，就把二哥抱过来，用自己的奶喂他。当时还没有我，我想母亲一定是想把二哥当作亲儿子的。我叔叔长期在北京、福建、杭州等地工作，有段时候还在国外，当然无法照顾家里。他的两个儿子，即我的大哥二哥，一直由我母亲照管长大。因此，我在家里是三个男孩中的一个。后来我又有了两个弟弟，我成了五个男孩中之一。而外婆家，大外祖有三个舅舅，大舅早逝；二舅四个女儿，只一个表哥；三舅三个女儿，直到后来才有一个表弟。我们这一辈男丁少，我就是稀罕的宝贝外孙，享受特殊的宠爱。
　　我的父亲长年不在家。祖父是个古板的老头。他在前清虽只做到南昌直隶州州判（相当于现在省辖市的秘书长），只是个七品小官，但民国后一派遗老相，我不喜欢。只记得他告老还乡后，在乡间为乡亲们义诊看病，无论医术与做人，声誉还是挺好的。
　　外祖家的人却开通得多。我的外祖父陆锐星是前清举人；大外祖陆桂星虽只是优贡出身，却是前清的道员，当过轮船局和铜元局的总办。铜元局总办就是造币厂厂长。他弄了些钱在杭州置产，和当时著名藏书家“八千卷楼”主人丁松生，同是杭州的巨富，有“丁黑心，陆半城”之称。大外祖在杭州自己营造的住宅，从小米巷直连马坡巷，规模宏大，亭台池榭，十分别致。可笑的是，前些年听说，当地政府把这所宅子定为“龚自珍故居”。其实，那住宅是大外祖在同治年间建造的，那时龚自珍早已死掉了。
　　外祖父兄弟手足情深，母亲一辈兄弟姐妹感情也很亲睦。我的舅舅姨妈们都在杭州置产定居。我父亲在浙江陆地测量局供职，也长住杭州。父亲和二舅父是同庚，郎舅之间感情极好。二舅父只有一个男孩（后来被绑匪绑票了去未得生还），所以特别珍爱我。我童年时代住在外婆家的时候比住乡下的家还多。
　　说来不可理解。我的大外祖当过铜元局和轮船局总办，算是晚清的“洋务派”；他又是两浙师范学堂的创办人之一，还是杭州最早的西医院广慈医院（今浙医附属医院）的投资者，我小时还见到那医院的美国医生梅腾根经常到我外祖家来访谈，家里人有病也总是请他诊治。这该是一个新派人物吧，可是他在世时，却不愿让孙儿女辈进学校，延聘了三位家庭教师，在家里教育孙辈和年幼的侄子（我外祖一房的舅父们）。记得教文史的老师是前清的“副榜”（即备取举人）；教数理化和教外语的都是留学生。教外语的蒋先生，是剑桥大学出身，由于一次火灾受伤，锯断一条腿。三位先生都是学问渊博的人，我服他们，他们也喜欢我，说我读书有灵气。
　　我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受教育，取得以后立身为人的基础知识。这段时间我也曾在杭州和龙门乡下读过两年小学，13岁时插班读过一年初中，15岁时插班读过一年高中（当时叫“试读生”）。大约在1932年我二表哥被绑票后（那时外祖父和大外祖父都已相继去世），家塾才解散。我经过初高中的试读，觉得在学校读书确实不够味儿，课堂所教的东西，对我缺乏什么吸引力，便决心到更大的课堂——图书馆去，学我想学的东西。
　　从1932～1937年间，我几乎每天都要到浙江省立图书馆去，总占据着阅览室一个老座位，我把它叫作我的“城堡”，大概是看了《唐吉诃德》里常提到的应属于桑柯班扎那个城堡联想的罢。我在这里主要读的是文史方面的书，一边读，一边学习写文章向浙江《民国日报》（后改称《东南日报》）、《杭州日报》投稿。《杭州日报》总编辑凌强（留日学生、之江大学教授）看到我的文章，以为我是有了年纪的人，一见面，看我是个孩子，他大吃一惊。这使我很得意。
　　这时我也开始接触进步的社会科学。大约是在十四五岁时罢，我住在杭州二舅家，每天去黄河桥省立图书馆读书。在那里，认识了一个也是经常来读书的女大学生，名叫孟洁。彼此熟了，她就叫我小弟。当时，我的姐姐孙晓梅在杭州横河桥小学教书，也认识她。在第二年的阴历八月十八日，孟洁约我去海宁观潮。在观潮台上，忽然一阵风吹来，把一位坐在前边的先生帽子吹飞了，恰巧飞落我的头顶上方，我手一伸就抓到了帽子，送还给了这位先生。观潮完毕，这位先生走过来谢我，同我们谈天。这时已经下午五点，赶回杭州的班车已来不及了。这位先生就建议说：不如我们同行坐船到长安镇去罢，长安我有亲戚，你们住一夜第二天可乘火车回杭州。他怕我们不信任他，从身上掏出自己的名片让我们看。原来这位先生姓葛（名字已记不清），是上海金城银行的什么股长。这人看来是个正派人，我和孟洁便同意了他的安排。在船上，葛先生拿出皮包里的一本日本河上肇的《政治经济学大纲》来看。他看到我手里的一本《生活》周刊，便拿去翻翻，我也就拿起他的书读起来，途中几乎读完了“商品”开头的一章。葛先生笑着问我：“读得懂么？”我点点头。孟洁在旁一本正经地说：“不要小看他哟，人只有十五六岁，一肚子的书。”
　　这位葛先生在长安镇的亲戚是他的老丈人，当晚招待我们吃了饭，安排我们住下。孟洁睡在女眷的楼上，我和葛先生同歇在客房里的大床上。葛先生很健谈，大概觉得我这个少年还懂得不少，便一个劲儿地同我谈读书，谈时事，谈文学，直到我困乏得不能支持朦胧入睡。第二天告别时，葛先生将那本《政治经济学大纲》送给了我，说：“留个纪念罢”。这本书也就成了我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入门书。以后我就一系列地读了《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法兰西内战》、《拿破仑第三政变记》、《反杜林论）等。这些书多数能在图书馆借到，有的是孟洁借给我看的。我知道当时孟洁是“民先队”的成员，后来知道民族青年先锋队是共青团的外围组织。
　　就这样，我自由自在地度过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我觉得这样没有约束地读书很对我的胃口，符合我酷爱自由的个性。大人们察觉我虽不循规蹈矩，倒也并不出格，也就不对我苛求，我也就乐得自行其是。在心智未开的10岁之前，我就读遍了除《金瓶梅》之外的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以后一直沉浸在古今中外的书海里，长辈曾说我是天生的“读书种子”。

二

　　我从少年时起就不知天高地厚，想在学术研究中创出点成绩。这样的想法持续了很多年。然而我错了。我走的道路处处碰壁不说，甚至在很长一段时期，我失落了自己，以至我的大半生都白白流过，几乎一无所成。我仍然是一个极平凡的人，一个不能实现自己理想的人。到能有重振旗鼓的机会了，人已七老八十，再没有以往的勇气和精力，只得摆弄少年时获得的有限知识，周旋于文字之间，走到哪儿算哪儿，只是不让时间白白度过罢了。
　　美国作家《伟人传》的作者爱默生曾经说过：历史说到底不过是些人物的传记而已。当然，这是指的风云人物，搅动世界的伟人；但是构成历史实质的委琐平庸的种种，却呈现在平凡人的一生经历中。我现在来回顾一生，便发现了我的身上正体现着现代中国史的各种色相。我一出生就碰上“五四”大变动，新旧文化交替。我所处的封建家族里，也发生着我当时看不出而现在非常清楚的“裂变”。至于以后我的生活道路，那就几乎完全听任历史潮流的驱使，自己没有多大的选择余地，境遇全由历史决定，历史严酷，我就受灾受难；历史宽松，就比较平稳安定。当然，后来的种种是我成人以前所万万不能逆料到的；也是我的家庭父辈所无法估量到的。
　　我的父亲病故于1936年，那年我17岁。父亲死时我没有随侍在侧，回家奔丧时，母亲说了他对我的遗愿。说我这个人喜欢自作主张，可是人是明白的，过两年会自己知道，去进大学，会有出息的。他的预测可能有道理，但是第二年，抗日战争就开始了，我被抗战的洪流卷走，父亲的预期落空了。
　　家庭是个小环境，要受社会大环境的制约。虽然我小时候也放纵不受拘束，但毕竟出身在封建家庭里，耳渲目染的都是封建礼教那一套，但我成长以后，几乎从思想到行为，一点没有封建礼教气，我自以为反封建十分彻底，认识我的人也这样说。解放后，外祖家只有三舅父还在（他是一个很开放、很能适应时代的老人），他对我调侃说：“你呀，孙承勋变成了何满子，我们两家的一点影子在你身上也看不出了。俗话说，‘三代不出舅家门’，全不应验。”
　　家庭对我是自由放任的。我从小就养成了不受约束，自由散漫的性格。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的命运。回顾我的家庭身世时，不知家庭对我这种性格的塑造，应该是感激呢，还是憾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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