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满子自述⑦农村十二年.下篇

© 何满子／口述
© 吴仲华／整理

　　“可以被改造好的子女”

　　我们只有两个女儿，这在农村人眼中自是福薄命浅。在农村挣工分吃饭，哪样能离开干体力活？而妇女劳动力天生就只值男劳力的一半。何况生产队劳力爆满，有些活也根本不宜让妇女来干。就拿家务活来说，食用水要到井里河里去挑；烧的柴禾要到十多里外的山上去砍；粪桶满了要挑到队里作肥料（算工分）；种自留地要担粪施肥；若养猪，还得清猪圈；等等等等，家无男劳力，可真叫作难！难怪农村人家总巴望生儿子。
　　初到农村落户，两个女儿一个读高中，一个读小学。开头两年，吴仲有拿到的一笔退职费，还可以维持一家4口的生活，繁重的家务体力活还能出钱找人代干。但“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文革初我被赶回乡之后，经济就更加陷入困境。这时大女儿列丽早已高中毕业，升学既没她的份儿，便在外乡的小学找到一个代课教师的职位。这也不错，至少有点收入，比在生产队干活强。可是，文革时把五类分子的子女叫作“可以改造好的子女”，看起来是把这些子女与反动家庭划分开来，不当敌对分子对待；实际上，却是把这些子女打入另册，不能与同年龄段的一般青少年享有同等的权利。比方说，不能去干其他的行当，只能呆在本地干农活。这么一来，本在外地农村教书的大女儿，书也不让教了，只好回家，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力。白天在生产队干活，晚上还学会“扦毛纸”，这是队里唯一可干的副业：把别人用土法制成的毛纸，放在木架上用手一张张分开。这样可以多挣点工分。
　　大女儿性格偏于内向，不善于或不愿意表露自己。但我们做父母的，能感觉到她沉重的心情。她只默默地承受着。记得远在50年代，我为胡风案被抓走时，她才10岁，是眼睁睁看着我当罪犯拷走的。后来她妈告诉我说，从此这孩子就变得沉默，不多说话。那段时间老师家访，也说她好像变得魂不守舍似的。说明孩子已经懂事了，家庭的不幸遭遇，在她心灵上投上了难以磨灭的阴影。她一定有许多许多疑问，但她保持着沉默。这孩子读书很有自觉性，从来没有要大人来操心她的功课，包括升学考试，成绩都一直保持上游。
　　然而在当年的农村，像她这样一个妇女劳动力，无论作多大的努力，也是很难养活自己的。年龄一天天大了，今后出路何在？希望何在？不能不是全家的忧虑。这里要说说有关大女儿生活中的一段插曲——
　　有一天，忽然一个陌生人走进我们家，自我介绍是县城某机械铸造厂的采购员。说不久前曾在北京某单位见到我的二哥。当然可以想像，在人们的眼里，二哥算是县里在外做大官的佼佼者了。他是来探访二哥的亲属的。当他知道我们家主要的劳力是大女儿时，便说厂里就要招工，厂里愿意招她进厂。这样，他们同北京联系起来就更方便些。这自然给我们全家很大的惊喜，真像是从天上掉下来个大馅饼似的。
　　但接下来，我和老伴就疑多于喜了。在农村里，是谁的子女能当上工人呢？是响当当的贫下中农，是有门有路的复员军人或别的什么条件特优的人。哪怕在学校任教的民办教师，一旦被选中调至本村供销社当售货员，都是足以自豪而人人羡慕的好差事。我们的女儿，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能有这么大福分进工厂么？因此，虽然那人离去时丢下个重磅欢乐弹：立即向厂方汇报，着手办理这特殊的招工手续，我同老伴却并不寄予太大的希望，也暗示大女儿对此事不能过分相信。有希望就不免有失望，倒干脆不如听其自然吧。但年轻人毕竟太单纯，大女儿表面上虽不多言多语，却看得出这喜讯给了她多大的激动和鼓舞！她默默地拆洗了被子，暗暗准备着行装，好像真能吃上工人阶级的饭了。
　　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那边渺无音信。我们知道这事算完了。但吴仲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也还曾为委屈的大女儿实现愿望尽她的努力，便去县里找到一个与那个厂有关系的人，请他代为打听情况。果然，正如我们所料，“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无权当工人。落户在农村，放不放走人，大队领导大权在握，他可以说不。
　　大女儿的工人梦，就这么彻底破灭了。但到底天无绝人之路。女孩子有条谁也阻挡不了的出路，那就是出嫁。后来大女儿同她一位高中同班同学结了婚。女婿王士然在杭州大学毕业后已在中学教书，他家是响当当的贫下中农，大女儿一过去便被派作了当地小学民办教师，到底有个安身立足之地了。这孩子还真有股钻劲，干一行，钻一行，在教学上她很快掌握了一套办法，成效显著而被评为先进教师。当我们落实政策回到上海后，组织上按照我的要求，把她也办回上海。这回，不是当工人，而是当干部了。
　　这里还要讲讲小女儿当年“闯关东”，独往东北谋生的故事。1967年这一年，全国掀起“上山下乡”热潮。小女儿列音正好这年在本村初中毕业。按说已经生活在农村基层了，无需像城市知识青年那样，远离家园去找贫下中农接受再教育了。但她却不安于现状。这小妞从来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从小胆大莽撞，敢作一般小女孩不敢作的事。这回她又自作主张去闯天下了。
　　这正是红卫兵到处串联的时候，住在苏北的侄子“串”到了我们家，本来说好小妞是跟他堂兄一道去苏北叔叔家的。一到上海她就变了卦。原来，在上海街头她看到一张海报，是说一群知青正组建一个志愿去新疆开荒的“建设兵团”。她毫不犹豫地奔到报名处去了。接待她的是长春的高中应届毕业生刘克（也算是缘份，九年后他成了我的女婿）。因为年龄不及格，这个组织开头不同意接纳她，但经过这小妞“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拗劲，终于让她报上名了，叫她回去等候通知。
　　我和她妈得知这一切时，她已经决心铁定，不由我们分说，只有听之任之的份儿了。但没想到，不多日刘克自己来到了浙江乡下我们的家。一是告知“兵团”没得到批准，新疆去不成了；二是给小妞留下希望：“干革命”的机会有的是，以后一定通知她。刘克这小伙子是典型的东北人性格。他的豪爽气和彬彬有礼的举止，给我们留下较好印象，当晚他留宿我们家，住在楼上一间破旧的小书房里。若干年之后我才知道，那晚他在书桌抽屉里看到了我过去申诉冤案的底稿，而且“偷”走了。以后还让小妞写信申诉到有关部门。当然，这事没有任何下文，只是又一次说明小妞的“昏大胆”罢了。
　　就在当年冬天，刘克寄来了路费，说是可以到他插队的那个农村人民公社去落户，挣的工分能养活自己。就这样，小鸟儿翅膀还没长硬就要独自飞走了，我们作父母的能不揪心么？特别是一个15岁女孩，千里迢迢独自去“闯关东”，前途怎样？人身保险系数又如何？都是未知数。我们不敢多想。
　　至今没忘记，那天送她到长途汽车搭车的马路边，她穿的是一件黑乎乎的棉袄罩衫。她妈说，是她自己找来点黑色染料将一件已辨不清颜色的旧衣染成的。因为没钱，没有能给她做件出门的衣服，她妈一直很难过。黑布衫加上简单的行李，就这样远去了，连户口也迁了去。这时，联想起在宁夏我被抓走那回，她独自奔到十多里外去找妈妈的情景，觉得小妞太可怜了。
　　从来信中，知道她在东北边地的一个农村人民公社落户。那里劳动价值比江南强些，可以生活下去，我们也就放心一点了。然而不到一年功夫，她突然回到家里（事前有封简单的来信）。让我们又惊又喜又忧，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原来，刘克因和人打架，伤了人，被关起来了，而这又和当地公社的一个坏家伙干部有关。这家伙是个有家有小的人，却盯住了她这个尚未成年的小姑娘。刘克明摆着是她的保护人，这就结了怨。那时候各方知青落户农村，男孩子们打架是常事。这回刘克伤了人也当受到一定惩罚，但这个坏家伙乘机兴风作浪，硬把这事扩大成“犯罪”，把人抓走。那里当然不能再呆下去了，她马上转移到外县的农村：刘克父母当时下放“五七干校”的地方。幸而刘家两位老人对她很好，她同刘家的其他子女一起劳动挣工分，一面打听刘克的下落。终于知道刘克竟被判了五年徒刑，这从何说起？当然又是那坏家伙捣的鬼。这事后来平了反，放了人，但已是一年之后的事了。在这种情况下，她觉得还是回到自己家好，便当机立断回来了。
　　应该谢天谢地，她没有出大事。但户口迁出去又要迁回来，可是桩难办的事。幸而她妈在队里人缘不错，又让她重新报上了户口。小妞还谈到一个小插曲：一天，刘克父母委托她到长春家里去拿东西。在回来的火车上，邻座一位穿军装的人似乎很注意她。后来攀谈起来说是什么公安部队正招新兵，而且是保密人员，竟要她去报名。我可以想像出，这从天而降的美事儿准叫她顿时眉开眼笑的，她是个天生外向、心口没遮拦的孩子。当她后来得知由于家庭因素而不合格时，竟还天真地推荐同她一起劳动的女知青，说：她家成份好，收下她吧。也许是觉得这天赐的良机白白浪费很可惜。谁知人家根本不予考虑。总之，我们觉得这事太玄乎。世间没有不要钱的午餐。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
　　这时，学校教育逐渐恢复正常，公社办起了高中，小妞又有了升学的机会。从小学开始她就爱打乒乓，读初中时一直是县里的“种子选手”，曾经打过许多场大比赛。在高中两年学习期间，同样经常要参加集训和比赛，一学期有时要耽误约三分之一的功课，但不用我们为她操心，每次她都能自觉地补上，保持优良的成绩。
　　高中毕业，孩子也长成人了。可以看得出，小妞同她姐一样，心里无时不在为自己的前途而苦闷。在农村，女孩子成年后有人说媒或恋上爱，很快就成家生儿育女，算是完成终生的大事了。而她俩，面临的却不止这些，我们作父母的自然很理解，但苦于无助，只能暗地里为她俩操心。
　　1976年的春天，刘克写来封长信，汇来一笔钱，让小妞再去东北。说他父母已回到长春，“官复原职”，他自己和姐弟也都在长春有了工作，她去了，工作是不成问题的。对此，我们倒也不感意外。刘克的家庭也是值得信任的，父母都是正直的党员干部。我们还能说什么呢？这回不同于上回，小妞成年了，该放飞了。
　　在刘家帮助下，小妞从临时工到正式工，换了几个工种，打工不忘打乒乓，还在单位里拿了三连冠，由此而受到单位的重视，最后调到《长春日报》，现在专职搞工会工作。在文体活动中仍活跃如青年。可笑的是，他们刚成年的儿子，因不耐烦管束，竟对他妈声称：“我自己知道咋办，你好好安度晚年吧！”现在的孩子怎么知道他父母这一代对迟到的青春和人生的欢乐，是多么的珍视和留恋啊！

　　难耐的“精神禁闭”

　　比起物质上的窘困来，更难熬的是精神上的饥渴。
　　打从我懂事的年龄起，除了1955年因胡风案株连坐牢一年半；1960年在宁夏又因“错案”服劳役约一年，其余年代的所有时间，哪怕是流亡中和拉板车的劳动中，都几乎没有一天不接触书本的。不单是为了求知，我读书已经成为一种生活习惯，一种和生命不能分离的必需。在被囚禁、被迫服劳役时没有书读，那是特殊环境下无可奈何的事。文革下乡后整整10年，人身自由是有的，却没有书读，那种精神饥渴实在难以忍耐，难以形容。
　　我回乡之前，手头的书籍被红卫兵抄得一本不剩；妻子从宁夏带回去的两箱子书，老家里先辈留下来一大橱书，都被乡下的造反派抄去，当废纸卖掉，或变成了包花生米之类的包装纸。惟一留下来的是“红宝书”和几本鲁迅的书，马克思著作也仅残留一二册。农村里凡有书的人家，遭遇也大体相同，即使有幸运的不被抄走毁掉，也秘藏不敢让人知道。因此，连借书也无处可借。劳作之余只好呆呆地看着光阴白白流失，简直就是百无聊赖，度日如年……
　　读报纸也是稀罕的。我们家早已订不起报纸，生产队里不订报，大队里有份《浙江日报》，但我不愿同大队干部接触，也不想去看脸色。偶尔通过别人，从其他大队借来一份过期的旧报纸，就像得到了一件珍品，从头至尾一字不漏地全部吞咽。那时的报纸没有广告，社会新闻也很少，全是新华社电讯。其实，那些新闻也和广播喇叭里播出的内容差不了多少，但读着铅字也算解解馋。那些年，家里每年只买进一本书，就是日历本。年终一到，我就抢先跑到合作社，花二角钱买来。一本薄薄的日历本，可供我几天的享受。日历本中有一些有关农家的自然科学知识，常见传染病和伤害的防治方法等内容，我看了一遍又一遍，慢慢地消磨时光。过一阵闲着无聊，又拿来再看，还给错字做勘误表。可见，精神上的“嘴里淡出鸟来了”，“淡”到了何等的程度！
　　我也听到一些有关精神饥渴的故事，被农民传为笑柄。别个大队有两弟兄，年纪都在70以上了。哥哥是本村惟一的一位医科大学毕业的正式医生，原来在镇医务所作当家医生，因为出身地主，文革中被赶回老家来了。他的弟弟是法国留学生，解放前在国民党政府里做过官。原来在城市里被定为反革命分子管制着的，文革后也被赶回农村。这两弟兄合订一份报纸，谁先抢到报，就占住阵地读得不放手。两个白胡子老头就常为争夺报纸吵架，甚至动武。农民老乡觉得太可笑，但我却能理解这种饥民争食的失态。在那次“联总”进村召集五类分子集中学习时，我和这一“地”一“反”兄弟俩在一起。谈起没有书读的苦，“地”哥说：我这把年纪，其实也不用读了，开处方的那点知识都记在脑子里呢。“反”弟说，他读书报要用老花眼镜，而他的眼镜被红卫兵打破，只剩一个镜片的一半了，所以看字很吃力。显然，他们的精神饥渴，还不像我那样厉害。
　　同样感到精神饥渴之苦的，是我的妻子吴仲。她也曾是个书呆子，赶公共汽车都要带本书的。特别是在文革后期，她被公社中学聘去教高中语文、英语两门课，家里连一本参考书都没有，英汉字典也没有，还是向上海一位老朋友求援才弄到一本。我们家，那时真是成了一穷二白，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了。
　　我倒是得到过弄书的机会。就是在那次“联总”进村集训五类分子的时候，我认识了另一大队的一个右派。此人原在诸暨县的一个中学教书，划右派后不让教书了，隐瞒身份到金华地区的一家地方小报工作。文革初期被发现右派身份，被报社开除，作为“盲流”分子送回原籍。他自称爱好文学，说在中学时期读过我的书。说要向我求教，还说他认识县立中学图书馆的人，可以借到书看。他要我开列书单，他去借到书后转托人带给我。我虽然很动心，但同这类身份的人来往，深有戒心，何况他说还要经过邻近环山公社的一个人转给我，我又不知这人底细，万一出事那还得了。所以我婉拒了。以后，这人还到我劳动的田间来找过我，给我看他写的文稿和过去发表在报上的文章，倒是在乡间惟一可谈谈的人。但也因为怕惹麻烦，我干脆谢绝与他的来往。后来听说这人又逃到外地去了。
　　倒是他给我说过的那环山公社的人，上门来找了我两三趟，还口口声声喊我“娘舅”。原来他是那一“地”一“反”两老弟兄的外甥。那两位是我们姓孙的同宗，所以喊起“娘舅”来不拗口。此人说来也是个可怜人，生性固执。他在某地教书时被打成右派。无论在批斗时、戴上帽子后、最后赶回老家农村，他都从来不承认自己是右派。他向我原原本本讲了别人定他为右派的种种罪名，而实际情况又是如何的，他讲了又讲，乐此不倦，像祥林嫂说她儿子被狼吃了那般的唠叨。我想他在别人面前也可能如此。我问起借书的事，他不接头，但他说他认识县中管图书的人。我却始终没有从他那里借到书。
　　直到1975年大女儿结婚后，女婿王士然在杭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当中学教师，他才给我弄到了一套中华书局《四部备要》版的《通鉴》，和一部商务书局《国学丛书》版的《苏轼全集》。我一下子像贫儿暴富似的，欢喜得不知其所以。其实这些书过去都读过，但这时像看到老朋友，能不特别地珍贵！我迫不及待贪婪地读起来，却又怕很快读完又闹书荒。舍不得大口吞食，就慢咽细嚼地品味着这两套书，一般是在晚上灯下品读，可以避开人，以免引起麻烦。
　　在农村后期一两年时间里，我就靠这两套书聊解饥渴。为了感念陪伴我度过这段时光的苏轼，我在1979年初重新开始文字生涯时，第一篇论文就是《元祐蜀洛党争和苏轼的反道学斗争》（收入《汲古说林》），文长两万字。此后论苏轼的文章还写过多篇，都是怀着感念这位在寂寞中给我慰藉的古代作家。
　　10年没有书读、荒度光阴之后，我已跨入老境，记忆力衰退得过目即忘。至今我尚存可供运用的知识，基本上是30岁以前读书所得。这样的遭遇，在知识界又何止我一个呢！

　　一次特殊的出游

　　文革刚发动初期，人们都给搞懵了，不能理解这场翻天覆地的运动究竟是怎么回事。接着知道，连许多中枢人物、老革命，都困惑迷茫，人人莫知其所以，大概只有文革的发动者心里有数。到1967年，头脑比较清楚一点的，已经看得出，“造反”造得失控了，操纵运动的人不得不把学生们引向另一个渠道——这就是几千万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到1971年林彪叛逃丧命后，已经是百业残破，民生凋蔽；运动中的种种倒行逆施，使国家和社会整个机体，好像得了溃疡症，且已经露出到了表面。俗话说：解铃还是系铃人啊。我隐约可以看得出，有两种不同的势力在争斗，倒行逆施的一方掌握着大权，我泱泱大国越来越明显的崩溃之势，正是最权威的一方所造成的。按历史的规律，这逆流势力必将失败。但当时我处在消息闭塞的农村，见少识浅，我心里估计，再乱它个十年八年吧，这残局是非收拾掉不可的。我无论如何要活着亲眼看到罪恶势力的结束。后来事实证明，我的估计太保守，没料到拨乱反正来得如此之快——当然，另一方面也痛感10年漫长时间的难熬。总之，我这个被排除在社会活动之外的人，只能静静呆着，观察时局的变化。
　　下乡两三年以后，人们已不把我当“贱民”看待，同平头老百姓享有同等的自由，成了不大受政治干涉的“逍遥派”。在上海，我的行动要受到限制，受到监视，动辄要报告；现在我爱到哪里就到哪里，只要有钱。1976年唐山大地震前夕，我妻吴仲到长春去看女儿了，我独自在家很无聊，正好上海汇来了我的生活费25元，我就决定出门一趟，去看看世界。我到农村这许多年了，只出门过三次。第一次是生产队派我到上海去修抽水机，领略了城市的“造反”风光；第二次是因为颈部患毒疖子，到杭州诊治，头天去第二天回来；第三次是因腿部受伤发生溃疡，到县城去医治，此外就没有离开过农村。
　　这次忽然心血来潮，想到海宁去看钱塘潮，顺便也去看看杭州年老的三娘舅。出门的日子是阴历八月十六，阳历就是9月9日，这日子很好记，因为我一到杭州，就知道发生了伟人去世的大事。
　　我是中午到达杭州的。一下车，就觉到街上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气氛。到处播音喇叭里在放哀乐，街上满是巡警，严肃地巡逻；接着就从广播里得知那个惊人的大消息，我立即敛容，匆匆赶到三娘舅家。过去我经过杭州都住在他家，可是这十多年没有去过，他只知道我是文革中被遣送回乡的，一进门，老舅舅就问起我这些年在乡下做了些什么。我说：当农民种田种地呗。他叹了口气。又想起了往事，说：“你十岁生日那年，我就给你发过‘诺贝尔奖金’，大洋10元呢！”这是指我小时候一篇胡诌的习作得到他奖励的旧事。他听说我想去看海宁潮，说：好的，是该去好好玩一下。
　　我这位舅舅是个很开朗的人。某种意义上是很赶得上潮流的新派。解放前，他经营公路汽车公司，办规模不大的食品工厂。50年代公私合营，他首先交出工厂，而且不领规定的利息。因为子女都在工作，生活无忧，他被评为开明资本家，同新社会可说没啥抵触的。这回说起无法无天的造反抄家，却充满怨恨牢骚。我第一次听到“闹红卫兵”这个词儿。他说，这和当年“拳匪”、“闹义和团”一个样。对历史，他有他独立的见解，说太平天国、戊戌变法、孙中山革命是进步的，他同意，唯独对义和团持否定态度，说不是“农民运动”，而是“愚民运动”。他尤其反感战后不要日本一分钱赔偿这件事。他气愤地说：“当年甲午战争，我们吃了败仗，日本人要我们赔偿二万万两银子。当时你外公当铜元局总办，就拍着台子说过：‘我这个差使干一辈子，也铸不出价值二万万两银子的铜元来呀！’你看，现在该轮到日本鬼子来赔偿我们了，竟连一个‘沙壳子’都不要，岂有此理！”——我想，对这事想不通的，大概绝不止他一个，饱尝国耻辛酸的普通中国人都想不通。不要赔偿，也未始不是今天不少日本“右派人物”不承认侵略罪行的原因之一。
　　阴历八月十八是观潮的正日。我一大早就去买观潮专程车的票。不料售票处贴出布告，说是全民哀悼之日，娱乐旅游活动一律停止，观潮车停开。售票处围着买票的人不少，这时，我忽然看到失望的人群中，有上海医科大学的苏德隆教授等一批人。苏先生是传染病学专家，我50年代初在“上医”教过书，算是老同事。一谈，才知道他们曾派去唐山地震灾区工作，完成任务后给了一段假期，所以来观潮，不想遇到麻烦。有人提议：观潮车不开，公路车总会有的，何不买到盐官的长途汽车票呢？于是大家赶到公路汽车站。原来动这个脑筋的人有的是，买盐官票爆满，我们好不容易才买到中午的一班车。到盐官站已是下午两点多，赶到观潮的江岸，潮峰已过，只看到一个尾巴。大家决定，留下看夜潮。
　　我和“上医”的几位一同在盐官镇上吃了晚饭，又在茶馆里泡了些时，等下弦月上来时再到江岸。夜间观潮的人不多，月光下别有一番风味。夜潮约在午夜稍前一点涌入，突然空中亮起了探照灯的光炬，随着海潮的涌入而移动，像电影中的“跟镜头”，壮观极了。从当场看潮的知情人处得知，那是因为海军某头头的小姐或者什么人要看夜潮，海防指挥部才特地使用探照灯的。哦！原来这些上帝的选民，在国丧期间仍然可以寻欢作乐，而且动用公家的东西来助兴，我们这些人也沾了光。但我脑子里马上闪过一个个镜头，那是在杭州街头和来观潮途中所见或听到同车旅客谈的：因为要表示哀悼，笑脸和欢乐动作都受到干涉；穿花衣服的妇女不许通过，有两个乡下姑娘因天热脱下蓝色外衣，露出了花衬衫，警察就硬拦住叫穿上外衣才放行。……前后两种情况一对比，我不禁想起鲁迅的杂文中所说的“雇人哭丧假哼哼体”，罪过，罪过。
　　观潮完毕，我不由得怀念起了长安镇。当我青少年时期，曾与孟洁大姐同去观潮，在那里，认识了一位姓葛的先生，他不仅送给我一本河上肇所著的《政治经济学大纲》，促使我走上系统学习进步社会科学的道路，而且还在长安镇他亲戚家住了一夜。那晚他把我当大人和我长谈，那情景，我一直留在脑海里，所以这时怀旧情感油然而生。我便向“上医”几位建议，第二天一早，一同乘船到长安，然后他们回上海，我回杭州。大家同意照办。我们在长安愉快地分手，我在午间回到杭州。从火车站到舅舅家的途中，马路上有人摆摊发服丧用的黑纱布，前一天我已拿到一条，今天又发给一条，都是免费的，还用大头针给别上，真是服务周到呀。
　　这回我去海宁观潮，正如俗谚所说的“黄连树下弹琴，苦中作乐”。本来，我这人对山水自然风光一向淡漠，而且海宁潮不是没见过。为什么这次我又选了这个地方来散散心，而且还碰上这个特别的日子？我也说不清。只是觉得这是一次特殊的逛风景，所见所闻值得一记。还朦朦胧胧感到，一页新的历史将在不久后揭开。

　　春回大地，我回上海

　　“四人帮”被抓起来的消息，我是在水库工地劳动时从广播喇叭里听到的。局势要变了，这是许多人都能意识到的，但哪一天能改变我的命运，却难以预料。我已将跨进60岁，“俟河之清，人寿几何！”这些年的光阴可真难挨而又流失得如此之快，令人感叹。
　　1978年的五六月间，公社书记找我谈话。他说：“根据上级指示，右派分子一律摘帽，现在向你正式宣布：你也摘去右派分子帽子。”还说，有什么书面意见，可以写了交公社转上去。我问是不是可以调我回去工作，他说没有这个规定。他劝我写点什么，也许是表态的文字吧，我没有写。对摘帽不摘帽，我似乎感到意义不是很大，但我从中得到一个解冻的信息。这时，我和上海的熟人在通信联系中，更知道了些时局动态。刘哲民劝我到上海走一趟，我也想自己去摸摸情况，这便又有了12年来的第二次上海之行。
　　10年前第一趟去上海修抽水机，满街是“造反”景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张而严酷，正像凛冽的寒冬，没有一丝暖气。这次我去上海，看到的气氛确实大变了，变得比文革前10年还要温馨有人情味。说实话，从1955年以后我成为这个分子那个分子，同事熟人朋友中有不少是心里明白的，只是在那种形势下不得不绷着脸。现在，阶级斗争这根弦终于因绷得太紧而断了，可以缓口气了。见到的人经历了10年灾难，都有劫后重逢的喜悦；甚至过去处于整人地位的，由于自己也不明不白地挨了整，也变得通情达理起来。“左”的一套已普遍叫人厌倦，吃不开了，人人都只想在正常秩序下，过正常人的生活。这种人心所向的潮流，使我看到了大地春回的好趋势。我断定我的命运会有转机。
　　刘哲民告诉了一些出版界的现况。说是李俊老已经“解放”，可能出任新成立的古籍出版社的社长，也就是要把原来的“中华上编”的老班子，组成一个独立的出版单位；而在文革中，上海十来家出版社都被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什么书都由它出。其实也没有出多少书，“评法批儒”之类应景的出版物，很快就成了废纸。我去看了李俊老，握手叙谈时慨叹不已。他暗示，如果他再能组阁搞出版社，希望我们还能共事。
　　原来我所在的出版文献资料编辑所，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时，是和社中的《辞海》人员搞在一起的。现在“辞书”独立出来后，“出版文献”也就并入“辞书”，我的藕断丝连的关系，也自然转入“辞书”。于是我去“辞书”找到草婴的夫人盛天明，她是专管文革中被整人的专案的。她告诉我，凡文革中被遣送出去的人员，会很快办理调回，要我等待通知。又碰见了冯英子，说徐铸成、赵超构这些人都在“辞书”。我想，“山不转水转”，能去“辞书”也不错。
　　有一天经过淮海中路四明里，就顺便去看看赵景深。在赵家遇到一个苏州师范学院的人，谈起我当时的情况，他希望我到苏州去教书，赵先生也竭力怂恿。这样，我更增加了信心，重返工作岗位大抵是没有什么问题了。
　　我想去看望被释放归来不久的胡道静。他在文革开始不久，就作为“反革命”被逮捕关押。后来，英国的李约瑟博士来华，曾多方打听他的下落。因为李约瑟博士在搞中国科学史研究中，颇为欣赏他的《梦溪笔谈校证》一书，来华后就想会会面。可是得到的回答是：这人已经死了。这一年，李约瑟博士又来上海，又问起他来，这回“死人复活”，才见了面。他得到释放，可能还和这“外援”有关。
　　刘哲民是个好客的热心人，他说：你就不必去看胡道静了，让我作东把罗竹风、胡道静邀来在家里吃饭，大家见见面吧。席间，罗老说我是“害人精”：李俊老的“走资派”罪状里，有包庇我的一条；石西民的“三反分子”，也有包庇我的一条；连他的“罪行”里也有我一条。临了，他调侃道：“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说着，还让在座的人共举杯浮一大白。
　　我带着足够的信心回到农村。这时，倒真有些度日如年了。到12月初，上海古籍出版社挂号寄来了召回上海的信，附有户口粮食关系转移证。果真还是俊老最先想到我，实践他要与我再共事的诺言。这样，我才告别了12年的农村生活。
　　这12年，除了开头一两年的惴惴不安和有些小麻烦而外，政治的折磨比在城市的熟人少些，又有家人团聚在一起，算是不幸中的幸事。劳动、贫困虽也难耐，但最苦恼的还是精神饥渴和大好时光的白白流失。自1955年起的11年动荡、流放生活中，大部分时间我无法做什么事，总还可以读点书，好歹也能积储点知识。这12年中，却连读书的权利也被剥夺，这样再过几年，真要变成文盲了。自己粗略捉摸了一下，从1955年到1978年的23年间，我正处在生命的旺盛时期，就以最低的写作效率来估计，每天写1000字，这些年也损失了1000万字的东西。我怎么能弥补这些损失呢？年岁不饶人，看来是回天无术了。这才是一个人真正的悲哀。

延伸阅读 点击打开

收稿邮箱
chings@aliy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