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希：最小的胡风分子自述⑤

© 林希／文

　　十六．我没有改造好

　　1962年秋天，全体右派学员由劳改农场移交给统战部，凡是摘掉帽子，并由原单位同意领回的都已经直接回市安置工作了，其余的人暂时集中到统战部干校学习，等待重新分配。
　　统战部部长自然比农场场长和善多了，无论是喜怒哀乐概以微笑的面容表示，开会时他承认对右派问题过去处置的重了些，改造的进程也过慢，战犯们都已经赦得没剩下几个，右派摘掉帽子的才寥寥无几，对此他不以为然。他暗示大家，这次干校学习时间是三个月，学习结束时凡是改造好的，甚至是愿意改造好的，都可以摘掉右派帽子。“我希望大家都能以革命干部的身份重新出现在社会上。”对此，众人报以长时间的热烈鼓掌。
　　看来我也有希望摘掉帽子了，我这个人命里注定是随大流，类似不能离群的黄鱼，在任何一个群体里我不可能是最好，也不会是最坏。在农场三年我没有受过一次表扬，没有立过一次功，没有当过一天班长组长和什么生活委员，但也没挨过批，没挨过斗，没受过单独严管的刑罚，当然我也没被摘掉这顶帽子。严格说起来我属于平平常常马马虎虎之类的右派分子。如今既然大部分都可能得到赦免，想来也许不会留下我做最后一名反面教员。
　　对于摘掉右派帽子的生活，我依然有着非常浪漫的设想。我还年轻，不过二十六岁，摘掉右派帽子就可以重新发表作品，我还要续继写诗、写小说，我有许多计划，自然都是歌颂社会主义歌颂党的领导和歌颂伟大领袖的，我自信以我个人的素质，我还有希望重返文坛。另一方面，二十五六岁的人也该建立个家庭了，如今的知识女子谁也不肯嫁给社会公敌，说老实话，我又不想娶个农村女子为妻。在农场时去公社运秧苗、种子，蹲在河沟边洗脸，农村女子吃吃地笑着，几个人围在我背后议论，我真真切切地听见她们惊讶于我的皮肤白嫩。去得次数多了，竟然有一个姑娘伸出手掌抚摸我的胳膊，当着众人的面问我为什么生得这么白嫩，吓得我险些儿没给她跪下。而且生活安定下来之后，我还要学习，在农场三年，我抓零星时间自学了英语、日语，至此已经能搞些翻译，我想万一摘帽右派仍不能发表作品，力所能及，我还可以翻译些外国文学作品，甚至于我还可以搞研究，走作学问的道路。
　　一切迹象表明，这次我极有希望摘掉帽子，因为编组之后本班十名学员一致推选我任组长，上报到领导居然批下来了。难道这不是吉祥的预兆吗？
　　统战部干校设在郊区极僻静的地方，人称是温家房子，统战部每半年开办一次学习班，上一届学习班是组织原私营工商业者学习，我们的学习班开始后他们还有几个班组学习没有结束，有好几次用饭时，原来的小资本家们都好奇地询问我：“老弟原是做什么生意的？”他们看我太年轻，算一算合营前不过十八，九岁，所以他们都猜测我是随父经商才落个资本家成份的。面对这种询问，我真是哭笑不得，大部分场合不作任何回答，有一次他们好几个人围住我追问，问得我好不恼火，盛怒之下，我没好气地回答他们说：“卖军火！”
　　统战部办学习班，气氛轻松多了，学习时发言极随便，也没有什么中心议题。部长说，这也算是神仙会，可以有自我批评，也可以批评他人，还可以发骚，从国家建设、党的领导到社会现象都可以说，并且还有了三不政策，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
　　到底是我天真年轻，我就没想到好不容易赶上这么个轻松的时机，顺水推舟你再说些顺耳的话，做点什么姿态，不也就随大流混过这道关口了吗？偏我又犯了傻劲，竟在这最后一次机会中，竟在三年农场劳改日日平安度过之后，突然被人家抓了典型。
　　本来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早晨吃早点，干校食堂供应炸油条，当从农场才放出来的学员们买到炸油条时，一个个都激动不已，有人连声称赞香脆可口，有人称赞炊事员技术高超，也有人感恩戴德。恰在此时，另一个组里的史姓组长双手托着香喷喷金黄金黄的油条感慨万端地走到我面前，激动不已地对我说：“光是让大家吃上炸油条，干校就浪费了几十斤油呀。”
　　史姓组长的话使我大为恼火，看着众人吃油条感恩戴德的奴才相我早已万分反感，此刻他又来火上浇油，我当即反问这位史姓组长说：“炸给人吃的油条，怎么是浪费油呢？难道我们连吃油条的资格都没有吗？喂狗才是浪费！”不知哪儿来的无名火，我居然喊了起来。
　　史姓组长自然不会放掉自我表现的机会，当即他放开嗓音，索性对着众人讲了起来：“难道你认为我们吃油条是应该的吗？国家还在困难时期，农村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农场三年我们都是早晨喝粥，今天我们还没有对人民做出一点贡献，吃油条就不算浪费吗？”
　　“给你吃才是浪费！”我气急败坏地争辩。
　　“你骂人！”
　　史姓组长似是要和我决斗，气氛十分紧张，许多怕事的人都悄悄地溜了，还有的人也想趁机表现改造成果，便出来给史姓组长助威，我没有理睬他们，愤愤离开了饭堂。
　　情况急转直下，一个小时之后，当上午的学习开始的时候，本组就发生了不流血的“宫廷政变”。本组一位学员发难站起来发言说，考虑到原任组长已不能带领众人进行学习，这对众人思想改造不利，所以建议重选组长。随之便有人继续发言，指出我近日在组内学习时的一系列发言多有违背六条标准处，譬如我曾谈过什么大锅饭的问题，这明明是对人民公社的歪曲，我还谈过什么农业歉收和自然灾害问题，其中也有怀意不善之处，如此等等，必须撤消我的组长职务，贬为一般组员参加学习。
　　尽管众人闹的凶，但我心里有底，我料定不会再开农场那类的批斗会，因为统战部是讲和的地方，多么刺耳的话，他都得听，而且只能听不能斗，只要斗一次，再举办什么学习班就不会引蛇出洞引狼入室了。但我也料定此事后果严重，统战部的学习班也不是什么好耍的地方。大家都是心里有数，走着瞧的。
　　三个月的学习班很快就要结束了，人人自然都是兴奋异常喜笑颜开，个个是一副终于把罪恶的旧我早已抛弃的轻松神态。但同时也仍看出所有的人内心都很紧张，因为人人都提心吊胆怕最后仍然摘不掉右派帽子，而且还有传说这次是最后一次摘帽，剩下的要顶一辈子右派帽，还有人传说这次摘帽其实是一次甄别，除原定的极右分子之外，一般的都能摘帽。
　　干校大院里车出车进好不繁忙，人们说这是核实情况送审报批材料，大家的命运就操在这些出出进进的车子里，偶尔在院里遇见不知是什么身份的人物从车里出来，也是一副决定人类命运的傲慢面孔。看见这些人的神态，我暗自沉思，这些年的政治运动既造就出了如我这般低头弯腰失去自尊的罪人，也造就了一批扬眉吐气傲视一切的盖世精英。
　　学习结束后，全体学员乘大汽车到市里去参加一个非常隆重的大会，先是长长的报告，从各条战线的辉煌胜利讲到国内外一片大好形势，再讲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终于击溃了右派分子的无耻谏言，最后是人民的宽大、领袖的英明和政策的感召，于是绝大多数右派站到了人民的一边。报告之后宣读了一个长长的摘掉右派帽子的名单，其他农场其他干校的人我不认识，本农场本干校的人几乎都摘了帽子，那个自认吃油条浪费人民粮油的史姓组长自然金榜有名，可悲的是我又没有改造好，名单上没有我的名字。
　　即使是没有改造好，也不能再送回农场了，带着统战部的一封信，我又灰溜溜地回到了工厂。工厂对于我戴着帽子被送走、又顶着帽子被送回来很不以为然，对于我的没改造好颇为不满，人事部门的一位女干部将我一顿训斥之后说，因机修部门少一个人管理设备帐目，先暂时安排我去做这项工作，并暗示我这不是最后的安排，他们将安排一桩对我进行思想改造有所裨益的工作。我是个极聪明的人，自然能够理解在工厂里有哪些工作于我进行思想改造最有裨益。在设备管理部门我干了一年，从无到有建立了一套非常明细又非常精确的设备帐目之后，我被调到车间去做勤杂工，我的任务是清扫车间、搬运零件、帮助工人师傅干下手活，去锅炉房打水，倒垃圾倒切削铁屑。这类劳动对我犹如享受，从此我每天推着小铁车厂院里走来走去，工人们对我极好，不多久我就落下了林师傅的美名。

　　十七．出庭之前

　　1965年的春天，工厂保卫科将我召到办公室，保卫科办公室里坐着两个人，其中一位年轻人我认识，他姓刘，原代表公安局“侦办”胡风案件，1955年时曾和我有过几次谈话，以后我被送工厂、农场，再没有见到他。
　　“还认识我吗？”老刘倒总是和和善善的神态，1955年他审胡风分子时，也没有拍桌子打板凳吹胡须瞪眼睛，更没有亮过手枪。
　　“如何会忘记呢？”我苦涩地笑笑，猜测他何以在十年之后又来纠缠我。
　　“这位是检察院的王处长。”老刘指着他身边一位四十几岁的陌生人向我介绍。“开门见山吧，我们找你，自然还是胡风案子。”
　　随后，王处长重新询问了我与阿垄的关系，又询问了我本人参与胡风反革命活动的罪行，因为这些年我时时要如数家珍一般地历数自己的经历以接受群众监督，所以如今数说起来并不需费什么功夫。只是在叙述时加一些批判，譬如说到学习写作时，要加上“现在才认识到这是一种反革命活动”等等。
　　“胡风案已经拖了十年。”王处长待我述说完过程之后对我说，“如今检察院准备正式向法院提起公诉，也就是要最后给胡风集团骨干分子判刑了。被起诉的人，北京一个胡风，天津一个阿垄其他人都已经释放了。”
　　介绍过一般情况之后。王处长才言归正传说明来意：“今天找你，是让你准备出庭作证。”
　　“出庭作证？”当即我万分紧张地询问着，“我能证明什么呢？胡风、阿垄在重庆、上海、香港的事我一点也不了解，我只是解放后在写作上和阿垄认识的……”
　　王处长见我有意推辞拒绝，当即板起了面孔：“阿垄案件涉及到许多人，这些人都要出庭作证，涉及你的事极少，只是拉你参与胡风集团活动，指使你写文章攻击党的文艺政策，其余的问题我们也不会问你。”说到这里，王处长停了一会儿，我知道这是公安人员惯用的在对方心灵造成威胁的技术，便等他继续往下说。“自然了，出庭作证是自愿的，我们不强迫，不动员。我们想既然你已经和胡风集团割断了联系，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公民，你就有义务和人民站在一起对颠覆国家的反革命行为提供证明，当然你可以拒绝，你拒绝出庭作证，不等于事实不存在，所以国家也可以对你拒绝出庭作证采取相应措施。”
　　我已经没有选择余地了。
　　“我证明什么呢？”我气馁地顺从了。
　　“对了，这样就好谈了。”
　　王处长和老刘打开了他们带来的卷宗，他们对我说思想言论是不能判刑的，当年的思想批判都不能成立为罪行，罪行就是颠覆国家、进行反革命煽动和宣传，要我在法庭上证明的，就是阿垄拉拢我从事颠覆活动。
　　“好吧，我出庭。”终于，我答应了。
　　所谓胡风集团的问题，对于我来说至今仍有许多迷惑，从开始接触文艺，我一直认为胡风是一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在中国现代新文学运动中，他是完成现实主义理论体系的第一人。鲁迅先生逝世后，他和冯雪峰等理论大师一起共同继承了鲁迅先生的战斗传统，团结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为民族解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根据检察院的指示，我准备了“证词”，极短，不到一千字，不超过五分钟。内容简单明了，我原是一个学生，认识阿垄之后发生思想变化，逐步受到胡风影响，直到写文章攻击革命作家和革命路线，阿垄夸奖我有才华有前途，是为胡风集团物色打手和继承人。为了这篇证词，王处长和老刘每隔十天半月就来工厂找我，前前后后修改了十几次，才最后定下来。
　　王处长指示，出庭作证不得带文字稿，为避免作伪证之嫌，必须是只凭口述，这样就要把这一千多字的证词背下来熟记心间，上场后还不得紧张，以免一时心慌忘了台词，倘若如此一切后果由个人负责。从此我白天劳动，晚上就背这篇证词，下了一个多月的功夫，这篇证词已是背得滚瓜烂熟了，王处长和老刘还几次听我当面背诵，并演习了出庭的种种过程，同时嘱咐我出庭时不要害怕，倘阿垄在庭上争辩，我也不必再多说什么。
　　对我的证词表示满意之后，王处长和老刘告诉我，阿垄的“认罪”态度不好，三番五次推翻了种种揭发材料。这次最后判刑，有可能他把一切都承认下来，也可能对一切都否认，但是已经对他作了交待，态度不好只能对自己不利。
　　我要出庭作伪证，这是一件极卑鄙的事，也是一件丧尽人格的事。本来是我自己要写文章的，如今说是阿垄指使我向党进攻；原来反胡风运动时我个人承认的一切罪行，如今都算在了阿垄一个人的身上，我自己尽管屈于压力任人戏弄，同时我也昧着良心做下了永远不能原谅自己的伤天害理之事。我不是没有想过，法庭上我挺身而出说阿垄无罪，但我知道倘若如此，我必会受到极刑，也曾有人宁肯丢了性命也不说一句谎言，但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处境，人们是极难相互理解的。我不为自己辩护，胡风事件株连到我，毁掉了我的一切，但我不是一个英雄，也不是一个勇士；我象一只软体动物一般地活着，贪生怕死地活着，任人戏弄任人凌辱地活着。当时我的想法正如事过之后鲁藜同志对我说的那样，我们这些人是一有风吹草动就要第一批被杀掉的人，我们活着只能受人摆布，稍有不服便要丢掉性命。
　　终于我接到了法院的传票，通知我出庭作证。开庭的那天我早早赶到法院，王处长和老刘在法院门口等我，面部表情极紧张。老刘告诉我说，昨天晚上阿垄接到起诉书后态度极坏，他们在狱中作了一一夜的“工作”，他才答应今天在法庭上认“罪”的，嘱咐我不要紧张。

　　十八．出庭

　　几十辆小汽车开进了法庭的大门，隔着证人休息室的玻璃窗望去，很有几位气宇轩昂的人物走下汽车，披着大衣、带着随员走进了审判大厅。我推测这必都是些了不起的人物，其中也不乏有反胡风斗争的胜利者来此享受一下胜利者的骄傲。看他们非凡的神态，竟然要听我这样只二十几岁，挖过河沤过粪挨过饿的“证人”出庭证明他们的胜利，我只可怜他们真是太没意思了。我看过苏美英三国在军舰上接受日本投降的镜头，英美苏三国代表那种得意神态真是令天下善良的人扬眉吐气。
　　坐在证人休息室里，我低着头，我真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逃脱这次可耻的表演。
　　“是侯红鹅吧？”我正坐在证人休息室屋角发呆，一个陌生人走到我身边，他个子很高，又黑又瘦，我凝望他许久也想不起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人，而且他又只知我是侯红鹅，不知我已改名林希，想来必是十几年前的朋友。
　　“我是卢甸。”陌生人见我认不出他，便自我介绍说。
　　立即，我起身迎上去伸出双手，如果不是在法庭的证人休息室，我和他真会拥抱在一起的。卢甸同志已经变得完全认不得了，他看上去似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尽管按我的记忆，他不会超过四十岁，也许更年轻，但长达十年的铁窗生涯使他过早地失去了青春。他是在此次开庭前不久才被释放出来的。卢甸同志有一位伟大的妻子，在卢甸同志被定为反革命关在牢狱里的十年时间里，无论组织、朋友怎样做工作，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她从没有想过和卢甸离婚，更没有怨恨过自己的丈夫。此时卢甸从狱中出来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就是依靠妻子李嘉陵的微薄工薪维系一家四口的生活的。
　　“你还好吧。”我激动得一时找不到合适语言，问了一个明明不需要回答的问题。
　　“过去的一切让它过去吧。”卢甸握着我的手说，“在里面这么多年，我心中最大的负疚就是对不起你，我们的事件牵涉到你身上，那年你才十九岁。”
　　“你怎么会想到这些？”我劝慰卢甸说。“我没有怪罪过任何人。”
　　紧紧地靠近坐着，我和卢甸同志谈了谈当时的生活情况，卢甸同志告诉我说，可能安排他去一个农场，我劝慰他暂时先有个安身之处，慢慢地总会好起来的。我和卢甸同志约定，待他有了准确去处一定告知我，我一定去农场看望他。
　　在证人休息室里，我还遇到了其他几位师友，时间和环境不允许多谈话，大家都彼此告知一下各自的处境，自然是一个比一个凄惨。
　　“各位证人。”一位法警极其和善地出现在休息室门口，恭恭敬敬地向大家敬了个礼。“现在已经开庭了，法庭委派我向各位证人发出邀请，大家有什么要求，也可对我提出。”
　　几个证人之间再不相互讲话了，大家各自打开小本本，最后熟悉一下证词。
　　法庭开庭的情况我一点也没看到，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法警出现在门口说：“请证人侯红鹅出庭。”我应声站起来随他走去，心情紧张得难以抑制。
　　法庭里黑压压坐满了人，我几乎没有觉察出自己是怎样走到前面的，迎面一字排开坐着约莫有二十多人，我近视眼，看不清诸位人士面前的小牌牌上都写的是些什么字，我只想最先要看看阿垄，看看受我敬重又待我真诚的老师。
　　阿垄的头发全白了，面容上那原有的笑容不见了，脸上的皱纹已经僵硬，目光变得凝重。他坐在一只小木凳上，前面有一张小课桌，课桌上展开一份铅印的材料，自然是起诉书之类。我看见那起诉书上有用红铅笔画的曲线。自然他是坐在被告席上，但神态并不显得紧张，甚至于我感到他过于平静，比我还平静。
　　“证人侯红鹅，现在请你回答法庭的提问，你是怎样和阿垄认识的。”
　　法官刚刚向我提过问题，阿垄侧脸向我看了一眼，也许他没有想到我一直在凝望着他，立即他的目光和我的目光相遇在一起了。不知是我自己颤抖了一下，还是他的目光颤抖了一下，我发现他镇定的目光，充满了无限复杂的情感，他微微地闭了一下眼睛，我不理解这意味着什么。
　　“请面向法庭。”法官显得十分紧张，向我发出提示。
　　按照事先的准备，我一字不误地将得到认可的证词复述了一遍，联想到刚才卢甸向我表示的歉意，我忽然灵机一动在原来准备的证词之外又加了几句，我说我个人的罪责得到了人民的宽大，如今正在劳动中建立新的生活。我看到阿垄听到这话平静了下来，他也再不看我了。
　　法庭展现了证物，阿垄写给我的信和我写的文章手稿上阿垄的几处修改，最后法官问阿垄对侯红鹅的词证有什么质询，阿垄回答说没有，我被告知请退庭休息。
　　前前后后只有五分钟的时间，我完成了自己的演出，回到休息室里我心中总想着刚才阿垄凝望我的目光，我知道那目光中有千言万语，我也知道如果允许他此时直接和我谈话，我们相互要谈些什么。我更努力思索今天自己的作证会不会在阿垄心间留下什么疑惑，但最后他以简短回答结束了我的作证，我感到心安。
　　其他的证人都出庭四、五次，只有我一个人最先出庭，只作证一次便没事了，为了遵守法庭的制度，为了不干扰他人，我就呆呆地在角落处坐了两个多小时。
　　大院里许多人从法庭走出来休息，看来法庭的审问结束了，这时一位大人物披着大衣出现在休息室里，王处长在一旁恭恭敬敬地陪着，王处长没有向证人们介绍这位大人物是谁，但看神态就不难得知必是位决策人物。他举目看看几个证人，然后拉着长声说：“今天很顺利，几位证人很好，阿垄的态度也好，这对大家都有好处嘛。”说罢，他笑了笑，不等几个证人向他的赞赏表示感激，他就被众人簇拥着走去了。
　　休息之后，重新开庭宣判，几个证人被请进法庭坐在最后一排角落里，据王处长说按照惯例证人不得进入法庭听法院对被告宣判，但考虑此案的证人大多是同案成员，听一听会有好处。
　　法庭里的气氛自然紧张，别人紧张不紧张我不得而知，但我紧张，法官宣布开庭后，阿垄又被带到法庭，他面向法官站在被告席上，法官和陪审团成员全体起立，由法官一字一字地宣读判决，自然是概述了被告罪行，又根据这个根据那个地作了说明，最后，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
　　我长舒了一口气，阿垄已经被关押了十一年半。
　　大家坐下之后，法官向阿垄说：“被告如对判决不服，可于三日内提出上诉。”
　　这时整个法庭一片死寂，大家都在紧张地等待阿垄的公开表态，我更是伸直了身子越过众人的头顶向前看，等着阿垄最后的申辩。
　　“我放弃上诉。”阿垄的声音很镇定，没有抗争，但却又令人感到是压抑着巨大的愤怒，他选择了牺牲自己的道路。“一切事情都由我负责，与任何人无关。”说罢，他站起身来。
　　四名法警“押”着阿垄走出法庭时，他从法庭两廊座位中间走过，他的身子挺得笔直，头微微昂着，目光平视，步子迈得极镇定，象我第一次看见他在学校礼堂里从众人间走过登上讲台时一样，轻松、平易、又带着几分严肃。
　　我几乎站起身来，我们几个证人、几个他旧日的朋友都微微站起身来，希望待他走过我们身边时大家再相互交流一下目光，但他没有看任何人，他更不会知道刚才的几个证人坐在什么地方，他就那样镇定地走了，从容地走了，代所有的人接受惩罚，他默默地走了。

　　尾声

　　在劫难中，胡风案的成员们度过了二十五度黑暗的春秋。阿垄去世了，他死在监狱里，卢甸去世了，他死在农场里。有历经大难仍顽强活着的人，如我，早已沦为如乞丐一般贫穷，如囚徒一般顺从。
　　在新帐旧帐一起算的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和造反派的英雄们最先发现的敌人就是这批不共戴天的仇敌。和每一个正直的中国人一样，我被剃了阴阳头，穿上孝袍，脸上泼上墨汁，被拉出去游街。在威武的红卫兵和造反派英雄们的押解下，有鼓声锣声和肃杀的口号声陪伴，我作沉痛低头认罪模样走过混乱的街衢。
　　终于我们到了反思这一切的时刻了，不如此死者何以安息？阿垄师死在监狱里，尸体火化时只有一个号码，没有姓名，骨灰本来说要扬弃掉的，后来善良的人不愿让中国大地再游荡一个冤魂野鬼，才找到一只破木箱把骨灰装上深埋在火葬场的墙脚下。1980年胡风案得到平反，几经周折人们才寻找到当年埋葬阿垄骨灰的地方。
　　当阿垄唯一的儿子陈沛抱着骨灰盒去火葬场收捡阿垄遗骨的时候，我和他抱头痛哭。
　　我为之也感欣慰，人们终于在付出了这一切后认识了自己。我们有的人死了，不是为了自己；我们活了过来，也不是仅仅为了自己，死者和生者只有一句共同的话：
　　人们啊，我爱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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