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其康：知青生活.上篇

© 王其康／文

　　知青，特指1966、1967、1968年的初、高中“老三届”这个群体的名号。源自于文革伊始正常课堂教育秩序被迫停摆，一时间这庞大的青年族群陷于了人生空窗期。为转嫁课堂“停摆”之后老三届学生的人生去向，1968年12月22日由高层授意《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其中引用了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就此，全国各地近两千七百万名老三届莘莘学子告别了父母，告别了自己熟悉的城市，生活的脚印深深嵌入偏僻而又陌生的异乡。
　　回望那年那月知青下乡的生活，有人矫情地用上“青春无悔”的词章自欺欺人。而著名学者、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在接受采访时，针对当年文化教育遭践踏，课堂容不下三尺讲台，加之就业瓶颈，遂号令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葛教授切中肯綮指出：对当时的知青来说，那完全是没得挑选的“青春无奈”。
　　笔者作为66届初中毕业生，也是无奈的亲历者。十年的知青生活，让我体验到其中的酸甜苦辣，感受到为了生存那种艰难与挣扎的人生况味，同时也深感中国农民吃苦耐劳、忍辱负重的坚韧和不易，近距离感受到他（她）们粗砺生活背后的纯朴与善良。抚今追昔，不禁使自己对“知青”这特殊而又畸形生活遭遇，多出了一层痛定思痛的反思。

　　“最高指示”下达

　　文革早期率先下乡知青是北京的红卫兵蔡立坚。1966年她18岁，是北京市长辛店铁路中学高二学生。红卫兵大串联时，她随该校一支“长征队”去延安串联，途经山西省榆次县一个贫困山村——黄采公社杜家山。蔡立坚见到那里山地很多，大都没有开发，农民过得很苦。她觉得这是发挥知识青年作用的好地方，寻思自己该不该留在那儿。一直到离开杜家山280多里时，她毅然告别同学，只身返回杜家山，向乡亲们表示要扎根杜家山，同他们一起建设山区的想法。办过一系列手续后，她正式成为了当地年轻的农民。蔡立坚的个人行为，不久竟演变成为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文革开始后，全国经济大幅度下滑，城市就业成为国家空前巨大压力，这是始作俑者所未曾料到的。正值老三届受顶层设计影响，既无法升学又无法分配工作，待在家里无所适从，为转嫁不安定的危机隐患，1968年12月2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领袖挥挥手，学生只好走。自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以排山倒海之势推向全国，一大批老三届被迫涌入农村的“广阔天地”之中。我与同班15位同学，以及同校67届27位同学，被统一安排到如东县凌民公社（现马塘镇）下乡插队。
　　1968年11月30日，离最高指示正式发布前的二十天，凌晨五时许，初冬的天气，人们已感到阵阵寒意，而我被一股莫名的冲动裹挟着，全然体察不到母亲、外婆、姐姐、弟弟的依依不舍。母亲一遍又一遍帮我整理简单的行囊，那里装有四季替换衣服、日常用品，还有一本《毛泽东选集》。外婆千叮万嘱：“不要逞能，不要过累”，还往我裤袋里悄悄塞了几块钱。陆剑沫同学与我同班，又是多年街坊邻居，这次也分在凌民公社，我们约好同行。母亲送我到他家。陆同学母亲，长期患有严重的再生障碍性贫血，她用凉凉的手拉住我与陆同学的手，噙满泪水地对我们说：“你们是老同学，又是好兄弟，到了乡下要互相照顾……”我们拎着行李，按学校统一部署，胸别标签，来到位于北濠河的轮船码头集中，只见路两边有手持长矛大刀的“文攻武卫”纠察人员，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昏暗不明的路灯下，他们在指挥让我们排队上船，送行的家长被隔离在岸上。
　　我们陆续登上了船，当汽笛声响起的时候，船上船下霎时爆发了哭声、喊声、呼号声。岸上的家长像一股洪流在涌动，而船上一个个窗口里，伸出了无数双舞动着的手，还有趴在船窗前痛哭的同学。当轮船启动的那一刻，有尖叫的、呐喊的、狂呼的，还有昏厥过去的家长……直到今天，我回忆起当时那一幕的时候，心里依旧会有被噬啮的刺痛。“儿行千里母担忧”，我们当年有这样经历的人，现在已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了，不难理解与体验我们上一代人那种忧愁与伤感。
　　全国几千万青年人的大迁移，堪称古今中外史上罕见。自愿的、强迫的、无助的、无奈的夹杂在一起，汇成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流向农村和边疆。没有红色革命的教化、宗教式的虔诚、无知无识的狂热，以及强权的挤压，我们这些还处于青春萌动期的年轻人，怎么可能抛弃课堂，离开父母，冒然冲动到遥远而又陌生的广阔天地去？

　　饥饿

　　凌民公社将我分配在七大队四队，4名知青全是男生。除我外，还有同班的王健同学，另有67届的周同学和秦同学。生产队为了欢迎我们，几位队干部安排了一顿“接风”晚饭，小小的生产队办公室显得十分拥挤。那天吃的是大白菜烩肉，主食是白米饭。猪肉被切成薄片，与白菜一起煮得烂烂的，还撒了不少葱花。这种烹饪法与家里烧法完全不同，没肉香，全是葱花味。队干部给每人盛了一大碗，餐后蒋队长问我们：“好吃不？”我实话实说：“好吃，就是葱花太多了，舌头麻。”大家哄堂大笑。
　　初冬的乡下夜间气温低，凉意阵阵，门外却聚集着不少老乡，门不时被推开，老乡睁大着眼睛朝里张望，眼神中露出的不仅有对我们的好奇，更多地是对白肉的垂涎。蒋队长忙不迭一次次去关门，劝老乡回去，但直到我们吃完饭，门外还有几位老乡没有散去。
　　第二天有老乡不无尖刻地嘲讽道：队干部们为了吃这顿猪肉烩白菜，头一天就空着肚子，以便“接风”宴上饕餮一顿，这样连第二天的饭也能省下了。当年生活十分艰苦，老乡家不要说大块朵颐，平时连个肉末也见不到，天天清汤寡水煮白菜，还不舍得放油。我吃了这顿白菜烩肉以后，也有半年时间再没吃上猪肉，这才体会到那顿白菜烩肉的金贵。后来听知情人说，那顿“烩肉宴”是队长用我们的知青安家费办的，难怪老乡们忿忿然语中，含嫉妒气恼兼而有之的复杂况味。
　　插队个把月后就是1969年的春节了，我参加大队的文艺宣传队编写节目，在乡下过了第一个春节。刚下乡一切都新鲜，也不怎么想家，更疏于考虑家里人对我的思念之情。那次过年无非是在大队宣传队中，写个快板数来宝什么的，这对于我曾当过小报主笔来说是小菜一碟，倒是混吃混喝混工分比较实际。
　　大年三十晚，我应邀到大队袁支书家吃年夜饭，他专门烧了一锅肉。吃到一半，我外出上厕所，见袁支书的小儿子蹲在墙边，手指伸在嘴里用力扣挖。我以为他病了，过去问他。结果他说，没病，就是想要吐掉刚吃的东西。我好奇问他：“这为什么呢？”他说：“吃得太饱了，再也吃不下了。下一顿肉不知什么时候才有得吃。”原来如此。我看着他捅嗓子痛苦的神情，不知该笑还是该哭，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有转身走开。大队支部书记家的孩子尚且如此，普通农户人家的贫困状况可想而知。
　　因为饥饿，我在小时候吃过烂菜叶，吃过榆树叶，还吃过羊子油。相形之下，知青的日子比大饥荒年代要好些，至少能寻找到充饥的。一天收工回来，住在知青宿舍西头的王健同学扯着嗓门招呼我们：“快来呀，我房间溜进来了一只猫”。我们四人赶紧涌进他宿舍，将门关上。只见那只大黄猫足有十来斤，养了肥肥的，是野猫还是家猫？大家正犹豫时，胆子大的秦同学为我们打气说：“多少日子不开荤了，该它倒霉，今天就吃它了。”我们四人拿着农具，各守一边，猫在屋内蹿东逃西，折腾了一阵，终被处死，剥皮切块，四人一顿美餐。现在想起常有忏悔之意，可当年“嘴里淡出鸟来”，谁还管得了那么许多呢。
　　“嘴里淡出鸟来”的我们，不仅杀过猫，为了能吃上猪肉还曾当过“梁上君子”。我们知青的宿舍前面是副业场，房子的西端有间猪肉代销店，掌柜蒋老伯当时已70多岁，是蒋队长的父亲。他年轻时是屠夫，年迈后干不了杀猪，就从其它地方批发一些猪肉做点小生意维持生计，常年是当天早晨批发回来，几个小后时就卖完收摊。而冬天气温低，会多批发些，卖不完到第二天再卖。
　　那时王健同学已经调在副业场养蚕，与蒋老伯代销店紧挨着，对情况了如指掌。一天晚上收工后，他神秘地对我们说，今天蒋老伯有几块猪肉没卖完，挂在钩子上。我们闻讯无不心动，这是天赐良机啊。猪肉代销店的窗子有块玻璃早坏了，窗外用铁丝网防护。于是，我们先用粗铅丝弯成钩绑在长竹杆上，趁着夜幕，借手电简光亮，悄无声息扭断铁丝，将竹杆伸了进去，小心钩出了一条猪肉，当晚开锅烧煮，痛痛快快朵颐一顿。
　　第二天早晨上工去，路过代销店，只见围着一堆人，蒋老伯蹲在地上一把鼻涕一把泪，说昨天晚上有人偷走肉赔钱了。我不由鼻子一酸，暗抽一下自己嘴巴，下次决不干这种缺德的事了。

　　食物中毒

　　偶尔尝过猫肉腥味，那是几近饮鸩止渴的愚昧；让蒋老伯忍受赔钱的痛苦，则更像是损人利己的胡闹。我刚下乡时出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那点工分买口粮肯定入不敷出，挨饿是常事。尤其是春暖花开时，体内代谢开始旺盛，农活也重了，所以春天特别易饿又犯困。
　　1969年5月的一个下午，在干农活时，肚子饿了心里发慌，正好生产队的蚕豆熟了，趁周围没人，我蹲下身子，躲着将蚕豆剥了生吃。开始吃觉得有一点甜又有点涩，为填饱肚子越吃越香，越吃越快，也不知吃了多少，等到有人叫我，才站了起来。
　　到了傍晚收工，感到头昏、腹痛，继而浑身难受并伴有反复呕吐。知青伙伴关心问是怎么回事？我不好意思说偷吃生蚕豆。晚上发热，倦怠乏力，三位伙伴急送我去公社医院。医院里有位南通下放的医生叫张胜举，医术水平很高，知青都爱找他看病，他也很关心知青。巧的是，他的夫人陆护士我认识，她弟弟陆某是我们学校67届的，在文革中还因派性与我交过手，俩人双双进过派出所。张医生给我做了检查，又验了血，查不出什么问题，见我反复呕吐不止，仔细询问我吃了什么？我欲言又止，他严肃说，你要讲实话，不然无法治疗，病加重就不好了。我只好说了实情。他听了心疼地说：“你真傻呀，生蚕豆怎么能吃这么多呀，要中毒送你命的。”说完立即给我洗胃，又用了排毒药，经过三天治疗有了好转。
　　大队袁支书怕我出事及时通知了我母亲。母亲闻讯立刻乘轮船赶到了凌民公社，见我已脱离了危险，仍心有余悸不让我干任何事，休息静养。母亲买了些肉、鱼，在灶上烧煮。她没烧过灶，柴禾塞满了灶堂，一会儿满屋子烟雾缭绕，呛了嗓子咳嗽连连。我心疼地让她休息。一周后她见我恢复较快，要带我回南通，我拒绝了，向她保证，今后一定注意保护好自己。临行前，母亲与我商量，说弟弟的学校最近在安排插队的事，征求家长意见，是兄弟俩在一起，还是另行安置？我立马说，当然是兄弟在一起好。母亲嗔怪说，你自个儿不当心弄个食物中毒，怎么带弟弟？我举手向母亲保证：从今往后一定改正，负责带好弟弟。母亲放心地踏上回南通的归途。

　　王健同学

　　王健同学与我初中同学三年整，又经历了两年多文革，如今还插队在同一生产队，算是患难之交了。他的性格随和不乏机灵，平时沉默寡言，写一手漂亮钢笔字，但身材矮小没力气，农活干不动，大队袁支书体贴入微，让他先去副业场养蚕，后参加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负责外调和写材料，这让我们三人歆羡不已，恨不得自己也长矮点，能得到照顾。
　　王同学家原住在南通东大街，父母长期体弱有病，不敷体力劳动，就靠卖点烤红薯，租售连环画，再拿些居民救济费过日子，是城镇困难户。记得上初二时，我多次去他家看连环画，他父亲那时就躬着腰，双眼混沌，寡言少语，坐在板凳上抽烟看店；他母亲身体也够呛，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床边还站着幼小的妹妹和弟弟。这么个困难家庭，在文革中竟然被居委会列为“下放”对象。全家被迁到南通县的石港乡下，本来就体弱多病的夫妇俩，携带尚未成年的子女，怎能应付农村的体力劳动？想必他们安置的那个生产队也多了个包袱。而作为长子的王同学，对父母、弟妹的苦难又多了一层牵挂与担忧。
　　1970年春节王同学准备去石港与父母团圆，他将平时省吃俭用存下的米呀油呀，连带生产队春节分配的粉丝和肉，拼凑一起背往石港。出发前，班长吉同学，正巧专程来看望我们。当时王同学对吉班长感喟地说：“父母比我还苦，应该孝敬老人。”想不到，这是他们之间最后一次交流。
　　1970年春节过完，因大队安排的工作较多，王同学早早回到凌民公社。他常常白天外出调查，晚上写材料。大约3月初，气温骤降，他开始发热咳嗽，赤脚医生上门看过，按“感冒”予以了处理。过了三五天，体温不退反升，便直接去了公社医院。与我当时食物中毒一样，也由张胜举大夫诊治。张大夫诊断王同学患的是重症“感冒”，治疗一周后，仍不见好转，出现呼吸困难，脸色发暗，张大夫判断病情可能转为重症肺炎了，因受客观医疗条件限制，向医院领导建议转上级医院。公社收到医院报告后比较重视，派了专职管理知青的张志强书记和办公室罗主任探望，决定直接转至南通地区医疗水平最高的南通医学院附属医院（下文简称通医附院），并由公社协调解决了所需的医药费用。
　　当晚，大队袁支书派我们三位知青，陪同公社张书记，一道乘船护送王同学直驶南通，第二天就住进了医院。他的父母、妹妹闻讯从石港乡下也赶到了南通。在通医附院大夫精心治疗下，王健同学体温渐趋正常，肺炎略有好转。正当大家松了口气时，王同学突发意识不清。大夫怀疑感冒又并发了脑炎，所以立即做了腰椎穿刺，经脑脊液检查确定为脑炎无疑。这晴天霹雳让所有人震惊，大夫下了病危通知书，王同学老爸仰天大哭，双手发抖在病危通知书上签了字。在王同学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的父母家人，我们几位知青伙伴，还有凌民公社的张志强书记，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1970年3月底，王健同学走完了人生最后路程，年仅20岁。
　　最不忍看的是王健同学母亲，才五十岁模样，病怏怏显得格外羸弱、憔悴，抱着王健同学遗体，死活不肯放手，撕心裂肺嚎哭道：“伢儿呀，你是我们的依靠啊！你为什么给我们米呀油呀，你不吃身体就垮了呀。你是老大，弟弟妹妹还这么小，让我们以后怎么活呀……”现场一片唏嘘，所有前来送别王同学的亲朋好友，无不为他和他的父母感到痛心、悲悯、泪奔。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场景已经够悲催，而不幸降临于这样苦难的一家人，更像是人世间惨不忍睹的一幕悲剧！
　　每每想起王同学父母当时痛不欲生的场景，我心头不禁会涌上一阵颤栗。问世上，哪个父母能承受如此之痛？王同学呀，你就这样忍心去了，抛下了父母，抛下了亲人，抛下了我们这群患难的知青伙伴。这样决绝的生离死别，让我们这些曾朝夕相处的知青兄弟情何以堪？！如若不是文革，不是因为正常教育秩序“停摆”，王健同学与我们都应该按部就班地升入高中、大学，期冀健康而又美好的人生的。殊为可惜的是，在不该由我们背负深重苦难的年代，却被要求去农村“接受再教育”。如果没有王同学父母拖着病体下放农村，他也不会在自顾不暇的状况下，忘却自我，节衣缩食，长期透支自己青春和健康。王同学犹如一棵脆弱的小草，哪能经受得起风霜雨雪严相逼？
　　二十岁的王健，青春未及绽放，生命就这样嘎然而止。就我所知，在如东插队的知青中，岔河区杨通同学也英年早逝，至于全国知青中，在农村过早离世的更不在少数。
　　岁月匆匆，青春易逝。好兄弟王健，你我三年同窗，两年文革，又下乡两年，七年弥足珍贵的真挚友谊，让我难以忘却！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一直将你留在心底里！想寻到你的照片，贴在这儿睹物思人，可惜我在写此文时，正值新冠病毒疫情肆疟，无法外出寻找，于是先在我们三（2）班微信群中，发动所有人寻觅你的照片，结果无望。我没死心，疫情稍松动后，去了你当年户籍所在地城东派出所，以及城东街道办事处，翻你们家的档案，也是无功而返。我想，你在天堂会原谅我的无能，因为你虽去世了五十年，兄弟我一直没忘记你！

　　弟弟也插队了

　　王健同学不幸离去，让我们三位知青悲恸不已，好久没缓过神来，每每经过他生前住过的宿舍，总有些许哀思。在此事过了不久后，我弟弟也来到了七大队插队，袁支书应我的要求，安排我兄弟俩去了九队。我承认，离开四队与王同学的去世是有些关系的，总觉得换个环境才能让我振作起来。
　　九队的徐队长是个厚道淳朴的农村基层干部，他将我们兄弟俩视为子女般关心与照顾。首先生产队用最快速度，为我们建了两间新房子，一间卧室，一间厨房，还配了厕所、猪圈、鸡窝等，屋后是生产队的鱼塘，方便用水，屋前是俩人的自留地，考虑得很周全。
　　弟弟小我三岁，因个子矮就显得更小了。他个性很倔，还有那么一点淘气，加上初来乍到，九队年龄相仿的小伙伴喜欢与他打闹。一次，几个小伙子联手欺负他，最终他满脸是污泥，吃了败仗。我也是任性之人，受了委屈就会豁出去。想当初在四队时，有天晚上去公社看露天电影回队途中，与5个路人为一些口角，周同学、秦同学和我不受委屈，与5人从岸上打到灌溉渠里，在齐脖子深水里，将对方5人都按下头灌了水，占了便宜后我们不敢久留，落荒而逃。这次弟弟吃了败仗，放在之前，我或许会冲上去揍那几个小子。但兼顾到与九队农民的长期关系，何必为小事闹翻？谁家的家长不护短呢？揍人最多暂时帮弟弟出口气，不但解决不了问题，也许今后会吃大亏。我摆出兄长的威严，把弟弟训斥了一顿，又训了那几个小子，还向徐队长告了状。在队长协调下弟弟与那几个小子握手言和，后来还成为了好朋友。弟弟除了与我一样有些豪爽外，胆子比我大多了。一次他对手扶拖拉机好奇，居然趁驾驶员不在，擅自发动后开上了路，幸亏被及时发现，未酿成大祸。几件事让我有了觉醒，我与弟弟都是一根苦藤上的瓜，他年少无知，我有责任带好他，得处处像个哥哥样，所以自律成了习惯，与人相处多想一成，以此维系我们兄弟俩安稳的小家。
　　凌民公社被南通地区知青办公室看中，树立为知青样板点。于是，一纸官文下达，我们得到了一些优惠政策。例如，有“生活困难补助”，打报告可获3～5元补助；参加文艺宣传队脱产可获同工同酬。另外有一条是意料之外的，是要求生产队提供条件，帮助知青养猪。我们兄弟也无偿从队里领养了一头小猪，约十斤左右，胖乎乎，白净净，乍一看还蛮可爱的。养猪是生活新课题，现在除了上工外，还成天要围着它转，开始真不适应，尤其是猪圈的臭味更是无法忍受。自己一日三餐还吃不饱，却要先服侍它。每天除了干农活，收工回家一人煮饭，一人剁猪草。就一口锅，烧完了我们吃的饭菜，还要再煮猪食。队里人也在议论：城里人养猪，稀奇事儿。开始一个月好不容易撑了下来，过后越来越不习惯。
　　农民家养猪，每年早有计划，在自留地专门栽种上蕃薯，藤可作猪饲料，再去野外割点草、或捞些水花生添补一些就可以满足了，而我们却什么也没有。小猪开始吃得少，我们种的大白菜，省些给它吃还凑合。一个月后，小东西食量越来越大，我们开始为饲料犯愁了。徐队长看在眼里，偷偷给我支招：“放工后，你们用粪桶从队里的猪圈里抬些回来。”并特别关照：“队里人多嘴杂，不能说是我教你弄的。”这主意不错，我们兄弟隔三差五偷抬一桶回来，让小猪能吃好多天。队里大多数人心知肚明，睁一眼闭一眼不计较，有个别人打小报告给徐队长，他劝道：“城里的伢儿不容易，算了。”将事情糊弄过去。
　　困难不止是这些，我从小有洁癖，扫了猪圈回屋内第一件事就是洗手洗脸，换衣换鞋。即使如此，仍然觉得猪栏里的气味挥之不去，晚上躺在床上，感觉整个被子都是异味。弟弟则大大咧咧，作风泼辣，不怕脏臭，打扫猪圈大半是他干的，又快又干净。小猪一天天在长大，逐渐我也似乎感到猪圈没那么脏臭，甚至喂猪食后可以手捧饭碗，边吃饭边欣赏小猪仔狼吞虎咽的样子。
　　有一天小猪不知为什么，开始不吃了，怎么调整饲料，它也不吃。兽医看过说是发热，打了针，又给了些药。我们喂了几天它仍然不吃，明显瘦了一圈。徐队长见状，叹气说：“唉，什么人想的馊主意，非得让你们知青养猪？你们自己养活自己就不错了。别遭这分罪，小猪还送回队里猪圈去吧。”想想也对，知青自个儿养活自己尚且不易，养猪岂不瞎折腾？我们兄弟俩，猪倌当了两个月就因不合格而自觉卸任，最终是生产队亏了，还贴了工分给我们，而我从中唯一的收获是以后见了猪圈，不再感到恶心。
　　在九队，我们兄弟俩逐步站稳脚根，每年攒的工分够买口粮，自给还略有盈余。生产队劳动力主要分成两个等级。一等工，这是主要的劳动力，专干重体力活儿，包括所有挑、抬、扛、挖，赚到的工分大，是家庭主要收入来源。我个子高，又是长兄，自然是一等工了。二等工，包括男工中的体弱病残者，及所有女工，赚的工分低，弟弟分在这一组。他的适应能力比我强，除了力气小外，肯吃苦耐劳，不怕脏不怕累，与妇女老人干活，常常主动帮助别人，得到广泛好评，参加了1974年“如东县知识青年先进人物代表会”。
　　不久，南通有了知青回城的机会，根据政策，兄弟俩可以照顾一个，我让弟弟先回到南通，进了国营工厂，有了一份稳定工作，还可以照顾年迈的母亲与外婆，我也放心许多。

　　围海造田

　　我们九队的一等工大约20多名，基本上每天都在徐队长带领下集体干活，如挑粪、挑稻梱、挖排水沟、割苇草、喷农药。最吃力的还是每年的挑河工，这是硬任务，家家户户要派员参加，我是当仁不让的一员。
　　现在回忆起来，到九队后，先后参加了六七次挑河工，场面壮观的当数如东洋口的围海造田与如皋林梓的通扬大运河。现代人无论如何都不能理解，那么宏大的一些水利工程，当年居然是靠人的手臂、肩膀，一揪又一揪地开挖，一担又一担地挑出来的，那人山人海的场面，不身临其境是无法感受到的。每个人竭尽所能艰辛付出，下工后浑身像散了架的那种瘫软感，只有亲历者知道其中的体力透支和精疲力竭是怎么回事。
　　洋口地界濒临大海，海风凛冽，寒气逼人。那年如东县从四面八方调集了几万名青壮劳力，随着装满柴草、芦席、粮食和锅碗瓢盆的马车、牛车、独轮车、地排车、手扶拖拉机，前不见头，后不见尾，浩浩荡荡向围海工地奔涌而来。到了工地上，面对一望无垠的海滩，我唏嘘不已，这儿将会出现怎样的一条海堤呢？这海堤能挡住海潮吗？远处传来海民们“吭哟、吭哟”浑厚低沉的号子声，仿佛告诉我，人拉肩扛，勤劳勇敢会创造奇迹的。
　　围海战斗打响了。最初那段时间，海滩泥沙般的土壤松软，挖起来不太费劲，挑起来不算沉。往下一米深后，由于土壤水分多，渐渐实沉了。我臂力小，挖的土块常断成两半，尽管我已尽心尽力，双手也磨出了血泡，但还是影响工程进度。徐队长让我专门负责挑担子，虽说我肩头还算硬，平日里也没少挑担，可整天挑下来，双肩已是肿痛难忍，皮肤磨破，看到无数人在“革命加拼命”，我也只能咬咬牙再熬一把，挺了过去。
　　围海造田与挑河工最大不同是抢时间，要在大海潮来临之前，将海堤合拢。否则，被海浪冲垮，前功尽弃。人算不如天算，当海堤刚完成三分之一，不料大海潮怪异提前出现，那天中午全体民工正在工地奋力拼搏，指挥部来了命令，让大家迅速撤退到老堤的安全地带。一会儿我站在老堤上，只听到海浪由远而近，轰鸣而至，刚成型三四米高的海堤，被海浪冲撞后，卷起几十米高的汹涌浊浪，瞬间冲得不见踪影。我不得不叹服大自然威力，“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不过是句异想天开、自欺欺人的鬼话。
　　怪潮过去后，千万民工再次结集，堤坝越筑越高，劳动大军也越来越辛苦，危险则无处不在。无数的人，一个挨一个，担着土低着头，随着此起彼伏“吭哟、吭哟”的号子奋力挺进，工地坡道越往上越来越陡，越来越难以向上挑运。我随着大部队，担着百十来斤的泥土，扁担在肩膀上颤颤悠悠晃动，吃力地向上。忽然和谐的号声嘎然而止，上方工地上传来一阵骚乱，随后听人叫喊起来：快躲开，快躲开！原来上面有民工爬坡无力而失足，沿陡坡滚了下来，后面人躲闪不及，踩蹋了一片。幸好与我还有二三十米距离，我忙卸下担子躲闪，有惊无险，逃过一劫。
　　如此大型的水利工程，除了体力透支的劳累外，就是生活的艰苦。围海民工吃住就在老海堤内，用苇席搭架的棚铺里，几十个人一顶棚铺，地面铺上麦秸草，对头而卧的两排地铺，这就是我们的宿营地了。有几天碰上了下雨，真是狼狈不堪。单层的苇席棚铺湿了，被褥也潮了，劳累一天下来，睡觉也没有安身之处。我左右翻滚也睡不着，看老乡们个个呼噜呼噜睡得很沉，他们对苦难的承受力如此巨大，仿佛是与生俱来，这是否就是差距所在呢？围海时吃饭比平时在队里吃得多了去了，一天三顿，每顿供应一斤米饭，还有一碗猪油烧大白菜，此外工程开工与收工，指挥部犒劳大家，能各吃上一顿红烧肉。
　　不久，经过几万人的奋斗，这条新海坝终于建好。海坝宛如一条巨龙，挡住了海潮，为如东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土地资源。我作为知青，有幸成为了民工一分子，见证了始末。曾有词为证：
　　民工不改雄心烈，往烟飞，知青雄魂，此情犹切。
　　海浪千卷击堤坝，况盛世，卧龙出野，需为人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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