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迺元：参军.下篇

© 刘迺元／文

七

　　紧张地工作三年以后，坦克学校第一批学员毕业了。至此苏联专家们也就完成了他们帮助训练的任务，于是他们陆续回国。1953年年底，举行了送别最后一位苏联专家的宴会，从此学校里就没有苏联人，也就再不需要翻译了。翻译科的人每天到办公室无事可做，看报纸、读小说消磨时间。大家都面临今后干什么的问题。我的同事们都是刚出校门的青年学生，他们什么打算也没有，只有安心等待组织分配，到哪里去，做什么去，他们不计较。我和这些年青的同事不同，这时我在考虑怎样改变自己的处境。我本来就不想做俄文翻译，更不想做个军人。按照规定，战士当兵三年后复员回家，干部除特殊情况外是不复员的，而我是级别最低的干部，我本来就没有想参加部队，而部队也决不喜欢像我这样一个“历史复杂”的人，他们不过暂时需要我做一点事而已。现在我既然已经没有用处，大约他们也正愿意叫我离开。如果我离开了部队，将会得到不少机会，焉知道不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发挥我的专长，走出四年来的误区！我的热情又一次高涨了。我又看到了希望，又在盼望着得到公正，得到承认，得到报效祖国的机会！我写了一份申请报告，非常诚恳地表示对于能有机会参加国防建设工作感到高兴，接着谈到我的英文方面的专长没有得到发挥，如果部队里无法安排这样的工作，我希望能批准我转业到地方，以便得到适当的安排。
　　报告交上去很长时间没有答复，我并不着急，因为这时我已经习惯于官僚机构的节奏，部队也不例外。我满怀热望地等待着组织的回音，等待着光明前途的到来。三年前，我离开革命大学的时候同样地激动过，结果一腔热情被无情地粉碎了。现在我想，那时我刚刚参加革命，我的历史不好，而在革大的学习失败进一步恶化了自己的形象。现在不同了：我顺利地通过了镇反运动，没有被当做反革命，不是反革命就当然是一个革命者了（如果这个原则也适用于我的话）。另外，我在部队勤恳工作三年，起码应该消除一些对我的猜疑，赢得一些信任，有利于分配适当的工作吧！
　　一直等到1954年年初，人事科的一位干部找我谈话，他的话令我非常激动。几十年以后，我回忆起这次的经历，还不禁对他那欺骗的本领（或习惯）感到钦佩，同时对我自己历经挫折以后仍是那样天真轻信感到吃惊。那干部对我说：“组织看过了你的报告，认为很合理。现在组织上批准你转业，你将要分配到你所希望做的工作。”我听了大喜过望，如果不是当时的那些规矩，我真想热烈地拥抱他。这个人年纪将近40，一条腿跛，面色苍白，目光有些阴险。尽管他的外表令我反感，他带给我的信息却令我高兴。但不久以后的事实表明，他的信息和仪表同样地不高明。
　　过了几天下达了转业的正式命令。我奉命缴回了胸章和帽徽，虽然仍是穿着军装，但一望而知已经不是现役军人。接着我被编入“文化大队”即转业大队，搬到离坦克学校10余里地的一座营房去。我不曾想到被同时“批准转业”的有300余人之多。在我的理解，有请求才有批准，我请求转业，所以批准我转业，这是我一个人的事。我很难想象有这么多人都同时做出了同样的申请。再看看这个“文化大队”的成员，我泄了气：90%左右是前国民党军官，剩下的是各部门表现不好或工作不称职的人员，加上几名肺结核患者。很明显，这些是部队要减掉的人员，而我是其中之一！什么“批准转业”！明明是强制的淘汰，却又不公开说明，而是耍弄手段！我感到从头一直凉到脚跟，一切希望都破灭了。虽然这个转业大队的去向尚且不知，但我已经做好迎接新的不幸的准备。
　　过了不到一个月，一切都清楚了：转业大队的全体人员由山西省政府统一接收，山西省的人事干部已经完成了接管手续，我们这些人次日就要乘火车去太原，然后由山西省政府统一分配。我的去向大约是同几名略有文化的旧政府人员到大同去做中学教师。我完全绝望了。对于山西省我并没有意见：山西煤产丰富，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如果需要我去工作，我会愿意去的。现在的问题不是山西需要我们，而是我们在北京或者在部队已经无用，需要把我们处理掉！这和我请求转业的目的风马牛不相及，和那位跛脚的人事干部美好的诺言也相距万里！我和部队需要淘汰的人到一起，感到受了侮辱，更重要的是我发现自己被人像傻子一样耍弄着，这是我无法容忍的。我知道违抗命令会倒霉：一起转业的人当中就有因违抗命令受过处分的。但我顾不了这许多了。我已经倒霉了；即使模范地遵守纪律又有何用！我决定抗争一次。

八

　　全队次日早晨就要乘火车动身，因此我只有半天时间进行交涉了。我赶到坦克学校，找到那人事干部。我说当初他讲过我会得到合适的工作，现在事实完全相反，我被分往山西，连俄文都用不上，更不必说英文了。我不能服从这种出尔反尔的安排。
　　“这又有什么不好？”那跛子十分不经心地说：“这并不妨碍你干革命工作。哪里都在党的领导下，干什么都是干革命嘛！”
　　他冷静得惊人，而他越冷静我越控制不住我的火气。我说：“我申请转业时要求的不是这种安排。如果无法改变，我要求撤回申请，留在部队。”
　　“那是不可能的”，那跛子冷静得像一尊雕像。“一旦决定你转业，你的档案已经调到新单位了，这是不能改变的。”接着他结束了谈话：“实际上你已经离开了坦克学校，我没有必要和你谈下去。如果有困难你去找山西省的领导谈吧。”说完向我说了一声再见，离开了。他对我的焦急完全无动于衷，对我的不幸遭遇表现那样冷漠，我几乎是咬着牙才控制住自己，没有一拳打在那张扁平的白脸上！至此我第一次发现，冷静和残忍有时是分不开的。
　　次日早晨全体人员忙着捆扎行李，院子里停着十几辆军用卡车，准备送我们到火车站。大队的王政委站在院子里看大家往车上装行李。我一直走到政委面前，开门见山地说明坦克学校领导不守信用，对我的分配不适合，因此我不到山西去。我请求允许我留下来自己找工作。
　　政委大怒道：“这不行！绝对不行！”他以满脸惊异的神色看着我：“有问题为什么不早提？现在已经决定，提什么都迟了。把行李装上车走吧，少说废话！”
　　我说这绝不是废话，这事关系到我的一生，我已经下定决心不接受这次的分配。我说：“我昨天下午才知道我们到哪里去，所以我只能这样做。”
　　这时王政委转过去和另一个人说话。我看到我的几位朋友站在卡车上，他们不知道我决定不去，怕我赶不上，已经替我捆好行李装在车上了。我爬上了车，向朋友们说明我的想法，谢了他们的帮助，然后卸下自己的行李。我跳下卡车，向我的惊异的朋友们道别，接着车队开走了，我留在空荡荡的院子里。政委还和几名干部站在那里。我向他走过去。
　　“政委”，我说，“我知道违抗命令是不对的，但我认为派我到山西是完全不合理的。我给你添了麻烦，我很抱歉，我准备接受处分。”
　　政委这时平静下来了，但态度十分严肃。他慢慢地说：“这个问题很严重，我们要向组织报告你的情况。你要对自己行为的一切后果负责。”他说完就回到办公室去了，而我就回了宿舍。宿舍现在空旷而零乱，但屋子里不是我一个人。有六七个青年还有一个女的，在那里打扫。我认识两个男的，那个女同志我也认识，她是我的一位同事的女友。他们看到车队开走以后我一个人拎着行李走回来感到很奇怪。听我讲了经过，大家笑起来，说我胆子够大的，我说我是被逼无奈的，接着我得知他们几个人不在调往山西之列，原因不详，组织决定的，谁也不知为什么，问也问不出来，只能等待。我暗自思考了一下这几个人和走掉的大多数有什么不同之处，发现他们都是青年学生，都同旧政权没有联系，那女孩患过肺结核。我想，这几个人“历史简单”，故尔和大多数不同对待，而我是和多数人一样的人，我的“历史复杂”，现在又加上“违抗命令”的罪名，就更为不妙。但是正像王政委说的，我要对自己行为的一切后果负责，我已做好对任何后果负责的准备。几年来兢兢业业遵纪从命，后果也并不美妙，我已不管这些，看看到底怎么样。
　　过了两天我去找王政委，猜想他大概消了气，可以听我诉说了。果然，他让我坐在他的写字台旁，把问题好好谈一谈。王政委50岁左右，山东人，很有教养，但从不诙谐，也许很少有喜欢诙谐的政委。他很耐心地听我讲，我就对他详细谈了我的学历，解放前后的工作经历，以及我怀抱的希望和受过的挫折。我告诉他我何以要申请转业，人事科的干事是怎样对我谈的，以及我对目前自己处境的想法，把过错都算在那人事干部的头上。王政委叹了一口气，他并没有评论那人事干部，只说了一句：“违犯纪律是不对的。”他告诉我，我的名字已经从调往山西的名单抽回，以备重新分配。
　　我说：“我有些朋友可以帮我在北京找到工作，如果找到，是否可以由这里把关系转过去？”
　　王政委说：“可以的。”
　　我非常高兴，也特别感谢王政委的宽厚和仁慈。这是我最希望的事，也是我自从参加革命以来从未有过的好运。我那激动的程度真有点像一个月以前从坦克学校人事科出来时的那样，所以我感到好像又需要提醒自己不要过分乐观。然而我又想，这是政委亲口答应的，一个政委总比人事干部有些分量，而且在我接触过的负责干部中，王政委的形象和可信度是最高的，所以我又认为可以安慰自己了。

九

　　父亲于1951年从国外回来，这时已经在家里住了两年了。他一直在国外做外交官，解放时他辞去职务，避居香港。在香港他不敢贸然回家，因为不知道人民政府会怎样对待这样一位旧政府的外交人员。经过辗转通讯、反复商讨，我们认为父亲应该回到北京，但是最好由二哥乃中去接他一下。这样父亲顺利地回到家，他的级别很低（副领事相当于科员），远够不上历史反革命的线，他就在家里安度晚年，直至1957年逝世。
　　我和王政委谈过之后兴高采烈地回到家，对父母和哥哥们讲过，大家都很高兴。事不宜迟，我立刻着手找工作。首先找的是北大教授、俄语教研室主任田先生，他是世交，大我近20岁，我叫他田大哥。他对我很熟悉，见我去找他很高兴。他说：“我们正缺称职的教师，特别是像你这样懂两种外国语的。学校一定会欢迎你来的！”他立即向系里荐举了我，并且满怀信心地对我说，很快就会有回音的。过了两个星期，按照约定，我周末在家等他。田大哥来了，但神色不甚高兴。他说：“北大领导听到我推荐非常高兴，立刻发函去调来你的材料。却没有想到今天早晨学校人事处告诉我，在研究了你的档案以后决定不能调用，详情他们不肯讲。”
　　大家听了无不呆若木鸡。田大哥的失望不下于我，这不仅因为他同情我的遭遇，而且因为我不能和他一起工作感到遗憾。
　　大家开始猜想我的档案里究竟有什么东西吓跑了用我的单位。我在军调部的经历和做过美国记者当然是不利因素，但这并没有妨碍我参加部队；大学总不会比部队在政审上更严格吧？革命大学可能会在材料里写了一些不好的评语，但也没有成为我参军的障碍。很可能我这次违反命令的事被写进去了。这并非重大事件，但谁知道他们是怎么写的（如果写了的话）！不管怎样也足以毁掉我自谋职业的机会！大家觉得这是可能的，因为我大约要为自己抗命不遵付出代价。我立刻想起王政委说过我要“为一切后果负责”，我还记得他说过，他已经向领导报告了我的表现，这就意味着我已经惹出麻烦。果真如此，那么王政委答应帮助我转关系又怎么解释？难道像他那样一位看来可敬的正派人竟会故意地耍弄我？
　　我急忙赶回营房去见王政委。我对他讲了北大拒绝我的经过，问他是否可以解释我的档案里究竟有什么毛病。政委听后感到意想不到。他说：“我没有看过你们的档案。这里不存档案，所有档案都存在装司人事处，调动的事归他们管。你的事我通知了他们，一切都是他们处理的。”他说的“装司”指装甲兵司令部，在近郊区。
　　我想现在问题不是来自王政委，而是来自装司人事处。我要继续自己找工作，必须首先弄清他们对我的态度。我当即赶到装司人事处，见到了一位年轻的人事干部。这人比我小几岁，中等身材，面色白净，看得出是长期做室内工作的结果。他得知我是谁立刻皱起眉头，看得出他看不起我，而对于我去找他十分厌烦。我本来就怀疑他在我的档案里做了手脚，现在他的傲慢更加激起我的怒火，他耐心地听我说明来意，然后又皱起了眉头。
　　“北京大学来调你的档案，我们立刻发出去，接着他们就把档案退回，通知我们说不录用你。我们只负责按正式手续调动档案，这一点我们做到了。至于他们用不用你，那是他们的事，我们管不着。”
　　我捺住性子没有发作。我说：“这一切我都清楚。我想对你讲的是我应该有机会发挥我的能力，这不仅是我个人的事，对国家也有好处。我希望你们不要阻挠我得到这样的机会。”
　　他不耐烦地大声说：“谁都不会阻挠你得到什么。人家不用你，只能怪你自己。你不要在这里捣乱！”说完就转身走开，我很想回击他的侮辱，但他已经走掉了。
　　我无奈地回到家，讲述了一天的经历。大家都开始为我担心，认为我的处境看来十分不利，是否还应该继续自己找工作都值得考虑了。但是我不肯就此罢休。我认为如果这时自己不再努力，转而听从分配，结果只会比山西还差。而假如另找别的单位，焉知道我不再碰壁！可以肯定我的档案里有些不好的字句，使得北大望而却步；可是也许换一个单位结果就会不同。我们毕竟不知道这些字句究竟是什么。”
　　大家同意，于是我又开始努力。老朋友老江在新华通讯社，他说新华社缺称职的英文翻译，便荐举了我。果然新华社立刻约我去面试，结果非常满意。那位干部处的人很和气，他告诉我，他们那里正需要我这样的人，叫我回去静等调动。谁想等了十几天，老江来看我，很失望地告诉我：干部处看过我的档案以后决定不调用，请老江代为表达他们的遗憾和歉意！
　　至此已经很清楚，这种自己找工作的方法是注定要失败的。我感到自己像是落到一个巨大的陷阱里，怎么挣扎也逃不脱；又像有一股无形的巨大力量在处心积虑地和我作对，非要剥夺我本应享有的权利不可。我懊丧到了极点，就此认命是不情愿的，继续努力又很像没头的苍蝇，乱撞一气，结果毫无成功的希望。档案对个人绝对保密，档案里面有什么东西是无法得知的。这是一个解不开的谜，是无法克服的困难。
　　正在一筹莫展之时，二哥乃中提出一条办法。解放前他参加过抗日和反对国民党的地下工作，认识的人比较多。二哥说：“我认识电影局的一位干部，他们需要精通外语的人，你一定可以入选。我去请他帮你找点工作，他会尽力相助的。如果再碰了壁，他至少可以提示一下毛病出在哪里。我们的交情够得上。”
　　看来目前这是最佳方案了。只要能稍稍得知我档案里那个总是跟着我的魔影究竟是什么，哪怕是1/10也好，我就谢天谢地了！二哥去找了那位朋友，然后我去同他见了面，接着就是考试，英文、俄文都考得十分认真，他们高度赞许我的外语水平，接着我在家里等待消息。我接受了教训，我们不再激动，作了凶多吉少的准备。半个月后证明我准备得很对，我又一次被回绝了。星期六我回到家，二哥告诉我那令人丧气的消息。他从来没有这样严肃过。
　　他说：“又是不能调用，原因照旧。我的那位朋友了解了你的档案，可能是亲自看了。里面确实有对你很不利的东西。他不能透露具体内容，谁处在他的地位也不能透露的。但是他说问题的性质很严重，恐怕你再找什么单位也不会调用你。他劝你顺从一些，免得吃眼前亏。”
　　二哥接着说：“看来我们最好不再自己去找工作，过去一段我们的做法恐怕也是有害无益，说不定又给档案凑了新材料！从你违抗命令至今已经半年多，这段时间的发展恐怕对你越来越不利。如果再干下去，有一天说不定要处分你。最好避免这种后果。”
　　二哥乃中素来脾气最好，除非特殊情况是决不会把事情说得这样严重的。看到他都沮丧到如此地步，我知道我找工作的梦想应该结束了。我骑车回到营房，这时我已经知道我早就该服服贴贴地呆在那片灰平房里。我见到王政委，对他说我已经决定不再自己找工作，准备接受组织对我的安排。我没有解释何以改变了想法，对于我受到的不公平或变相的强制手段我只字未提。我知道事已至此，再发议论有害无益，另外，几个月来的奔波和失望已经耗尽了我的精力，连发牢骚的力气都没有了。
　　王政委听我说完，毫无表情地说：“好吧。回到营房去等着吧。”
　　我回到宿舍，那是一间能容下十几个人的大房间，这时连我只有四个人住。我们把床靠得近些，这样暖和，说话也方便。离开部队时是初夏，这时已是10月份，半年过去了。自从大队走后院子就没人扫过，这时满地撒着枯叶，院子周围几排平房大都空着，只有角上厨房的烟囱冒烟表明有人在这里住。给我们做饭的是一位老炊事员，也是转业等待分配的军人。他年过50，快乐而诙谐，本来是转业大队的炊事班长，现在一个人给六七个人（包括大队长和政委）做饭，干起来很轻松。我们的伙食非常好，远远超过标准。老炊事员说：“大队走后伙食有一笔结余，现在这个小单位不久就要解散，那时结余就得上缴。如果把它用掉是无人过问的，咱们为什么不吃得好一些，舒服几天！”我们都喜欢这位诚朴的老人。他称得上是一位饺子专家，八个人吃饺子，他一个人做出来，用的时间不多，饺子小巧秀气，非常好吃。我在这荒凉的角落暂时过着悠闲的日子，不愁吃喝，不用干活，不必为工作而担心，所缺的只有一个：努力奋斗的机会和自由。

十

　　老炊事员说得对：我们这个悠闲的小集体只存在了两个月，将近1954年底就解体了。我们四名转业人员奉命到保定专区报到，专署在当时是河北省省会的保定市。我捆好行李，同大队长、政委和老炊事员告别。那好心的老头临别时说，可惜我们没有把节余吃完就走了，为此他感到很遗憾。
　　保定专区属河北省管辖，下设几个县。分配到保定专区以后在农村工作，比半年前分到大同市要低一个档次，至此我觉悟到这大约就是王政委所说的“后果”了。我还想到这个措施大约早就决定了，只是没有告诉我，听任我像无头苍蝇那样乱撞；直到我筋疲力尽回过头来，还要老老实实地就范。到这一步，除服从分配外再也无路可走了。
　　我们四个人乘火车到保定，把介绍信送到专署干部处以后，到安国县城去等候。安国县离保定不远，是历史上的药材集散地，县城里有几条大街，住房和店铺都不少，药铺特别多，没有电灯，道路也比较脏。至此我已经开始看到了农村的模样，并且知道等待我的是更为艰苦的生活。我们住在县城外一家地主家里。像别的地主一样，这家人的土地土改时被分掉了，只是留下了原来的住房，是一座很不错的四合院，老夫妻俩在里面住，子女都另有房子。听说这是一家开明地主，没有劣迹，所以土改时对他们算是宽大的。房东老太太把我们安置在一个大房间里，那房子足足可以睡八个人。我们把褥子隔开距离，两个人之间留些空隙放置衣服、书籍和漱洗用具等。房东太太照顾我们，做饭时特地多用我们炕头的那个灶，烧得我们的炕热乎乎的很舒服。没有电灯；屋里只有一盏煤油灯，天黑以后室内很暗，又没有报纸杂志可看，我们几个人每天黄昏就睡，直睡到次日天亮，我从来没有睡得这样多。
　　不久，1955年的春节到来，我看到农村庆春节要比城市热烈得多。从我们住的村到县城是半小时的路程，为了看看春节景象，我们四个朋友多进了几次城去赶集。农村的春节集市真是热闹，几条大街两旁都摆满了卖衣服、百货和食品的摊子。这些摊子大多是手推车，收摊时推走完事，很方便。卖黏糕、糖葫芦等食品的和北京的差不多，特别多的是黄米面豆沙馅的炸糕，其实这在北京是每天买得到的早点，在这里却是只有过年才吃得到。穿着节日盛装的人们坐在摊旁吃炸糕的特别多。卖榆树面和黏须面的很多，是为了掺在玉米面里压饸饹之用，这在北京是少见的。猪肉是过年的主要食品，单是卖猪肉的摊子就占了整整一条街。猪肉价钱很低：肉每斤五角，一挂下水连肝、心、肺、大肠、小肠共10来斤，才卖一元，比北京便宜得多。我们买了一堆肉，两三副下水，还特地到药店买了一包花椒大料，兴冲冲地提回家交给房东太太。房东太太慨然允诺为我们烹调。二三十斤的东西装满她家最大的一口铁锅，房东太太主动拿出几头大蒜来补充调料。于是她着手烧起火来，不久锅开了，屋子里弥漫着肉香。我们庆幸房东竟是一位能干的厨师。不一会儿她熄了火，告诉我们肉烧好了。我们有点诧异：刚刚点火不久，怎么就好了呢？房东太太接着给每人盛了一大碗，里面是两寸见方的大块带皮猪肉，加上同样大块的心、肝、肺和大肠。我们咬了一口就吓了一跳：肉是半生的，根本嚼不动，而且咸得无法下咽，真不知道房东太太是否把她的盐罐子悉数倒在锅里。这大锅东西如何处理？我们讨论了一下，最后决定整锅完全送给房东太太，作为对她的酬谢，只是每人设法捞出一碗肝，因为只有肝还咬得动，但也还要用热水洗了三遍把盐冲掉才能吃。后来得知，农村炖猪肉都是半生的，免得把肥肉煮化，可以大块地吃；同时也做得比较咸，为的是吃得慢些。普通农民平时吃不到肉，只有过年过节才吃，所以肉特别珍贵。值得注意的是为我们煮肉的是一个地主婆，她特别尊重我们这些穿军装的年轻人，这个菜是她竭力为我们做的美食，这表明地主也并不一定像人们形容的那样都终年大鱼大肉，山珍海味。后来和了解农村的人谈起，他们说大多数中小地主的生活像农民一样朴素，为的是省下钱来买地。土地重于享受，甚至重于生命，对农民如此，对地主也是如此。

十一

　　过了春节不久，春天就到来了。记得到保定专署报到时树已经绿了。专署干部处叫我们到专署招待所继续等待。专署招待所在保定市内离鼓楼不远，是一排平房，前面是一个整洁的院落。我和一位同志合住一个小房间，两张床当中是一个写字台，上面吊着电灯。几个月在农村用油灯，现在觉得电灯真是太可爱了。比电灯更可爱的是离招待所步行15分钟路程的保定市图书馆。我每天到图书馆去，除吃饭、睡眠以外都在图书馆度过。在坦克学校最后一年由于时间充裕，我开始译一本俄文书《格林卡和普希金》，后来我转业时东西奔波，就停下来了。我把那本书和未完的译稿随身带来了，这时便得以继续翻译。我时间充裕，没有干扰，又有大量的参考书可以借用。这是一本学术性很高的传记式小册子，约8万字，我在保定短短两个月就把它译完，为帮助读者阅读，我写了和正文篇幅不相上下的译者注释。如果不是这两个月悠闲的生活，我的这本书不可能译得这样细致和认真。译好后的全部手稿订成两厚册，准备以后设法出版。可惜三年以后我被错划右派，失掉了出版的资格，接着文化大革命毁掉了那份手稿，我的心血就白白费掉了。
　　图书馆座落在莲池公园里。莲池公园原是一位显贵的私人花园，现在辟为公园，这时气候还冷，游人不多。保定市本来就是一个小城市，人口不多，城里到处都比较静。我置身于莲池公园，像是在暴风雨中行路的人偶尔来到一个避风的角落。我往往下午读书写稿疲倦了，便独自坐在游廊下看落日照在荷塘上，荷叶的嫩尖已经出水，周围静悄悄地，只有偶然的鸟叫，真是很美。然而我懂得这一切并不属于我，不要很久我还要回到风雨中去的。
　　果然，1955年4月命令下来，分配我到涞水县。我便打起行李准备出发了。我不知道涞水在哪里，便和招待所的一位服务员谈起来。他是涞水那一带的人，两个月来和我十分友好。听说我被分到涞水，他诧异地看着我，好像我这个人和涞水不应该有什么关系。“你到涞水？”他说，“那是山区。不要紧，你年轻，准备吃点苦吧。”
　　然而当天下午我到专署干部处去办手续时，人事干部为我描绘得却是另一幅图画。他说：“涞水是个好地方，有名的老根据地，出了不少抗日英雄。这是保定专区离北京最近的县，你的家在北京，这是对你的特殊照顾。”我表示感谢，我已经得知我要去的是个苦地方，但是想起那是个抗日英雄的家乡，引起我由衷的敬意，多少得到一点安慰。苦就苦吧！我已经想通了，不能和命运抗争，此去很可能要准备终老他乡，也只好认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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