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迺元：团河农场.上篇

© 刘迺元／文

一

　　团河农场是北京南郊的一个劳改农场，离市区50里，有公共汽车相通。这里原是清代皇帝狩猎之处，至今有残留的朱柱黄瓦的建筑，看得出旧日的辉煌。农场附近的大兴县是夏季供应首都的西瓜基地。从农场进城路过黄土岗，是北京最老的鲜花生产基地。所以说，团河农场虽是“阶级镇压的场所”，它周围却不乏美丽和富饶的地方。我们于4月一个晴朗的下午到达团河农场。令我们高兴的是农场周围没有岗楼和电网。这里的伙食制度也不同。不是固定按定量每餐几个窝头，而是每人发给一张餐卡，上面写好个人粮食定量，自己按照需要写好三餐各吃多少，吃饭时到食堂窗口排队，自己取饭，一改劳改队集体发放的做法，令我们感到舒适和受到尊重。
　　更使人激动的是每月发工资时，家在北京的人放假，带着工资回家住一天。
　　从1961年5月24日宣布教养期起，劳动教养人员开始有了工资。工资分为农田工三级（43元）、二级（36.5元）、一级（32元）和等外级（25元）四种级别。但钱不发放给劳教人员本人，而是由会计（一般为就业人员）统一管理。每月谁需要什么生活用品在会计那里登记，由他进城购买并将所需款项从每人工资额中扣除。因此过去我们手里从没有现金，也没有机会花钱。现在情况变了。
　　回家探亲是大家盼望已久的，加上自己拿着现款，也是自从教养以来没有享受过的正常人的权利。这样每到月初，我们这些家在北京的人便换上干净的衣服，赶回家见见亲人的面，这就是难得的幸福了。
　　当然犯人毕竟是犯人。我们每次回家都要带一张准假证，是劳改农场写给管我们家地段的派出所的，通知“当地公安机关某某教养分子获准回家过夜，请准予过夜并监督其言行”。交上这张通知，派出所发给临时居住证，这才可以回家。次日返回农场后把临时居住证交给队部，才算办完了手续。母亲这时已经离开原来的住房，搬进三哥乃正的单元房，因此我回家时也就回到那里去。我到家后第一件事先去派出所，三哥作为哥哥和户主，要带着户口本陪我去。那户籍警见到三哥很客气，及至看到我交给他的假条就立刻沉下了脸，对我说：“可以住一夜。你要注意自己的表现，要遵纪守法，不许乱说乱动！”说着发给我一张临时居住证。这是对我这样身份的人的正常态度，我除静听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实际上农场干部对我们有时更凶，那是家常便饭了。但当着哥哥和其他市民的面被户籍警训斥几句却不仅侮辱了我，而且侮辱了三哥和我们全家。但我是个“教养分子”、“黑五类”，只能忍受侮辱。

二

　　时间到了1963年5月24日，宣布教养期大会以后整整两年了。果然1962年和1963年这两年的5月24日，教养期满的人都准确地按期解除教养了。这对我们三年到期的人是很大的鼓舞。形势在好转，我们似乎看见了曙光。
　　1964年3月，离我法定解除教养的日子还有一个月，发生了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我正在地里干活，队长找我说北京来的干部要见我。我走到一间空房间，两个中年人在等我。他们自我介绍是北京市公安局所属一所外语学校的。个子高些的说的较多，他说到这里来是要了解我的英语水平。说完他取出一沓油印的中英文材料，都是考题。他拿出一张给我看，是狄更斯《双城记》开头的一段，他用通顺的英语叫我朗读一遍然后口头译成汉语。接着是古典英文散文选段，让我用英语说明大意。测试一项接一项地进行，由于我回答迅速，考试进展很顺利。考题一个比一个难，看得出这是为了测出我的水平的极限。两个来人的态度严肃而冷漠，除考试以外一句话不多讲。我明白他们牢记自己是作为专政的工具在和专政对象打交道，因此绝对不苟言笑；而我对这种态度早已看惯，也就绝不多说一句与考试无关的话。大概这种见到不同身份的人立刻变脸的本领这时已经比较普遍，算是新社会的一种新风尚吧。
　　下一个题目是把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的一段笔译成英文，看来这大约是最难的题了。这道题较为费时间，他叫我回宿舍去做。我遵命照办，两个小时以后做好交了卷。我对自己的译文还算满意，十几年不用，英文还没有忘，也感到欣慰。
　　过了几天我回北京，在东安市场遇到难友老刘。他也是右派，一年前解除教养的。他的英文很好，解除后在红庙一所公安局的外语学校教书。学校缺乏师资，他向学校推荐了我，学校得知我很快就要解除教养，所以专程到农场来考我。老刘说：“他们说考试结果很满意。你耐心等待，我们不久就要一起工作了。”
　　我才知道是老刘为我说了好话，当然很感谢他。按照党的政策，劳改罪犯释放以后并不回到原来工作岗位，而是留在劳改单位就业，直到终生。有特长的人可以在公安局所属工业、科技或文化单位工作，老刘和我就属于这种人。但不论有特长与否，也不论在公安局所属的什么单位工作，统统称为“劳改就业人员”。他们享有比释放或解除以前多些的自由，但永远处于公安机关监督之下，比正常公民永远要低一等。对此就业人员之间流行一句辛酸的定论，说劳改就业实际上是“有期变成无期”。这也即将成为老刘和我的命运。
　　就业也罢，无期也罢，放出去总比关在农场好，教书总比卖苦力好。我等待着解除，更增加了信心。
　　政治上短暂的平静，到1964年就开始变化了。谁也不知道领导层内部有什么矛盾，劳动教养分子更是闭目塞听；但传媒表明有些矛盾很激烈，并且很快就要爆发了。只看见报载“反右倾翻案风的伟大胜利”，却如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不知说的是什么风，翻的是谁的案。但好像可以嗅出和右派有关的某些东西，而且是不祥的。其他头条新闻说的是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或“四清运动”。运动的内容和对象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政策要收紧了。
　　1964年是带给我希望的一年，因为这一年的5月24日是我应该解除教养的日子。自从三年前宣布起，我就盼望着这一天，日子愈临近盼望愈殷切。想到恢复自由真是激动万分。然而我还不敢放心大胆地兴高采烈：每当好事即将到来时，我总要抱怀疑态度，担心好事未必那样顺利如愿地实现。这是我在多年以来养成的习惯：经常准备倒霉，以免措手不及，太受刺激。经验证明我的这种准备往往是对的。

三

　　1964年5月24日是阳光明媚的一天。正像大家盼望的，一大早队部通知当天停工一天，早饭后开全队大会。这是很正常的：解除教养要有个隆重的仪式。大家换上整齐的衣服，比每月回家时穿得还好些，因为今天要向劳改生活告别，这个历史大事是要严肃对待的。大家知道亲人们都在家里眼巴巴地等着，并且在赶做最好的饭菜，准备欢庆的家宴。
　　早饭过后不久便在队部外面的院里集合。“三年到期的”都来了，共约100人，大家坐在马扎上。不久队长陪着场部的一位干部来了。队长介绍说这是宁干事。宁干事站在大家面前，笑容可掬地向我们点头。我们感到有些奇怪，如果要庄严地宣布解除教养，似乎不应该是这个态度。
　　“今天是大家劳动教养到期的日子”，宁干事开始讲话了，“大家都等着这一天，而且大家的表现很好，应该按期解除教养。定期短的都准时解除走了。大家有理由盼望准时解决自己的问题。”
　　我们对这种闪烁其词的方式立刻产生了怀疑：他到底想说什么？
　　“我到这里是要告诉大家，你们解除教养的手续正在办理，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办完。大家要等一等。”说到这里宁干事停顿一下，等待人们乱哄哄说话的声音静下来，然后接着说：“等的时间不会长，我们相信大家一定理解。”（事实是我们一点也不理解。）宁干事接着说：“在解除教养的手续办好之前，大家仍旧按劳动教养的规定生活和劳动。大家过去表现很好，档案上都有记载。希望大家还是这样干。要相信党的一切决定都是为你们好。相信党，相信政府，一切都会好的。”
　　宁干事讲完以后立刻被大家包围了好几层，问题像冰雹一样落下来。大概当一位总理下飞机时，包围他的记者提的问题也未必有这样热烈。“为什么手续没有提前办好？”“为什么一年、两年定期的没有等待办手续就解除了？”“手续要办多久？”“我们要等多久？”问题一个接着一个，后来索性喊成一片，听不清问的是什么了。但任凭问题有多少，问的人急成什么样子，回答只是一句：“时间不会长的。”干事边回答问题边向外走，想挤出人群，但提问的人不肯走开。这时中队长出面了：“好啦，好啦！宁干事已经讲得很清楚，不需要再问了。大家照常劳动，等待解除，相信党，相信政府，一切都会好的。”说完，两位干部走进队长办公室关起了门。
　　我们走回宿舍，往床上一躺，没有一个人说话。我知道大家都又急又气，难过到极点，但谁也再没有心思说什么。但对我来讲这件事只是有些出乎意料：“准备最坏的”，这个信条已经不止一次帮我耐受风浪的冲击。这15年的经历，就是政治控制一松一紧交替轮换的过程。松时令人头脑膨胀，紧时使人魂飞魄散。这一年年初我已经感觉到暗中有一个可怕的东西好像一座冰山，外表看起来并不吓人，但水下隐藏的部分可以撞沉万吨巨轮。按时解除的希望现在已经破灭，干部们已经把门关起，不再回答问题了。实际上这些问题他们也回答不了，他们不过奉命办事而已。

四

　　打击是沉重的，但我们经受得住，也非经受住不可。回家欢庆团聚的希望化为泡影，大家脱下“节日的盛装”，换上劳动的衣服，回到地里干活了。可是我们并不甘心，过了几天，几个人到队长办公室去问：“队长，我们解除的手续办得怎么样了？”回答是：“时间不会长，耐心等着吧。”这种回答重复的次数多了，大家的激情慢慢冷了，问的次数就少了。我们照常干活吃饭，每月的探亲假照常批准，一切又都恢复正常了。更确切地说，一切从来没有不正常过。母亲告诉我，5月24日那天做了许多菜，左等右等不见我回家，饭菜热了又热，最后只好大家慢慢吃掉。母亲也只好自觉地加入“等待办手续”这支可怜的队伍。
　　此后形势的发展说明，我们的所谓“办手续”问题决不是偶然的。一些定期较短，业已按期解除并劳动就业一两年的人，又陆续回到农场。其中就有在红庙某学校教外语并且向学校荐举过我的老刘。在几天的时间内，这些人先后接到通知，在派出所集合开会。到派出所并没有开会，而是等待了几个小时，同样的人们陆续来到。人数早有决定，到齐以后点了名，便用汽车直接送到团河农场。没有允许回家取行李，打个电话都不许。有人问为什么要这样，回答是“工作需要”。就这样，比我们先解除教养的人也没有幸运多少。他们解除时虽然没有等待办手续，却在后来“补办”了这样一个“回收”的手续。总之是对政治犯的管束又加紧了。
　　与此同时，农场也有人事更动，上次陪着宁干事的那个中队长调走了，换成一位姓于的指导员。下面几个小队长也换了。于指导员是部队出身的有经验的政治干部，说话谨慎而准确，永远不透露自己的真实想法，但永远能使对方透露真实想法。大家以为政治指导员应该更能解决政治问题，有几个人一起到队部去见他，我也在内。
　　“指导员”，我们说，“我们来问问手续办得怎么样了。”
　　指导员感到莫名其妙似的，说：“手续？什么手续？”
　　“您不知道吗？我们解除劳动教养的手续。宁干事说不要很久手续就可以办好，到那时我们的劳动教养就解除了。我们已经等了四个月。”
　　“我没有听说过办什么手续。”指导员微微摇头。他那深思的样子谁见了都会相信他的真诚。“但是你们为什么要解除劳动教养呢？”
　　“我们当然希望解除啊！”我们几乎喊起来，可是控制住了。对指导员说话不能失态。“我们教养期已经超过四个月了！”
　　“你们是不是认为你们的教养已经完成了？你们的思想改造好了吗？”
　　大家默然。过一会，一个人怯怯地说：“我们认为是改造好了。宁干事都这么说的。”
　　“我不知道宁干事是怎么说的”，指导员严肃起来，“据我所知，思想改造是不能拿时间来衡量的。‘学一辈子老三篇，改造一辈子世界观’。知道吗？‘一辈子’！谁都必须这样做。我是革命干部，我也在改造，但是我不敢说自己改造好了。现在你们教养分子却公然说自己已经改造好了！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你们骄傲了。单单这一条，你们就应该继续改造！”
　　指导员讲的道理无懈可击，正气凛然，我们甚至感到他理应愤怒，因为看得出我们已经惹恼了他。我们沉默着从队部走出来，这次倒不是更失望了，而是更糊涂了。这些公安干部难道不执行同样的政策吗？政治指导员是教养队的主管干部，竟会不知道他所管理的人员的教养期吗？怀疑干部不诚实是不允许的，怀疑指导员不诚实更不允许，因为指导员代表党！我们受处分的根本原因是不相信党，而改造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具备相信党的思想和感情。做不到这一点，就完全有理由延长教养期。另外，两名干部都代表党，但讲话互相矛盾，应该听从哪一个？目前只能听从指导员，因为我们只能见到他，而他又是主管干部。我们应当现实些。我认为重要的是党要延长我们的教养期，于指导员和宁干事都是执行这条政策，不过是使用了不同的借口而已。不管怎么说，于指导员做到了从此再也没有人去问他办手续的问题。实际上他已经向我们讲清楚：这种手续根本就没有办过。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大家才充分了解了这一点。但是如上所述，已经解除的人又都“回收”到了农场，对比之下我们也得到某些心理平衡。几年以后的形势发展远不止此，多大的人物包括国家主席在内都被打倒，迫害致死。和他们对比，我们的心理更平衡得多了。然而不幸的是全国变成了一片混乱，一点平衡都没有了。

五

　　1964年秋季的一个下午，我收工后回住地，竟意外地遇见五年没有见面的大哥乃隆！他拉着一辆空车从我对面走来，衣服很不整齐，眼镜腿掉了一根，用绳扎着套在耳朵上。我跟着队伍走，他推着车回头走了几步，知道我还在教养，不能停下，只匆匆地说了两句：“我已经就业，在一大队。星期日来吧。”说完就分手了。我知道大哥被判徒刑，但不知道他关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他已经恢复自由了。这次弟兄见面非常高兴。过了几天我请了假（这时我们每月一次的探亲假已经取消）去看大哥。一大队离我住的地方是步行半小时的路程。他在就业人员的院子里，和十几个人住一间很长的屋子，一条炕把屋子占满，每人约睡一米宽。他的同室的人是混杂的一群，干什么行业的都有，年纪也有老有少，但我看得出他们的文化都不高，甚至有不识字的。大哥邻铺的人热情地请我坐在他的铺位上，看来关系不错。白天屋里光线也很暗，但仍可看到墙上挂的东西真够乱的：布袋、背包、提篮、暖水瓶，什么都有，但却清楚地做到各人的东西对准自己的铺位，不侵犯别人的“领空”。大哥每周进城一次看望大嫂和孩子们，有时带回一些食品。说着他从墙上拿下一只网袋，里面装着二斤炒面，倒了一半给我。然后我们出去找了一个清静之处畅叙离情。我们有说不完的话，大哥的经历也很曲折，直到我第三次去看他，才听完他的故事。
　　大哥是老地质工作者，在地质部所属的地质出版社任副总编辑。像全国一样，1957年他被领导动员“鸣放”帮助党整风。他就自己想到的党的工作上需要改进之处提了下列的意见：
　　“解放后单位里老干部当权，知识分子吃不开了。
　　“人事方面有用奴才不用人才的现象。
　　“把一切坏事都推到资产阶级身上，是不公正的。如果这样，我要为资产阶级鸣不平。
　　“世界上资本主义还有很强的生命力，认为资本主义就要灭亡是错误的。”
　　他谈的范围很广，天真地以为既然号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那就毫无保留地畅所欲言吧。岂料风向一变，他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照例地经过两个月左右的批判斗争，最后定为三类处理，戴上帽子，降级减薪，留任原职，“在群众监督下”继续工作。
　　反右派斗争后不久传出大庆出油的特大喜讯，据说有了大庆油田，中国就从原来的贫油状态一下子变成富油国家，这在中苏关系紧张之际尤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大哥是地质出版社的编辑，负责所编地质书籍的出版工作。正在这时他处理了一份稿子，是详细介绍大庆油田的一本书。书在1960年印好，当时人们纷纷谈论中苏关系恶化了，大庆油田似乎需要保密的问题。为慎重起见，大哥写了一份报告给地质部，请示这本书能否出版。与此同时他通知发行科先不要发，等待通知再定。
　　一个月过去了，地质部对大哥的请示报告并无答复。正在这时，石油部的两名干部在书店里看到一本关于大庆油田的书，恰恰是大哥编的“先不要发，等通知再定”的那本书。不知怎样竟在书店里出售了。尽管有关部门并未正式规定大庆油田属于国家机密，而且事实上官方报纸已经公开报道过大庆是近年来经济上的重大胜利，但提起大庆，人们就和中苏关系联到一起而有些紧张。此外，连年的政治运动中人们学会了见到问题立刻报告，借以表现革命热情。于是石油部的那两个人立刻买了这本书，带回去作为物证，指控地质部泄漏国家机密。问题一直弄到中央，很快地质部便奉命严查这个重大泄密案件是谁干的。没有费什么事便查出，事件的责任者是“革命群众监督下”继续进行编辑工作的右派分子刘乃隆。
　　于是问题成为“刚刚向党猖狂进攻的右派分子故意泄露国家机密”的刑事犯罪事件。大哥又经历了无数次的批判会，由于问题性质严重，批判得比反右派斗争严厉得多。会上要他老实交代，为什么要“乘继续工作之机（这本来已是党的破格宽大）向国内外阶级敌人提供重要国家机密，达到破坏社会主义的目的。”大哥辩明自己冤枉，因为事实是他考虑到保密问题，并且采取了有关措施的。他举出证明自己无罪的两件事现在都丧失效力。地质部说“从未收到什么请示可否出版某书的报告”，而发行科声称，通知是口头通知，必须书面通知才能算数。大哥的辩解完全没用，而一个故意泄密的右派分子竟然敢狡辩，这就更加激起革命群众的愤怒。接下来是每天开批判会。大家分析的结果是：该罪犯早在解放前就仇恨中国共产党，仇恨社会主义，仇恨自己的祖国。对被划右派并遭批判怀恨在心，因此故意泄密来发泄恶毒的仇恨。他们要大哥承认这一点，只有这样才算老老实实地“缴械投降”。大哥不肯承认，这只能使批判火上浇油。最后大哥被逼无奈，屈打成招，按照大家的要求承认自己“故意泄漏国家机密”，才算完事。
　　不久大哥就被捕入狱，判刑两年。一开始被关在北京市内的拘留所，后转到团河农场服刑。他1962年被按期释放，留场就业，算是长期的安置。正像一个“内矛”所说的，这就是“有期变无期”。
　　大哥在服刑两年、劳改就业17年后，于1979年平反恢复名誉。他的两个冤案都翻过来了。一个是错划右派，一个是故意泄密罪。后者的平反决定附有复审判决，说“地质部的保密条例并未规定石油是保密物资，因此刘乃隆没有犯泄密罪”。大哥是因为“泄漏了”不是机密的机密而坐了两年牢！更有意思的是他的刑期——两年徒刑，对于一个“为了发泄仇恨，故意向国内外阶级敌人提供重要国家机密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简直是太轻了。这说明当时整他的人也知道他的“错误”并没有批判会上所说的那样严重。但是他非被判刑不可；因为地质部被中央严令“追查”一个“泄漏”不是机密材料的“泄密犯”。
　　即使大哥当时洞悉这一切，也绝对逃不过这场灾难，因为在政治运动中，运动对象提出的任何申辩材料都是没有用的。不论发生任何情况，革命群众必须胜利，因为他们遵循了伟大领袖的一项教导：“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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