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迺元：蜕变

© 刘迺元／文

一

　　我们在团河农场五年，于1968年再次来到清河农场。这是我在劳改农场过的第十个年头，有了经验，能适应环境了。我已经44岁，克服了开始受迫害时那种手足无措的可怜相。我逐渐懂得什么是政治，也逐渐懂得有些官样文章不能认真对待，否则就是傻瓜；相反地，有些迹象或暗示必须严重注意，否则就有危险。我学会了干农活，也学了别的活，如瓦工活也会一些，再也不是工地上的一块笑料。我懂得怎样应付那些干部，把他们看作不过是权力的执行者，而不是什么“组织”或教育我的人。我成熟起来了。
　　这是我劳改以来第四次调动。过去每次调动时大家都当做一件大事，非常激动，并且乱猜一通：为什么要调动？新的地方什么样？调了有什么影响？有无数的问题需要解答。这次调回清河对大家就像例行公事。一则大家老练了，遇事不再那么大惊小怪，二则清河农场是我们挨过饿又活过来的地方，对我们太熟悉了。
　　我们又回到三分场，五年前我们离开的地方。电网高墙里的大院子现在用一面墙分成里外两半，我们这些“敌矛”住外院，里院关着200名左右少年犯。隔断墙的中间有门供里院的人出入，但我们和少年犯之间是不许串队的。
　　少年管教队通称“少管队”，专门收容17岁以下的少年罪犯。这些孩子大多数是惯窃、扒手，而且大多数屡教不改，有的放出去不到一年就又回来了。有一个男孩强奸了自己的妹妹，还有一个杀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是他的母亲，那时他只有14岁。有时我们排着队在路上走时遇着少管队，走得很近，看得清楚，也听到他们谈话。如果看惯了学生的队伍，那么这些青年人就像是从另一个星球来的。他们讲的是北京腔，但满口的黑话，我们一点也听不懂。衣服很考究，大多是流氓、公子哥时尚。很多人边走边吸烟，这对我们是绝不允许的，那些高级香烟想来不是溺爱的父母供给的，就是用黑钱买来的。他们都很机警、活泼，嘻嘻哈哈，非常和气，而且十分快乐。但是注意观察可以看出一种满不在乎，胆大包天的性格，对队友、对干部都是如此。听说带这种队的干部是专门做少管工作的，具有丰富的经验，否则会随时被他们耍弄，有的会出大问题。我没有和他们直接打过交道，但有一次看到他们做的事，给了我难忘的印象。
　　少年犯的管教期不长，最多一年，期满按时放出去，再犯再抓。我们在大院的外院住下来不久，里院的少管队就到期释放了。我们搬进去住他们刚刚腾出的房子。大家去打扫时，立刻被周围的景象惊呆了。首先，所有门窗的玻璃都打碎了，满地都是碎玻璃，却找不到一块比巴掌大的。门、窗上的合叶，连同门窗木框一概扭弯或敲断。拉绳开关的绳子统统扯掉，所有电灯泡一律打破。更为不可思议的是砖地的破坏。整个大院的地面是用砌墙的砖“人”字铺成，已经用了很多年。少管队住的里院面积约有两个网球场大小，这么一大片铺地的砖竟都被撬起来砸碎，本来平得像镜子一样的地面弄得走路都很困难了。
　　队里派来了瓦工、木工、电工，加上我们这100多人忙了一个星期，才大体上恢复原状。经过亲手修复这个烂摊子，我们体会到这场破坏活动的迅速和彻底的程度是惊人的。一切都必须在晚间熄灯以后才能开始，早上起床以前必须结束，否则可能被人发觉。必须全体齐心努力才能完成这么大的工程量，而且必须大家团结得像一个人，才能保证不泄漏机密。（只要事先或进行当中有一个人“捅出去”就完了。）这是一种团结——为破坏而团结。究竟为什么要破坏？动机何在？仇恨政府，对拘留进行报复吗？这可能只是原因之一吧。事情做得如此神速、全面和周密，这就需要大家的愿望一致，要求一致，爱好一致。这是对破坏的一种特殊的爱好，一种在破坏中寻求快乐的欲望，凡是有用的和能用的东西一律弄坏，凡是目光和人力所及的地方一律变成废墟。谁要认为上述的破坏只是少年的恶作剧，那就错了。这些年轻人的成熟和老练程度，绝不低于同样性质的成年罪犯。
　　恰恰在这时候，全国正风行着大规模的、不分良莠的破坏运动。毛泽东主席关于“不破不立。破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的教导热情地提倡、鼓励了红卫兵的造反行动，而红卫兵的打砸抢给少管所的年轻人树立了榜样。少年犯们这一次奇特的集体行动打开了我的眼界，也启发了我的思路，帮助我为一些难解的现象找到了答案。

二

　　右派分子的子女比右派分子更苦，女儿小真从少年到成年的生活证实了这一点。
　　我被拘捕的那一年小真8岁。学校的老师要她“同父亲划清界限”，有的同学说她的父亲是“臭右派”。小学生们按照自己父母的政治身份分成不同的群体。最上层是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子女。次一等的是工农兵的孩子，这些孩子在地主、资本家出身的同学面前趾高气扬，但在第一类同学面前则不提自己的父亲。第三等是上述的“剥削阶级”出身的孩子，他们因为父母和自己是“劳动人民的血汗养大的”，所以缺乏自信，甚至有负罪感。最低的是政治上有问题或由于其他原因判刑的罪犯的孩子。小真就属于这一类。
　　小真的班里只有她一个人的父亲被劳改。孩子们往往喜欢互相打听家庭情况，而小真则总是回避这个话题。后来她的态度使接近她的孩子感到奇怪。
　　“你爸爸在哪里工作？”一个孩子问刘真。
　　“在通讯社。”小真回答。
　　“他现在还在那里工作吗？”
　　“不在那里了”，小真有点吞吞吐吐，“他不在北京。我不清楚他在哪里。”
　　那个同学看出小真不愿谈这个问题，也就不再追问。但是什么也瞒不了班主任。班主任大多数是党团员，掌握全班学生的登记材料，其中最重要的是学生的父母及弟兄、姐妹、姑夫、姑母、姨母、姨夫、祖父母、姐夫、嫂嫂等人的政治面貌。登记必须既完全又真实，是作为个人档案永远保存的。学生填写登记表的态度就是对组织的态度。班主任负责管理全班同学，是“组织”的代表。和全班同学一样，小真忠实而又虔诚地遵守着这一切。
　　我的母亲出身于地主家庭，我父亲终生在旧政府外交部工作，因此小真的祖父和祖母没有给她的家庭出身投下丝毫的革命光采。她的三个伯父有两个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父亲更糟，是劳动教养中的右派分子，这便构成了一幅完整的不光彩的画面。这一切都详细地写在小真的档案里，由班主任、团支部和学校领导牢牢掌握。这个家庭出身是特殊的，因此小真在学校里是个特殊的学生。她不能当干部：班长、组长和学生会干部都不行。这些职务是选举产生的，小真品学兼优，选票比别人不少，但她的选票不发生效力。团组织也向她关门。班里大多数是团员，非团员学生不少是差生，而小真因为家庭出身问题长期地属于这个群体。小真为此非常难过，却没有办法。
　　小真从小父母就离开了她，祖母就是她惟一的亲人，她是由祖母抚养大的。老师们告诉她，她祖母是地主，而地主是坏人。又告诉她，她家的长辈是坏人，她应该恨他们，和他们划清界限，批判他们。这些都是组织说的，组织的话都是对的。小真的一边是疼爱她的祖母，而祖母是反动的；一边是神圣的组织，而组织无尽无休地要求她更加忠心，要求她自我批评。这是没有欢乐、只有痛苦的童年。
　　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性是无所不至的，一项主要的破坏目标是学校。从幼儿园到大学，一切教育机构都关了门，中学生都要到农村去插队落户。报纸经常宣传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1966年所有学校关了门，学生不学习，乱跑乱喊，糟踏国家，也糟踏他们自己，闹得天翻地覆，名之曰“革命造反”。当时小真在初三，由于家庭出身不好，不能参加红卫兵。当时为此垂头丧气，现在想起来，她认为这是她的幸运，如果参加了打砸抢会成为终生的憾事。过了两年学生成批下乡。火车站上人山人海，敲锣打鼓喊着口号，欢送学生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光荣的事业。
　　这是群众运动，群众运动向来是自觉自愿的。首先由校党支部和团组织动员，然后学生自愿写决心书交给组织，表示决心下乡。当然全体学生都交了决心书，无一例外。这是因为：第一，必须从革命和反革命两条道路当中选一条，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这就是说只有一条道路，非自愿不可。第二，对毛主席的崇拜到了狂热的程度，毛主席号召的事业是要全心全意拥护的。小真下乡的热情可能超过她的同学们，她认为这是个好机会，可以从此远离她这“黑五类”的家庭，全身心地把自己交给组织，开始新的人生。她学着一批狂热青年的样子，咬破手指，用血写下决心书的最后一句话：“我决心献身革命，终生扎根边疆！”
　　小真参加了黑龙江军垦兵团四师，驻地离边境不远。她在养猪连，由于工作勤奋，被任命为班长，负责100多头猪。连长对她说：“这是国家财产，责任很大。现在交给你这样一个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是你的光荣。你应该感谢组织，不要辜负了组织的信任！”小真果然没有辜负组织的信任。她从东北寄给奶奶的第一张照片，就是穿着橡皮围裙，手握赶猪鞭子，站在猪舍前面照的。那发自内心的幸福和自豪的神情，那位连长看到应该会是满意的。她拼命地工作，不仅学会了喂猪，还会治猪病，阉猪和给母猪接生。为了放猪和夜间在零下30多度的气温下值班，她的双颊都冻坏了。夜间值班时狼嗥的声音就在耳边，她吓得要死，但也挺过来了。她们每两年一次探亲假，第一次在1970年，我回家时见到了她。她的手粗了，说话声音很大，看得出是经历了风雨。性格也变得豪放，不像在家时的柔弱了。我经常写信给她，她告诉我，接到爸爸的信很高兴，但决不告诉同学信是谁写来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青年们的狂热逐渐降温了。1968年下乡时大都十七八岁，慢慢地过了20岁。去时革命正处在高潮，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剧烈的变化，使他们心情激动，目不暇接。变化过去了，安定下来了，接下来的是简单繁重的劳动，信息闭塞，枯燥乏味的政治学习，看不到发展的机会。有些在兵团领导机关工作的女孩子遭受干部的作践。开始点燃他们革命热情的文化大革命，后来暴露出领导层权力之争。林彪的叛逃揭穿了被吹捧上天的接班人的面目。青年们感到失望和沮丧。本来去兵团的都是“战友”，这时取笑地互称“难友”了。
　　学生们开始对过去崇拜的东西产生了怀疑。小真本来无条件相信组织，现在开始思考过去组织做的事是不是都对，思考父亲是不是应该受批判。她问自己：“爸爸真的是那样坏吗？”她写给我的信比过去多了，慢慢地对爸爸不是那样冷漠甚至敌视了，而是增加了感情。终于在1972年写信告诉我，她决定下次探亲假到清河农场来看我。
　　这是极大的好消息。我的女儿长大了，她开始学会自己观察事物。我早就知道，过去她说过对爸爸绝情的话，心里一定是很痛苦的，现在她22岁了，想亲自来看看爸爸，解开这多年的疑团。她感到惶惑。是的，惶惑，谁都要经历这么个过程，我自己也是一样。总有一天她会看清楚的，这不必担心。

三

　　上面说过，1968年我们回到清河农场不久，就搬进原来由少管队住的三分场里院。到次年9月下旬，命令下来解除了我们的劳动教养。从1964年5月24日正式教养到期算起，是延长了5年又4个月。除团河农场的宁干事说的“办手续”外，没有只字解释为什么延长教养期。如果宁干事讲的是实情，那么这些手续一定相当繁杂，或者办手续的人员工作效率太低了。我是1958年5月8日被送到收容所，因此我拘禁的总时间一共是11年4个月3个星期。从来没有人对我宣布过这是我的刑期，更不必说我的刑期何以要延长。命令如此，就得服从，不必讲道理。这再一次证明我的“右派言论”的正确性：“中国需要加强法制。”遗憾的是为了证实这一点，我和我的难友已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且继续在付出代价。
　　解除了教养，又有一件事令我不解。同时宣布解除的100多人，也被宣布同时摘掉右派帽子。只有两个人只解除教养，不摘右派帽子。一个姓杨，据传过去和国民党特务组织有联系，另一个就是我。我弄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我的处分比别人严厉，为什么把我和过去当过特务的人同等对待。但是这时我已习惯于逆来顺受了。处分轻重都得接受——其实我根本就不应当受处分。
　　认为右派分子摘掉帽子就一切恢复正常，那就错了。摘掉帽子以后的右派统称“摘帽右派”。档案里并没有这个词，只写上几时戴上了右派帽子，几时摘掉的。这个记录就足够了，因为一旦戴过右派帽子，就是永远也冲洗不掉的污点，不管帽子摘掉与否。
　　关了11年多放出来，并没有感到激动，不像几年前了。回到原来的工作单位完全是梦想；解除了教养不过是留场就业的开始，而留场就业就是“有期变无期”。前途如此而已。因此“解除”过得平平静静，并无什么欢庆的气息。大家在大院里集合，听干部宣读解除劳动教养的命令，然后迁出高墙电网的大院，住进周围的平房里，新生活就算开始了。每月拿工资是现款，可以自由地去小卖部买点心吃。如果愿意，还可以买火车票回家过周末。但是回家一次，往返车票加上零花就得10元，每月收入一共才36元，回家也不能过于频繁。
　　就业之后干活和解除之前基本一样。我们被编成了就业队，下面分组，每组10来个人。我们这个组一开始干农活，到了冬季干瓦工活，修建住房和猪舍。我没有学过瓦工，只能做壮工，担任和泥、和灰、供泥、供砖，以及清理场地等非技术活。
　　瓦工们有技术、有经验，我们壮工是为他们服务的。工地凭技术论等级，我称瓦工为“师傅”，他们则叫我名字。要我干活时呼来喝去，干慢了或干错了还要申斥几句。
　　这就是我在46岁时的社会地位。既然已经“有期变无期”，那么这种地位就带有永久性。

四

　　记得20年前报考革命大学时，因为没有文化考试感到不解。从那以后20年的经历清楚地表明，解放后的中国，旧大学生，特别是文科大学生的日子是不好过的。我落到今天的下场是不足为奇的。我不敢说中国已经不需要文科大学生，但我知道中国不需要我了。现实生活为我提供两条路：要么就是继续做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受辱终生，要么就是设法把自己变成一名技术工人，这样可以活得像样一点。我需要来一个蜕变！
　　我从小喜欢钟表。上高小时，期末考试考了第三名，学校免收一半学费，母亲按照我的请求，用这省下来的学费买了一个闹钟给我。当时我11岁，和我同龄的男孩很少自己有闹钟的，我非常高兴。我爱这个闹钟，不甘心只看着秒针走动或听着它滴嗒作响，于是不停地摆弄它。每天只需要上一次发条，我上无数次，发条总是紧紧地，不需要闹而我把它设到每天闹几次，玻璃非常清洁我却不停地在擦。后来连这些也不满足了。二哥乃中有些修理自行车的工具，我拿了其中一把螺丝刀和一把钳子，打开了闹钟的后盖。我惊喜地发现里面竟是一个奇妙的世界！看那摆轮往复摆动，游丝一涨一缩，那些齿轮旋转快慢各异，实在有意思！我再进一步，想把整个机器拆开看看。便用钳子卸去机器底盖的固定螺母，取下了底盖。不料“哗”地一声巨响，发条松开，齿轮脱落，我的宝贝闹钟成了一堆乱七八糟的零件，再也不会走了！我又丧气又难过，后悔不该这样鲁莽，把一个新闹钟毁掉了。我烦恼地对着那堆东西，一筹莫展。过了好久，忽然念头一转：何不试着把它装起来，如果它又能走了，那有多带劲！我知道这决非易事，先仔细地观察每个齿轮的大小，研究它们彼此的关系和底盖上的轴眼和齿轮的关系，然后试着把它装起来。经过多次失败，最后竟然重新装好，闹钟又走起来了！这次成功给我极大的鼓励。以后我把这个闹钟拆了再装，装了又拆，直到熟练地掌握了全部操作工序才罢。这是我学习钟表技术的开始。虽然只停留在这个水平，以后再也没有专门的时间去摆弄钟表，但那次装闹钟的经验印象很深，长大以后回忆起来总是很兴奋的。
　　30多年以后，想起这件事心里一亮：做钟表匠如何？我喜欢钟表，学得快，有文化科学知识，肯定可以干得出色。我用缝衣针和牙刷柄做了一个小螺丝刀，买了一个妇女用的镊子和一小瓶汽油。就用这套简陋的设备，我为一位朋友的手表擦了油泥，装好后走得很好。我又做了几个这样的活，都很成功。朋友们传出去，我的修表“业务”逐渐发达了。我需要提高技术，二哥乃中早年就会修表，这时他给了我很大帮助。他写信给我讲修表技术，寄工具、表油和有关的书给我。二哥当时因被划右，在吉林进行“监督劳动”，靠修表和治印的技术，少干了不少粗重体力活。他给我的帮助极为及时而且有价值。我愈干技术愈精，名声也愈来愈大。清河农场有一个修表店，两名专业技工在里面工作，他们修表收费，顾客得排队，修的效果往往不好。我修表不收费，而且技术好，所以我实际上抢了表店不少生意。
　　慢慢地我的技术又进一步提高，我能修高级手表和做复杂、困难的活。早就听二哥说过有些老技工能修复折断的摆尖。摆尖硬而脆，受到猛烈震动容易折断。钟表店的修法是更换摆轴。遇到型号较老或者异常名贵的表，往往配不到摆轴，便无法修理。我下决心要攻下这个技术难关。经过苦心钻研，反复试验，无数次失败以后，终于掌握了焊摆尖的技术。靠这个技术，我修好了不少北京的大表店拒收的活，其中有“欧米茄”、“西铁城”等名牌。我的修表声誉更高了，业务也日益繁忙起来。
　　我修表完全是白尽义务，决不收费。如果收费，我就变成“无照商”，要关起来的。我为人修好表，得到人家的感谢，并且因此交了不少朋友。我从1970年开始修表，到1976年结束，统计一下，共修了将近1000个，其中绝大多数是手表，其他是闹钟，还有少数怀表。找我修表的人包括劳改农场各个阶层：就业职工、就业家属、干部、干部家属，甚至有农场外的人慕名而来的。可以想象，找我修表的人都很客气，很尊重我，取走时都千恩万谢。有些干部过去对我们呼来喝去，现在对我说话也换了腔调。但也有例外。一次一个过去管过我的队长拿着一个表来找我。
　　“刘迺元！听说你会修表。把这表给我修一修！”他像过去一样下命令道。
　　这个人素来不得人心，今天还这副嘴脸，所以我说：“对不起，现在没有时间。你到修表店去吧。”
　　他说他去过了，刚取回来两天又不走了。他口气软了下来，求我帮他修。他说：“刘师傅，没办法，你帮帮忙吧！”
　　我想，这样还差不多。我说：“你放下吧。但是我很忙，说不定几时能修。如果急用就另找别人。”他连忙解释他绝对不急，请我任何时间修好了再通知他，然后走了。我打开表盖看了一下，问题很简单，只用了几分钟便修好了。但我还是把表放了一个多月才通知他，他千恩万谢地把表取走。
　　就这样，我成为一个修表匠，并且得到了“革命群众”的认可。1976年年初，一位对我很好的干部告诉我，他可以介绍我到北京综合修理部去干活，并且说他问过内行，我的技术够五级修表工。这件事由于发生了意外事故没有成为事实（下文另有一章详述）。但是这位干部的许诺表明，我加入手工劳动者队伍的大门已经打开；通过我的努力，已经有可能告别“知识分子”这个可憎的称号了。毛泽东要求知识分子改变自己的感情，这是我参加革命大学以来20年的首要任务。我的这个任务并没有完成，我目前的处境就足以证明这一点。现在我却看到，只要方法对，倒可以改变别人对我的感情。这是我通过长时间的努力；经历了无数的痛苦才找到的一条真理。自然界的法则是“适者生存”，现在看来中国社会生活的法则也是如此。

五

　　我的女儿要来看我，这对我和我的朋友们是特大喜讯。多年的政治迫害把我们变得全无自信却极为敏感，过够了没有人情味的劳改生活，渴望从大墙外吹进一股暖风，射进一缕阳光，给我们一点久违了的春天的气息。不少人也有孩子，他们完全理解我们的不幸带给孩子们的是什么，做女儿的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能决定到这个地方来看望父亲。她早就听说父亲是坏人，和他来往的也一定是坏人，住的地方一定非常可怕。在我们大家的心目中她代表着纯真、爱和希望，我们要把多年来压抑下来的温馨的情感向她倾注，希望她见到爸爸以后，把多年来荒谬的说教形成的对爸爸的偏见彻底纠正。
　　那是2月初旬，春节刚过，地里的活不多，大家有空闲时间。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商量，大家出主意，制订了一个接待小真的计划，很像七个矮人在准备迎接白雪公主。征得队长同意，在家属招待所里订了一个宽大的单间，屋子很干净。我们装了一个煤炉，把房间搞得暖烘烘的，拉的煤足够小真两天探亲期间之用。靠墙放了一张书桌，旁边有两把椅子，这些都是我们十几年没有用过的奢侈品。房间布置就绪，大家进行人员分工。大毛仪表好，又新买了自行车，由他和我去车站迎接（我也借了一辆新自行车），这是为了使我们的小客人一下火车就有个初步的好印象。敖和刘两人负责准备茶水糖果，另外两个人照管炉子，保证房间温暖。来自内蒙的图门有家属在这里，决定小真启程回北京的前夕由图门请小真在家里吃饭，增添家庭气氛。
　　小真乘火车按时到站，我和大毛轮流用车带她从车站到分场。由于屋子热，人又激动，小真脸蛋红红的，很高兴地向我介绍给她的叔叔们一一打招呼。她没有说什么，但我看得出她眼睛里有几分惊喜，大概是因为爸爸的朋友们比她预想的好得多。她穿着一件黄色的棉军大衣，脚上是军用大头鞋，狗皮帽子下面露出一对小辫。她22岁，红红的面颊，一双大眼睛。一身笨拙的装束掩盖不住少女青春的美丽。在一群长期见不到异性的倒霉的单身汉中间，她是一颗大家爱慕和崇拜的明星。
　　晚餐极为丰盛，餐桌就是那张借来的书桌，摆在屋子当中。主人和客人各自在食堂买来最好的菜，摆了满满一桌。客人们都个个很有素养：刘风原来是农业机械化学院副教授，大毛是黑色冶金设计院的工程师，敖松是首都图书馆馆员，等等。大家的文化水平和品位都可以保证餐桌气氛的高雅。小真有些拘谨，对周围的人物注意观察，倾听别人说的话，回答向她提的问题，但不多说话。她吃得很香，看得出对父亲和父亲的朋友们的戒心在消失。
　　晚饭后又有朋友陆续到来，有10多个人，没有那么多座位，许多人就坐在自带的马扎上，话题一开始很自然地谈到小真和她的战友们在建设兵团的生活。大家问她无数的问题，多数是出于对她们的关心，有的是出于好奇。小真很愿意回答大家的问题。她讲的事情有的很新鲜有趣，逗得大家笑声不断，她也高兴地笑。但她不知道有时大家笑的不是她讲的事情本身，而是笑她的天真可爱。这并不要紧，总之大家都很快乐。大家谈着，小真的拘谨逐渐消失，话慢慢多起来了。这有力地提高了大家的情绪，谈话越来越活泼有趣了。大家争着讲有趣的故事，摆高雅的幽默，小真有时开心地大笑，那是大家最开心的时刻。我们注意避开两个话题：不谈政治，不谈劳改生活。这两件事平素谈得太多了，但在今天的场合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开怀畅谈而不涉及这两件事，这本身就很新鲜，何况在座有这样一位可爱的女客人。谈得兴高采烈之际，忽然有人吃惊地发现已经到了午夜，于是大家都连忙起身，祝我和小真晚安，并对留坐过久表示歉意，然后离去。
　　大家散去，剩下小真单独和爸爸在一起，她有些不大自然。时间很晚了，小真一定很累了，便脱衣睡下。父女俩各占炕的一端，当中空着三四个人的空间。小真累了一天，却并无睡意。原因之一是我们的房间离高墙一角很近，岗楼上的探照灯光从窗外射进，恰巧照在小真的脸上。她问我这灯是做什么用的。我说：“是防止犯人逃跑用的。大墙外的周围照得通亮，为的是哨兵能看清楚。有人逃跑就立刻开枪打死。”
　　“你在这大墙里住过吗？”小真问。
　　“住了六年”，我回答，“但是我没有逃跑过。我们谁都没有过。”
　　“我怕这探照灯。我讨厌它。”小真说。她沉默了很久说：“你的朋友都是好人。”
　　我说：“是的。”
　　她又沉默。然后她问：“爸爸，你为什么被关进监狱？”
　　我知道这是她多年来想问的问题，但回答起来有些困难。我当然知道我是怎样被关进来的，但我自己当时对这个问题的政治背景并未完全清楚，况且即便把我所知道的告诉她，在当时也不可取，我不想叫她或我自己因为言论问题再惹麻烦。然而我还是回答了她，我说我在1957年批评了共产党，提了哪些意见。他们分析了我的意见，我就变成了罪犯。我对她说：“我的罪是分析出来的。”
　　小真说：“爸爸真可怜！”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女儿这样说，立刻禁不住流下眼泪。接着我听到小真在被窝里抽泣。良久，她止住泪，说了一句：“我讨厌这探照灯。”然后把被子盖住脸，睡去了。
　　我一夜好睡，醒来已是早晨8点，小真已经起来了。我回到宿舍去漱洗，小真就在招待所漱洗。我进屋就看到桌子上有一张字条（我有一张写字台，这是难友们为我修表弄到的），是我到来之前敖松留给我的。那是有孔的活页笔记本上拆下的一页，上面用圆珠笔写着如下的话：

　　我特来为昨晚留的时间太久向你道歉。大家和小真在一起非常快乐，就忘了每一分钟对你们父女都是宝贵的。回去以后我后悔得失眠很久。请接受我的歉意。

　　这使我非常感动。其实昨夜大家散去时都有同感，但敖松的感情更深。敖现在住在我的隔壁，比五年前他企图自杀时和我更接近了。类似这样的事令我感到他是一个感情特别细腻的人。
　　第二天晚上图门夫妇请我和小真到他们家吃饺子。用饺子待客的好处是客人可以参加做饺子，显得既自然又融洽。小真在做饺子的集体劳动中表现得很活跃，一会儿包饺子，一会儿擀皮，这都是和祖母生活时练出的本领。她的到来给大家带来愉快。小真本来把这地方想得很可怕，不想在这里却度过了一个充满家庭气氛的夜晚。图门一家也为接待这么一位年轻女士而高兴，她打破了大墙边上固有的冷酷和沉寂。
　　小真启程时送行的队伍庞大而热烈。小真对她新认识的叔叔们表示感谢，大家预约再次欢聚。我们用接她的同样方法把她送到火车站。当我们站在月台上向她挥手时，我看到她的眼睛里充满着泪水。火车开动时我的嗓子哽咽了。我感到幸福和苦涩。
　　小真走后，她成了我的朋友们的主要话题，而我成了大家羡慕的对象，特别是和我接近的人们，他们纷纷对我说，我有一个最好的女儿，并且一致为小真对爸爸的感情好转而高兴。一个共同关心的问题是她现在对父亲处分怎么想。谁都理解这个问题对她是至关重要的，但也知道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当我说我对她讲“我的罪是分析出来的”时，一位姓郑的朋友说：“你的胆子够大的！”因为即使是这样一种隐讳的说法，当时也是绝对不能说出去的。我告诉朋友们，小真听到我的回答后说“爸爸真可怜！”大家都很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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