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高：又见昨天①《杜高档案》的出现

© 杜高／文

　　一．世纪末的奇事

　　世纪末不让人宁静。正待送走多难的20世纪，突然发生的一件奇事，又把我推回到那不堪回首的岁月。
　　1998年，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上，出现了一部完整的《杜高档案》，被当做文物出卖。
　　这部档案是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我个人政治命运的真实记录。它曾像一个可怖的暗影，紧紧地跟随了我二十四年，目睹了我从一个活泼的青年变成一个衰颓的老人，目睹了我作为一个人的最美好的岁月的毁灭。在四分之一世纪的漫长年月里，它的威力在于迫使我不再是真实的“我”，而变成一个被政治运动所塑造的“敌人”、“罪人”。
　　档案里的第一部分材料，是在1955年5月开始的清算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和肃反运动中收集并制造的有关我的各种材料，以证明我从建国前的十多岁起就是一个“反共分子”，建国后又和胡风集团搞在一起，成为一个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档案里的第二部分材料，是1957年剧协反右运动大批判组编写的一本《小家族集团右派罪行录》，这里的全部材料都证明我是一个思想反动、道德败坏、生活腐朽的资产阶级极右分子。档案里的第三部分材料，则是从1958年4月到1969年11月，整整十一年六个月，我被囚禁在劳改农场实行强制改造的记录。
　　对我个人来说，这份档案是神秘又令人恐惧的。二十多年中，它曾像一块巨石压迫着我的心，使我的生命窒息。
　　1979年春天，我的错案终于得到平反。在宣布归还给我一个真实的“我”的那一天，同时也宣布了所有运动中的材料均为“不实之词”，行将“付之一炬，化为灰烬”。随着它的死亡，我才开始了新的生命。
　　但是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它没有“化为灰烬”，还完整地留在人间，十八年后竟奇迹般地在旧货市场上出现了！一位年轻的学者李辉，以其敏锐的眼光发现了它，并且把它买了下来。
　　80年代初，李辉以一本《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开始了他向中国现代文学的真实状况以及一个个文艺家的人生命运与内心世界的探索和研究。他掌握的资料越充实，接触的人物越广泛、视野越宽阔，思考便越符合历史的真实，研究也便越深入而富有成果。当他意外地发现了我的这部档案时，他正在写一本有关“二流堂”的专著《依稀碧庐》，档案中的许多材料为他描述吴祖光和“小家族”的历史悲剧提供了最为确切的第一手资料。因而，他十分懂得这份独一无二的个人政治档案的研究价值，怪不得他的朋友们庆贺他“挖到了一座金矿”！
　　他从这部档案中翻到了老作家楼适夷大约在1954年为我的问题写给青年剧作家汪明的一封信，信中明确反对用不道德的揭露隐私的手段对一个作家进行个人攻击。不料第二年，中国就爆发了专以摘录私人通信编织罪名的胡风反革命案件，并且在以后的政治运动中这竟成了一种司空见惯的陷害别人的手段。李辉在几十年后读了楼适夷的这封信，感触良多，对其敬佩不已，于是以《楼适夷的信》为题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1998年6月17日的上海《新民晚报》上。
　　这篇短文立刻引起了文艺界的广泛注意和震惊，因为它透露了李辉在旧货摊上发现并购得《杜高档案》的消息。我当然也很震惊，不少熟识我的朋友便当做一件奇闻传布开来。大家都认为这在中国是不可思议的事，因为中国是一个组织化程度很高的国家，有着极其严密的人事档案管理制度，每个人的档案都按级别、系统等储存并保留起来，绝不可能流散到社会上。但是奇迹还是发生了。
　　广东省政协主办的刊物《同舟共进》，1999年2月又发表了吴越就这件奇事写的一篇文章《旧书摊上的名人档案）。作者与我熟识，除了表示惊讶，还对档案的流失作了一些猜测，并对中国的档案制度发表了一番议论。而《杜高档案》到底是怎么流落到旧货摊上去的？始终是一个谜。
　　不久，我和李辉相约见面了。我静静地坐在他的书桌旁，我看到了我的档案。它是分册装订起来的，共六册，每册封面上都印有“北京市公安局第五处”字样。第五处就是劳改处，显然，档案是经过劳改单位整理的。
　　当我面对这厚厚的一堆带着沉重的历史陈迹的档案材料时，我忽然感到呼吸急促起来，仿佛一个巨大的历史影子重又笼罩住我。从面前这一张张破损而发黄的纸页上，从那一个个潦草模糊的字迹中，从我亲笔写的一篇篇交代、检讨、思想汇报、认罪书、交心材料以及别人写的一份份检举材料中，我痛苦地重又看到了那被践踏的岁月，看到了一个人的青春生命怎样地遭受扼杀。
　　李辉是一位睿智而敏感的朋友，年轻的脸上总是带着友好的微笑。也许是出于对我这一代人的怜悯，也许是有意使气氛轻松一些，他翻着档案材料，指着一些不易辨认的签名，询问着那些人的境况。
　　我对他说，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和遭受苦难的朋友们大都已相继离世，不论是当年整过我、斗过我的人，还是在威逼恐吓下写过不实材料的人，我对他们都早已不存在个人怨恨了。重看这些材料，也不必再计较什么是是非非。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人，都受着历史的局限。当年的政治运动留下的这份历史遗产，也早已违反了运动本身的意愿，而充分证明了它的荒谬和违反人性，——这使我想到，历史是公正的，也是无情的。
　　我默默地望着面前这位年轻学者，忽然觉得，是一个神秘的主宰有意安排他发现并获得了这份历史遗产，后人将从中看到一个巨大的历史背景下一个小人物的真实命运，同时也从一个真实的人的遭遇里认识一个大的历史时代。正因为如此，这部档案便有了一种历史的政治文化价值。我愿淡忘个人的痛苦记忆，做一个冷静的旁观者来重读一遍。
　　在我告辞的时候，热诚的李辉从档案中找出那本我少年时代的习作剪贴本送给我。他说：“这本东西应当归还给您保存。”这使我惊喜万分，我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向他表示由衷的感谢。
　　这本用粗糙的毛边纸装订的文集，剪贴着我在1946年发表的一些文字。封面是我用毛笔写的《爝火集·杜高），扉页上粘贴着一幅朋友为我作的图画，月光下一个青年弹着冬不拉在高歌，标明“第四，1946.1.1”，右下方是我用钢笔抄写的两句格言：“我的笔就是我的武器——M·高尔基”，“带着希望的心，奔向前面闪动的爝火，因为那就是你的希望……——诃罗连科”。“爝火”就是“小火”，我那时大概是把自己看做一个小小的火苗吧，向往着民主和自由。粘贴在本子上的剪报多为散文和戏剧评论、介绍。那年我十六岁，俨然以成年人的口吻发表着议论，虽然稚嫩，但充盈着真诚和激情。
　　这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肃反运动中，我的母亲听说我在北京被怀疑有历史问题而隔离审查时非常着急，便把我少年时代参加演出的戏剧说明书和在报上发表的习作剪贴本一并寄到北京的。她认为从这些本本中可以了解我成长时期的政治思想倾向。而母亲精心保存多年的这些本本交给专案组以后，就再没有归还给我。想不到历经岁月漂泊，仅存的一本居然还能随着我档案的发现失而复得！
　　我已年届七旬，当我以一个老人的目光重又翻看这一页页粗糙的纸张和那一行行向往自由民主的热情文字时，回首这半个世纪的风雨沧桑，真有难以言叙的感慨……

　　二．告别劳改农场

　　档案的最后一份材料是一张《解除劳动教养呈请批示表》和附在后面的“表现材料”。“表现材料”已经破损不堪，没有标题，像是留下来的第二页。呈请表上写着，我经过长期教育，已低头认罪，接受改造，政治态度有了转变，对伟大领袖表示热爱和拥护，因此，“拟解除教养，摘掉右派帽子，回原籍”。这是当时关押我的清河农场管理处劳改二场填写报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劳改支队批示同意。
　　我今天亲眼看到这份表格时才知道，原来批准解除我劳教的日期是1969年4月23日。这时我劳动教养已满十一年，但是直到半年后才正式向我宣布这个决定。
　　那是1969年10月1日国庆节那天，几百名劳教人员蹲坐在一间礼堂里集会，庆祝新中国成立二十周年。一位军代表宣读名单，包括我在内的一批右派分子被政府“宽大”，解除教养。今天我才明白，选择那一天宣布，大概是为了体现党的劳改政策的伟大成就和对阶级敌人的宽宏大量，以烘托节日气氛。而我们这些成天在焦虑中企盼“宽大”的人，却为此多过了半年囚禁的日子。
　　宣布的第二天，我们还是三五结伙，就近跑到塘沽街上，美美地吃了一大碗炸酱面，算是对获得自由的庆祝，然后回农场，像往日一样在管教人员的监督下劳动。我们不能离开农场半步，因为我们没有户口迁移证明，没有档案，当时，社会上是不能容纳这样的人的。
　　一个月后，听说林彪发布了第一号紧急战备令，命令里包括把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从京、津、沪三大城市中通通清除出去，北京市公安局便开始了紧张的遣送工作。家在京、津、沪的全部送往山西煤矿和河北农村，其他人分别送回原籍。
　　11月4日，天还没亮就紧急集合，我们分别坐着农场的卡车和拖拉机到了茶淀车站，然后按不同省份排队。我和北大学生谭天荣等十多个湖南籍的右派劳教分子在寒风中等待南下的火车。四周是一片北方农村的萧瑟冬景，身边只有一个负责押送我们的干部。我们都很茫然，不知道未来等待自己的是什么。
　　我们登上了火车，和普通旅客挤在同一节车厢里。但是，我们仍穿着那一身劳改犯的黑色棉袄，面容憔悴、麻木，旅客们一看就知道这是些另类人物。
　　第二天早晨，火车到达长沙，站台上已站着十多个臂戴红袖章的女民兵，气氛相当紧张。这使我更加明确地领悟到，我们这些人虽然摘掉了帽子，解除了劳教，但仍然是专政对象。我们背着小背包在站台上排队点名后，便被转交给湖南省公安部门。湖南公安厅很快就对我们分别做了处理，没有家的人还是被送往劳改农场，而我的家就在长沙城里，于是让我回家，到街道办事处办理户口转移手续。就这样，我恢复了人身自由，回到社会上来了。这以后的十年，我流落在城市底层，成了一个靠做临时工维持生计的闲散劳动力。我的档案，估计此时转到了户口所在地派出所。
　　我到家时，一家人正在吃午饭。我敲了敲门，喊了一声“妈！”就听见妈妈在屋里说：“惠伢子（我的小名）回来了。”门开了，妈什么也没有问，说：“快吃饭吧。”她没有流露出惊讶，也没有激动，显得很平静，尽管站在她面前的已不是十一年前那个英俊青年，而是一个又黑又瘦、门牙脱落、面容憔悴的中年人。她似乎早已感应到了我会回来，而且天天盼望着这一刻的到来。我看见了她脸上的一丝微笑。
　　我家久居长沙，街坊邻里都知道我父亲是老革命，我母亲是受人尊敬的小学校长。我回家后，居委会和派出所对我的监管并不严厉。
　　当时我正患肺病，时常咯血。可我不敢让人知道，既怕人们嫌弃我，又怕找不到活儿干，不能维持生活。我只把病况悄悄告诉了母亲，她到医院为我开了些药片。
　　长期被监禁，我的思想和行动变得很迟钝，总觉得有人在监视着我，跟随着我，终日处在一种惊恐状态之中。居委会主任派我去挖防空洞，到郊外挑沙子，到街道翻砂厂抬铁水，我都一声不吭地去干。但他们很快就发现我的身体的确很糟，干不了，就不再派我去了。
　　不久，我又遇到了另一件惊心动魄的事，使我不能不从心底里感到恐惧万分。

　　三．南京街头惊心动魄的一幕

　　1970年元旦前后，我父亲从五七干校回到南京，得知我已摘帽并回到家乡，要我到他那里小住，养养身体，我便到了南京。
　　一天早晨，妹妹买菜回来，不安地悄悄对我说：“今天要枪毙一批罪犯，布告贴出来了，有像你这样的右派分子！”我心中一震，忙到街上去看布告。万万没有想到，在被枪毙的罪犯名单上，我看到了姚祖彝、王桐竹、陆鲁山、孙本乔这几个十分熟悉的名字，他们的罪行是企图偷越国境，煽动知青回城。
　　他们都曾是同我一起劳教的右派。
　　1962年5月，北京市公安局把经过两年多大饥馑存活下来的几百名右派劳教分子从各个劳改单位集中到北京南郊团河农场。我因咯血编入病号组，不参加劳动。病号组的另一人负责打扫院内厕所，也不用下地出工，这人就是外贸部的英文翻译姚祖彝。
　　在当时的右派队里，姚祖彝算得上是衣着最整洁的人。他穿一套工作服，登一双长筒雨靴，每天把粪挑到菜田去。他沉默寡言，同组里任何人都不交谈，打扫完厕所就独自靠在地铺上看书。他枕头底下藏着一小罐香港寄来的猪油，每到吃饭时，他就悄悄把猪油抹在窝头上，令我们羡慕不已。因为有猪油，他的腿没有浮肿，还能挑得动粪桶。
　　一天上午，风和日丽，人们出工了，院子里很安静。我到院子里晒太阳，看见他把粪桶冲洗干净，靠在墙边上休息，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本很小的书看起来。我走过去问他看什么书，他把书递给我，是英文袖珍本《傲慢与偏见》。我们愉快地谈起这本小说，我这才知道他是1948年考进燕京大学英语系，1952年毕业分配到外贸部当翻译的，他的姐妹都在香港。我们同在一个组约半年，交谈仅仅这一次。他因为遵守纪律，改造表现好，不久便解除劳教，离开右派队，调到职工队去了。我同他也就再没见过面。
　　王桐竹是我在劳教队里的一个好朋友。他很年轻，很有才气，是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俄文翻译。他长得很英俊，娶了一个西藏姑娘，但被打成右派后，家庭破裂了。他的父亲很早入党，后来被打成“托派”，开除党籍，这对他的政治处境可能有影响。我们彼此很信任，经常交谈对形势的看法，深信谁也不会出卖谁。我们也谈文学。在麦田里锄草时，我们两人并排往前走，他抑扬顿挫地用俄文朗诵普希金的《致凯恩》：“我回忆起那美妙的一刻，在我的面前出现了你……”如果我们不是囚徒，如果那里不是劳改农场，那情景可以说是相当浪漫的。
　　王桐竹1963年解除劳教，留场就业。他离队的那天同我约定，下个星期天的晚上9点，他会把一包食物从厕所旁边的铁丝网下面偷偷递进来，藏在草丛里。到了那天晚上，我假装上厕所，果然在草丛中发现了一包烙饼。我躲在被窝里偷偷吃掉了。这在当时是相当冒险的行动，只有王桐竹才对我这样好，我从心里感激他。
　　陆鲁山和孙本乔同我没有个人交往，他们都是二十出头的大学生，一个是北京农机学院的，一个是北京工业大学的，都是1960年以后“升级”送来劳教的。他们都是很可爱的青年人，即使在那样饥饿难忍的年月里，仍拼着命卖力干活。甚至在很冷的冬天，他们都会脱光了膀子拼命干，显示出青春生命的顽强。
　　1961年冬天，我们在清河农场一个叫“584”的分场劳动，每到亲人探视的日子，总可以看见一个戴红围巾的姑娘从远处走来。那年冬天雪下得很大，姑娘的红围巾在雪地里显得格外耀眼。这是陆鲁山的恋人，北京一个工厂的女工。陆鲁山戴上右派帽子下放到工厂劳动，这位姑娘爱上了他。陆鲁山劳动教养后，多次提出同她断绝来往，姑娘坚决不同意，并以身相许，等待他早日获释。每到探视日，她都从北京一早坐车赶到茶淀农场，带着自己省下的粮食，辛辛苦苦走上几十里路来看他。因为没有人来看我，我只能站在监舍门口，远远望着那些从北京来的家属们的身影，心中不是滋味。姑娘的故事在右派队里传诵，让我们在严寒中也分享到一丝暖意。
　　孙本乔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青年，遵守纪律，积极劳动。他宁愿忍受饥饿，也从不偷吃地里的东西。干活时他从不偷懒，从不说一句牢骚怪话，在队长面前始终保持着一个知识分子的尊严。他很聪明，在一起劳动的大学生们都很佩服他。大学生们干活时常讨论一些数学题，他总能很快地算出答案，是一个很优秀的青年。
　　这一天，我站在南京街头，挤在看热闹的人群里，看着开赴刑场的卡车从我身旁驶过。即将被处决的犯人都被捆绑着，身后插着一块牌子，垂着头，在短短几秒钟里，我一下认出了站在车前头的姚祖彝。我还想找王桐竹，再看他一眼，但还没有看清楚，车便驶过去了。
　　我站在街头，浑身战栗，不敢想像他们被枪决的那个恐怖的场面。这之后连着几天，政府组织了几个知青到各区居民当中巡回控诉他们毒害青年的罪行。我没有勇气去听，我不想知道他们到底犯了什么罪，但我猜想，他们当时一定是对这片土地绝望了。
　　三十多年过去了，这四个可怜的小人物大概早已被人们遗忘。文革中何止千万个普通人蒙冤死去，并非每个冤案后来都能得到平反，我也无从再打听到这个案子是否有新的说法。但是，他们被绑赴刑场的那可怖的一瞬，永远印刻在我的记忆里。
　　那年我在南京逗留的时间不长，急忙赶回长沙找工作，我得养活自己。一天早晨，我在菜市场偶尔遇见了鲁迅研究专家朱正，他是我的老朋友，也是解除劳教的右派，在打扫街道。他告诉我，《湖南日报》的傅白芦，省委宣传部的傅紫荻、柏原，文联的汤炜等一批湖南文化界的右派，都在街道工厂干活。我急切地想通过他们找活儿干。一星期后，我找到了少年时代的老朋友傅紫荻，他见到我劈头就说：朱正和作家钟叔河等几个解除劳教的右派又被抓走了，而且这一次不再是劳教，而是要判刑了。
　　这的确使我又一次感到政治处境的严峻。我只好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地活着，言论和行动都格外谨慎。
　　这期间，长沙的一批文化界右派都在困苦中艰难地挣扎着。作家刘样，拖着沉重的板车走过了十多年。原湖南音协副主席曾水帆，是一位很有才华的作曲家，他创作的《澧水船夫曲》在湖南广为传唱。他被打成右派后，妻离子散，孤身一人，精神痛苦不堪。我到过他住的小阁楼，只见他的全部家当就是一床破棉絮。他在一个街道小厂为乐器调音，每日借酒消愁，终于在一天清晨倒毙街头，情状之惨，令路人垂泪。老戏剧家董每戡教授，穷愁潦倒，无以为生。我去看他的时候，老人的手颤抖着，望着我默默流泪。钟叔河的妻子朱纯，曾和我同在一个厂干活，她原是《湖南日报》的著名女记者，打成右派后开除公职，竟凭着坚强的意志学会了木工活儿，已是一个熟练的模型工了。她独自抚养两个女儿，那种可贵的精神使我敬佩不已。
　　十年间，我拖过板车，描过图，干过零杂工，锻炼出了一点生存本领。后来街道上盖居民楼，施工时搭起的堆放水泥和石灰的工棚没有拆掉，街道办事处就派我和五六个妇女在那个工棚里办起了一个小小的教具厂。
　　那几个妇女都是街道上的贫困户，其中两个是病退回城的女知青，她们每天干完活儿就回家。我是单身汉，晚上就住在工棚里，看管工厂。妇女们很和善，她们叫我“师傅”，共同求生存的现实命运把我们连在了一起。她们对我很好，怜惜我没有媳妇，有的帮我缝洗衣被，有的上班时带两个包子给我吃。她们不关心政治，也可能忘记了还有监督我这个摘帽右派的任务，她们没有写过反映我言行的材料，也没有打过小报告，所以我的档案在离开劳改农场后也就没有再增添什么新的政治材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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