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满子自述④大难降临.下篇

© 何满子／口述
© 吴仲华／整理

　　出狱归来闻变故

　　从护送（这回该不叫“押送”了）我的吉普车上下来，我到了家门口。走进那道我熟悉的铁栏栅大门时，我说不出心里是啥滋味。碰到的第一个人是邻居“老妈妈”。这栋别墅式的三层楼房所住的人家，都是吴仲单位里的同事。那位“老妈妈”是退休司机老滕的妻子。老俩口都是热心热肠的老好人，由他俩照管的屋外花园草地，弄得花木茂盛，人人满意。现在“老妈妈”热情地和我打了招呼。接着她迫不及待地告诉我：你家老太太去世了。这是说，我岳母已不在人世了。我惊愕、难受得不知说什么。走进楼下大厅，看到我的大女儿列丽坐在门坎上，看到我一声不响，哭了。“老妈妈”朝楼上喊来了家里的保姆（不是原先家里的那个），介绍说：这是你们家先生喽，快来拿东西！
　　大约过了两个多钟头，吴仲带着在单位幼儿园的小女儿下班回来了。原来，“老妈妈”已给她打过电话，思想上已有所准备，而且在车上告诉过小女儿，爸爸回家来了，见面要喊。难怪她见着我没有像她姐姐那么意外、别扭。吴仲显得很消瘦、苍白。她同我一样，关心着抓去到放出的结论。我说只有释放证，没有结论，她觉得不能理解。
　　吴仲含着泪述说了妈妈去世的情景。那是1956年的春天，老人病了，先是请中医来家诊治，无效才住进医院，诊断为肠梗阻，必须开刀。不知为什么，一周内竟给年老体弱的老人在腹部开了两次刀，显然是第一次手术有问题。而吴仲在当时没有一个人可以商量和分忧，只有随医生怎么说就怎么办，让老人家吃了许多许多冤枉苦，终因心力衰竭而离去。吴仲一人在医院日夜服侍，通夜不眠有七八天，无人换班。还要抽时间回家关照两个孩子。工作上虽已请假，但还有些必须自己处理的事情，带来在病床边作。我叹息，这般千辛万苦，不知她是怎么度过来的。
　　更使我痛心的是，在安葬岳母的现场，除了从天津赶来的大弟吴曜曦和吴仲姐弟俩，只有岳母生前的朋友韦老夫妇，没有任何纪念仪式，情景是如此的凄凉。我岳母是很要强、很爱面子、很讲究礼仪的人。记得在这之前两年，我四叔路经上海时曾来我家聚会。他暗地同我说：“亲家是出身诗礼人家的人，你要好好敬重啊！”现在她老人家却带着屈辱，带着极大的不安离去，都是受我的牵累。吴仲告诉我，我出事后，曜曦怕她受不了，想接她到天津去住，她断然拒绝。当然，这是因为吴仲和孩子，她不能在那个不幸的时刻离开。
　　吴仲又告诉我另一桩很不幸的事：我的小弟突然死了。我这小弟人很老实，甚至有点木讷，绝不是多是非的人。解放后让他到上海进入上海高级机械制造学校读书，本来生活得很正常、平静。抗美援朝时他主动报名参了海军，复员归来被安排到江南造船厂当技术员，这也很好。星期天他常来家相聚。我出了事，他来家一次，之后就再也没有来过。有一天——吴仲谈起这事，显出满脸的恐怖——她刚下班回家，全家都还没吃晚饭，忽然来了一个穿黑衣短装的男人，吩咐吴仲跟他走。到哪儿去？为什么事？都不说，只说他是公安局的。我岳母急得发抖：要走，也得吃饭呀！这人不做声，算是默许了。吴仲怕她妈妈害怕、伤心，强作镇定，胡乱吃了口饭就跟黑衣人走了。走出大门，乘上一辆三轮车。那人仍闷声不响。车一直到卢湾区公安局停下。吴仲的心情越发紧张了，她估计许是我在狱中出事了。究竟如何就会马上见分晓。哪知进去后要她在一个柜台前等着，不知等了多少时候（她感觉是等了半天），一个人出来才发问：你是孙承煦的什么人？你的丈夫在哪里？（他明知故问。）这时吴仲才领悟到，主要是为我小弟的事来的。而接着告诉她的事，却叫她大吃一惊，恐怖万分：小弟自杀了，上吊死的。尸体停在这里，问她要不要看。吴仲早已魂飞胆散，哪敢去看！只同意由他们办理火化。问为什么事自杀，回答不知道，态度傲慢，完全是对待反革命家属那种样子。这时，里面的人叫等一等，还有事情要交代。趁这个空档，吴仲便赶紧给家里去了电话，请老太放心，说马上就可回家。后来交给吴仲的是些小弟的衣物、钱款和自行车一辆，签字后叫带走，不要也不行。
　　我小弟究竟是怎么死的？为什么要自杀？一直搞不清楚，估计是受我的牵连。他是极胆小而又老实的人，绝不会做什么坏事。因为我出狱不久又发生了一连串的政治风波，接着又远离上海许多年，当然也不可能去弄清小弟的事情。奇怪的是，60年代初，当吴仲从宁夏被精减回到江南，在我老家浙江富阳的人民公社落户后不两年，家里忽然收到由公社转交的一张烈属证，孙承煦，即我小弟又成为烈士了，这更叫我们弄不懂。对小弟的死和我当年的被捕入狱，吴仲都一直瞒着，没有告诉母亲，怕伤老人的心。只是按月寄去生活补助费，有时是用小弟的名义，只说远在边防部队不宜通信。吴仲回乡后也一直瞒着妈。现在发来烈属证，吴仲只好藏起来，并要求公社干部保密，不让老人知道，直到老人去世。80年代新时期来临，我家每个人都像冬日僵死的昆虫那样复苏过来，各人忙着各人的事，大家都没有兴趣再去翻查20多年前的陈年老账，虽然江南造船厂近在咫尺，也不想去弄清事实了。反正人已亡故多年，既然已由“自杀”落实到“烈士”，想必死者也当“含笑九泉”了。

　　从僵死到复苏

　　我庆幸获得了自由，而且回家两天之后，卢湾区公检法联合办事处曾参与审询我的一位青年，即拿来了介绍信，要我到出版局报到。就是说，工作问题也解决了。
　　但我的心情仍旧很沉重。不仅因为我家不幸的变故，而且因为我仍然想不通这个问题：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深深体会到“解放”的意义。当我看到旧社会毫无办法的物价、社会治安问题，以及娼妓、流氓等现象很快得到解决；解放初看到外国人走出火车站要受检查，和解放前只有中国老百姓遭外国兵“抄靶子”翻了一个身，为中国人扬眉吐气等事实，我由衷地拥护共产党，愿意生活在新社会，在稳定的环境中圆自己追求的“学术梦”。然而新社会把我当敌人，我还不能不接受。如果在旧社会，老实说，我一跑了之，没有什么了不起！而现在，我不能抗争。特别是，那时的极“左”路线还没有到今天这样为人所共识，一般都以为被抓的都是坏货。因为我的缘故，一家人都在卑视下生活，真有“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苦痛。
　　但通过这回坐牢，我也学“乖”了。你说什么，我即使不赞成也不争辩。表面上驯服，而内心并不以为然，这不是一种双重人格吗？是的。我本来鄙视双重人格的人，现在却不能不老实承认：我双重人格。我要求自己必须做到这一点，也是我妻子和爱护我的亲友希望我做到的一点，就是平安二字。
　　牢狱生活使我与社会隔离一年多，而我内心和社会隔离的墙，却感到漫无边际，厚重无比，而这是我无法自主的。由于蒙羞受辱，我不愿多与人来往。在离开牢房前，曾答应那位受潘汉年案牵连的老张，出来后去看望一下他的夫人，我也只好抱歉，没有去。一次已被释放的李正廉来我家，吴仲严肃地对他说：你还敢来呀？意思是最好别来往，我也赞同。但老朋友叶帆，知我较深的老前辈陆澹安、李小峰来看我，使我得到不少安慰。
　　我到出版局报到后，分配到古典文学出版社。社长李俊民，原为苏北行署副主任，解放后任江苏省文化局局长。据说是因为得罪了当时任南京市委书记的柯庆施，搞得很不愉快，要求调回上海，接任了新文艺出版社社长。可以说，由省一级降到局一级、处一级了，可是这位仁厚长者并不在乎。我是1955年初认识他的。他要我去谈谈天，我去了。原来他想让我整理出几部古典小说，先把《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搞出来。我同意了，便把书带回来，开始整理加注。不久，我被抓去坐牢，抄家时书被抄去（后来发还）。这回俊老知道我已释放，便立刻向组织部门把我要去。
　　古典文学出版社，是从新文艺出版社的古籍组扩大改组分出来的。俊老兼任社长，投入很多精力来办这个社。他喜欢古典文学，也是古典文学的行家。编辑部人员，除原在新文艺出版社的钱伯城、王勉（鲲西）外，我是第一批调进去的。一同调去的有胡道静、陈文坚；后来又调进朱金城、刘哲民、余鸿模等人（刘、余二人作经理）。梅林也调来了。一见面他就说：我俩除了公务什么都不要交谈，好吗？我说：好。坐牢的教训谁都不会忘记的。“火烛小心”是我们不约而同的心态。编辑部发展到十一二人，分成了古籍整理、理论研究两个组，我分派在理论研究组。
　　我去后，俊老找我谈话谈了一上午。告诉了我关于他的一些经历：他从20多岁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当代文坛上的人如郁达夫、陈子展等都有交往，也写过小说，为党做过许多工作，但不是一帆风顺，也有曲折过程的，甚至有人不承认他的党籍了，他也不抗辩，后来由粟裕介绍在抗战时期重新入党。他说，这些委屈都会过去的。一个人受点委屈也有好处，可以得到锻炼吧。最后告诉我，组织上决定降我三级，即按行政17级待遇，说这是暂时的，要我安心工作。其实俊老不知道，我并不在乎这些，不过我非常感谢他的关怀，他的真诚相待。
　　特别是在开展工作以后，俊老大胆放手的领导作风，对新旧文学的内行与把握，都令我折服。俊老的“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领导风度，使编辑部同仁精神振奋，干得有声有色。我还有一点颇为欣慰的感受：在这里，我没有受到歧视，还享有一定的优待与信任。比方说：苏联马戏团来上海演出，社里只分配到两张票，就指定一张是给我的；几个出版社合搞的“青年编辑讲习班”，指定我去讲文学课；出版局长罗竹风约见本社编辑，我是头一个。社里还主动向公安部门联系，交还我被抄去的日记、卡片资料，以及我写的《冼星海传》电影剧本文稿。俊老又在开会时说，要重新出版我写的三本古典文学评论。这些都超过了我的期望。
　　我初出狱时，一肚子的困惑与悲观，总以为从此再也不能抬起头来做人，心也僵死掉了。现在却有一种春风拂面的感觉，精神压力有所减轻，内心的创伤开始得到平复。我想，我还能为社会作点事。此外，我好像没有更多的要求了。

　　平地又起风波

　　人人都会说“树欲静而风不止”这句话。此刻我对这句话更有切身的体会。我调进古典文学出版社工作，自以为是到达风平浪静的港湾了。却未曾想到1957年又起风波。费孝通曾写过一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说是乍暖还寒，不可捉摸。我的感觉却是，1957年是“夏行冬令”，“晴转暴风雨”，压根儿叫人摸不着头脑。
　　起因是：共产党内整风，号召包括党外人士在内的知识分子、干部，大胆提意见，帮助党整风。从学习文件和听报告来看，这次运动真令人感动。从古到今，哪有当政者这么虚心诚意、这么广开大门让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看到报纸上登出许多尖锐的意见，更相信共产党说到做到，果真气魄非凡。我们出版社同其他单位一样，多次动员参与整风运动。但经过1955年的事，我对提意见之类仍有戒心，不愿卷入。从3月份运动开始，我一直没有发言过，我社的党支书曾鼓励我发言，说：发言就是对党的信任。我说：没有意见。
　　四五月间，上面派来了新社长陈向平。俊老专管“新文艺”去了。陈原是《东南日报》的主编，同文化圈内的人比较熟。他来后既抓业务，也抓运动。开始他对我很客气，说他喜欢读我的书啦，喜欢交知识分子朋友啦，为党爱护人才啦。他还拿出他写的自叙体小说给我看，记得内容是恋爱故事：跟女友分别后是如何思念、如何痛苦，如何在这事的刺激下投奔了革命。我看了未说什么。这时正好报上发表了毛泽东的《蝶恋花》，我随手提笔步《蝶恋花》韵，为陈向平的小说写了一首词：临别殷勤曾折柳，只恐迟归，好句讽黄九。检点遗香无所有，相思浓过遣愁酒。记得初逢频掩袖，那忍重温携手翩跹舞。子建才高夸缚虎，宓妃不见泪如雨。
　　这首词就写在他小说的扉页上。也许是回报他对知识分子的友善吧。他也鼓励我提意见，还在会上点名要我发言。因为前一天在文化广场听了毛主席关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录音，我也就谈了点学习感想，大意是说处理问题是该有所区分，理论归理论，不要与政治问题混为一谈。在会上发言，我仅此一次。在与个别人谈天时，大家谈到宗派斗争，有人问到周扬与胡风问题，我说：从鲁迅答徐懋庸的公开信可以明白，问题是周扬有权，像《封神榜》里的“通天教主”，可以整胡风。有人谈到“清君侧”的问题——这是在批判胡风时的一种说法，说胡风上三十万言书，是为了“清君侧”。“清君侧”是指封建帝王时代，有一种阴谋夺权的野心家，是借口除掉皇帝身边的坏蛋，然后再干掉皇帝夺位的。因而“清君侧”成为谋反的一条罪名。我说：这种言论把人民领袖当作封建皇帝，是反动的言论。
　　以上就是再三动员我发言和在闲谈中表露的看法。我承认，我的修养实在太差，本来是早就决心不“乱说乱动”，不卷入任何议论中去的，结果还是经不住形势的“诱惑”，掏出了心里话。虽然我自信并非无端诬蔑，以后（80年代）也证明胡风问题是人民内部文艺理论的不同观点，不该作为政治问题处理，因而为胡风冤案平了反。关于中国文坛的宗派主义，这些年从许多发表的文坛史料中，也证明酿成“胡风反革命集团”、“丁陈反党集团”等文坛大案，确有宗派主义的问题。现在这些都是洞若观火的了，可是在那个年代，我无异于踏上了地雷，能不粉身碎骨么？
　　现在回过头来再说说这段往事的过程，也是很有意思的。1957年的6月中旬，按出版部门的规定，编辑每年可休假一个月，我第一个轮上。正好这时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张维华邀我到青岛去玩。他原是齐鲁大学文学院长，曾一同在苏州“革大”学习。他的夫人李琼芳，恰巧是吴仲读高中时的同学。因为这层关系，我们交往比较多。这回我第一次享受休假，就带了小女儿去青岛。这个时候的青岛还是风平浪静的，大家谈得很愉快。7月1日形势突然发生变化，《人民日报》发表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随着便是暴风雨般的反右斗争。山东大学的陆侃如教授打成右派，校园内人心惶惶，张维华自然也很紧张。我当然呆不下去了。回到上海我就给陈向平去电话，想问社里的情况。我还在休假中，不打算到社里去。通话时，陈要我第二天就上班参加运动。
　　社里同样也火热火爆地搞起了反右。陈向平把我找去，说钱伯城是右派，要我揭发。我同钱伯城，还有另一位小青年陈文坚同在一个办公室，自然接触较多，但我能揭发什么呢？没有什么好揭发嘛！在批判会上，陈向平点名要我发言，我只好就我所看到的一些小事来说说，如钱伯城将文稿给同乡熟人去抄写，利用职权照顾私人啦什么的。接着有人提出“三人小集团”的问题来了，是指我同钱伯城、陈文坚三人搞小集团。对陈文坚被抛出来我很感意外。因为他是部队转业来的，向来排在积极分子行列，是属于骨干类型的干部，怎么忽然被排除掉了？也许陈文坚有他的门路吧，他很快打听到，我和他都已内定为右派。这一棍子打来，虽然很疼，但我反而清醒了。再次重温我在1956年出狱后的思考：我只能做双重人格的人，不能讲真话，真是明智的抉择。可惜，又要付一次沉重的“学费”。
　　从我知道自己内定为右派到正式划右派，自然又有个过程。依然是陈向平找我谈话，态度仍然诚恳。说：有什么自觉不妥当的言论，自己交代就是向党坦白了。第二天开会，我作了检讨之后，有人指责，说是右派言论，为胡风翻案，攻击《人民日报》，我不辩，表现“老实”。不过两三天功夫就度过社里的批判关，接着就是出版系统的揭批大会了，右派帽子就是在这次会上戴上的。当时还作为上海市反右成果、上了报纸新闻报道的。
　　在这次运动中，除我和钱伯城、陈文坚外，还有另外3人也划为右派。在只有三十几人的出版社划了6个右派，比例大约是5：1弱，比上面所说的5%，又加码了。总之不管比例是多少，正如陈文坚所说的：要给你的你推不掉；不给你的你也要不来。
　　老实说，在划右前我是有些紧张、忧心的，好像一颗心悬在那里，不知灾祸是否降临，如何降临到我头上。当我知道“内定”的命运难逃，我倒淡漠了。反正坐牢也坐过，还有什么更可怕的呢？我想到阿Q的命运：人生在世，总难免有一天会画圆圈的，我相信我的圆圈比阿Q画得圆。再说，人生在世，不过沧海一粟，渺小得不能再渺小了。阿Q在向人讨饶时，自打嘴巴说：我是虫豸，也是说明自己的卑微渺小。我却不承认自己是虫豸，我只是茫茫人世间的一个小小跋涉者，没名没位的，何必在乎什么面子，什么荣辱——看来还是没有脱离阿Q的影子。伟大的鲁迅留下的不朽篇章，不朽的人物阿Q，这时真给了我一丝安慰，自己让自己摆脱这沉重的精神压力。
　　更奇妙的是，我的精神境界，似乎进入了一种新的状态：我化作了第三者来看自己、看世界，说得具体点，我的另一个自我，开始静静地观察着运动的操作。我发现，这次运动要打击的，不是素来对新中国、新政权有距离的人，也不是那种内心怀有敌意的；而是自以为至少是和新政权、共产党有历史渊源的，当然也是比较能独立思考、有主见的人，里面不少是中青年的共产党员。某些曾当过汉奸或旧官吏之类历史上有污点的人，反而成为“反右”的同盟军。而这些人，也正需要努力表现忠诚，竭力跟着吆喝，打击别人，保卫自己。
　　运动的操作有一定的模式：大小会前有核心积极分子的“战斗准备会”，布置发言先后，内容提要、如何营造气氛等等。开会时主持者用眼色、动作作指挥，一一登场表演。看得出，有的是奉命发言，应付场面；有的是专拣鸡毛蒜皮，不得不表一下态；有的是自发积极，最善于上纲上线，把人往死里整。这里面，可以看出发言人的品格，是观察人性的最好机会，真是小舞台、大天地，人人都在演戏。我演的自然是反面人物、悲剧角色：痛心疾首，认罪悔罪。
　　就这样，我划右派从开始到结束，进展很快，一周内就干脆利落地解决了，不像社里的编辑同仁王敬之，经过不知道多少次批判会，人们“帮助”来“帮助”去，他就是一个劲儿的述说自己：解放后才大学毕业的，如何分配到新华社，又如何热爱古典文学而自荐来社，就是不承认言论反动，不承认对党有二心。结果让大家费劲，自己也吃力，最终还是给戴上右派帽子。顺便提一下：此人后来去了美国，顺利地成了石油资本家汉默的中文秘书，改行务商去了。
　　戴上帽子后，我工作照常，并无任何变动。到1958年年初，中央发布了处理右派的政策条例，定右派为敌我矛盾，但作为内部矛盾处理，一共有六条处理法。这时，社里来了新的副社长戚铭渠（社长仍是俊老）。这位副社长从部队调来，人耿直，但极左。条例在社里公布后，陈、戚两位领导找我谈话，认为我在运动中态度尚好；因有前科（胡风案），我将不按“六条”处理，每月发给生活费八十元；政治上不处理不足以服人，将由单位向法院提起公诉，由法院判决。关照我一要承认胡风案的罪状；二要承认右派言论。其实，这些程序、步骤、结论，是早经商量好了的，我去过堂，只是一种仪式而已，前后时间不过半个多小时。判决是：开除公职，在机关工作，由机关管制三年，期间剥夺公民权。发落下来，我不但头戴两顶帽子，还“玩”掉了公民权，成了戴罪之人。丢人吗？丢人。但我已经不大在乎了。我作为第三者的我来看世界，我不过是在舞台上演戏的一个角色，谁怎么看就怎么看好了。但前面还有更崎岖、更惊险的路必须去跋涉，这我就有点估计不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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