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满子自述⑥文革风暴

© 何满子／口述
© 吴仲华／整理

　　颇具戏剧性的是：我从宁夏调回上海后，走的并非是坦途；在文革风暴的冲击下，我又被彻底、干净地赶出上海。在人生舞台上，我总是演被“踢”的“窝囊废”角色。

　　山雨欲来风满楼

　　1964年3月，我正式调回上海。到出版局报到之前，我先去看了李俊老。俊老告诉我，我调回的事，是文教书记石西民同志亲自到出版局去督着办的。说，这很不容易，下面会重视的。哪知这回俊老估计错了。这事是石西民没有通过市委宣传部，直接要出版局办的，试想想，身任宣传部长的张春桥能乐意么？出版局碍于书记的干涉，被动地调我回上海，也不会高兴的。特别是我，越过出版局、宣传部直接与市委书记联系，这本身似乎就“罪该万死”了，我的命运还会好吗？
　　果然出师不利。当时，出版局的罗竹风局长，因1962年的《杂家》事件已被批判、靠边站了，我到出版局报到，由局党委书记汪晓云接见。他说：这回把你调回来，是党的恩情，要好好改造，报答党。又问我有什么意见。既然要我提意见，我就直说，希望能回到“中华上编”，业务上比较对口，说李俊民同志也同意。哪知他好像忘了刚才叫我“提意见”的话，立刻训斥道：“把你调回上海已经好了，你还有什么意见可提！我们会安排。”我当然不能还价，被领到人事处，指派到出版文献资料编辑所，没有工资，每月发25元生活费。说来也怪，原来在“上编”被管制期间，按有关条例发给我80元生活费，到宁夏拉板车，降为45元，工种不同，还有可说；这回管制期满，又调出版社工作了，却只发25元，不知是根据什么条例规定的。但钱的事，我不愿提，知道提了也没用。反正总会活得下去的。
　　上海出版文献资料编辑所，是1958年我离开上海后新设立的单位。我很快就知道，这个单位除了管事的和少数“掺沙子”进来的积极分子外，多数是有问题人物，如右派分子，历史反革命，公私合营后的私方人员等等，也就是后来文革时被称为“牛鬼蛇神”的这类人。可是熟人不少，如李小峰、徐铸成、孔另境、尚丁、秦瘦鹃、刘哲民、俞鸿模都在。行政上的领导是方学武主任。方原是三联书店的，解放初是市府出版处负责人。我因当时也在出版处工作的陈落的介绍，也认识了他，算是熟人了。他对我也还不错，先让我休息几天再上班，又把我安置在他住的一所相当好的房子的二楼一间空房住下。这间房后来成为单位的单身宿舍，又住进了刘伯涵和小许两个。
　　我的工作分配在资料科，参加编辑解放前上海的出版业史料。每周大部分时间是政治学习，开不完的会。每周五参加义务劳动，我和同科人都到淮海路新华书店去卖书。规定“五类分子”每周得写生活、思想汇报一次。资料科有两位女干部，其中一个是印尼归国华侨，是专门监视我的。这人的监视手段很拙劣，“克格勃”身份一下就被我看透，连我买一瓶汽水都去汇报，人事科马上掌握情况。想当年“机关管制”倒没发现有人监视，这回是“公民”了，却受到这样的待遇，叫人哭笑不得。但我也不太在乎，你监视你的，我反正也不会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而最使我气恼的，差不多一年中，竟发生了三件莫名其妙的事：
　　一是安徽全椒县吴敬梓纪念馆筹备处的人，带着一封赵景深的介绍信来找我，目的是要我给他们提点建馆的建议，还要我把50年代写的《论儒林外史》给他一本，作为展品陈列。说必要时还要请我到全椒去“指导”。对来人我只有礼貌接待，没有什么话可说；要的书我自己也没有，自然不会送。这本是学术上的往来，很普通、平常的事。不料，在我和客人谈话时，会客室的角落里，竟有一个人事科的人在监视，幸亏来人不知道，我也无所谓。哪知我送客出门时，人事科那人把客人请了进去谈话，我在礼节上应当送客，所以站在门口等。那客人出来时，脸色大变，见了我正眼也不敢看，支吾着走了。显然人事科的人对客人说了我的身份，是“不可接触的人”。这种做法实在太过分了。晚上，我拿着选举证，去三楼方学武家，说了白天的事，问他这算怎么一回事。方学武也说：“是不像话！”不知他是否跟人事科谈了。总之，以后的情况并没得到改善。
　　第二件事是：一次我去新华书店义务劳动，同往常一样，早上我单独从宿舍直接到新华书店去，在淮海路转角处遇见了满涛。我同他虽相识，却并无交情；而且满涛也曾株连入胡风案，我更存有戒心，不愿和他交谈，顶多也就寒喧一分钟吧，我就推说有事匆匆走了。这样一件很平常的偶然相遇，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所以我在每周的汇报上没有提。不料人事科立即来质问，为什么不汇报和满涛谈话的事，说我不老实。显然有人去打了小报告。我解释说，碰巧遇上，只应酬了两三句话，不值得报告。人事科的人就大肆训斥，说是故意隐瞒。这回我真火了，说：法律上并没有规定我要汇报，如果你们不相信我的汇报，那我以后就不写汇报了。我一硬，他倒软了。改了一副腔调，说：也是为了你好，怎么会不相信你呢？我说：帮助我改造很好，可是每天遇到的人很多，总不能见一个写一个吧。他当时没有多说，态度上有些缓和。可是到下一周，忽然召开了一个批评会，说有些右派分子拒绝改造，不老实，连思想汇报都不肯写了。参加会的人（也许事先有布置的）就纷纷批判，矛头分明是指着我的。我当然无法申辩，只好闷在肚里。
　　第三件事是，资料室丢了两本书，竟怀疑是我私自拿走的。这些是锁在书橱里的内部资料，其实不过是政协编的《文史资料》。这类书并不难找，如果我想看，朋友处可以不费力就能找到。那位管图书的女同志，姓邵的，人很老实，发现丢了书，很着急，科里便追查是什么人拿的。在追查中，人们都盯着我看，好像我是窃贼嫌疑犯。那姓邵的也看出这阵势，连忙声明说，这不关我事，她每天下班都是最后离开办公室，亲自上锁的，一定是另有拿钥匙的人拿走的。可有人还是以怀疑的眼光看我，甚至还偷偷到我宿舍里去搜抄，这是我下班回去后才知道的。我床头有一口木箱，装着我的稿件、笔记和大量资料卡片，还有关于研究观音菩萨的图片，原来都是排顺序放置的，忽然被翻得乱成一团。我问同屋的刘伯涵是否翻过，他说没有。我明白是有人有意来干的。我怒不可遏，当场去找方学武主任。我说：我是右派，那是政治问题，不涉及做人的道德。有人竟把我当作小偷，……我述说了事情的过程。方也说：“不像话！”当时，同在“文献”工作的海风也在方家。海风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后任出版局长）宋元放的夫人，抗战时期在桂林工作过，我认识，我的许多朋友如叶帆、黄立文也都认识。她听了也很不平。我说资料科我是不能再干下去了，这才把我调到《申报》目录索引和大事记的编辑组。
　　这个编辑组刚成立不久，是上头规定的重点工作，尚丁、徐铸成、刘哲民、俞鸿模等人都在这个组。工作处在规划阶段，因为徐铸成是老报人，自然是这项工作的骨干。在讨论“大事记”的编法时，常会涉及背景材料。一天，他在准备发言，一时记不起国民党政学系一个头头的名字，写了一个条子给我：政学系的头头，云南人，名字记不起来了，请写上。我写上了“李根源”三个字，隔着邻座的人传递给他。事后这样一件当众明做的事，又被人事科叫去追问，问徐铸成递条子谈了些什么。这类叫人哭笑不得的事还有多起。我当时的处境就是如此。
　　到1966年初，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光景了。上年冬，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出笼，接着就是连篇累牍的声讨。丁学雷、罗思鼎之类的批判文章，火药味愈来愈重。这些文章都是规定要学习的。我知道，这些从未听见过的作者，都是“此马来头大”的人。这段时间，又听了张春桥关于样板戏的报告，说什么无产阶级的文化如何被抵制了，号召大家提高警惕。接着就组织看有问题的电影，如《早春二月》《兵临城下》《抓壮丁》《桃花扇》等等，作为反面教材来讨论、批判。
　　一天，在电影院碰到华东师大李平心教授。说到姚文元的文章，他摇头叹息，说：根本不讲理，乱上纲。我说到丁学雷，他说：“你知道丁学雷是何许人么？‘丁学雷’就是丁香花园学雷锋小组，是个写作班子，头头就是姚文元。”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李平心，几个月后，他就自杀了。

　　文革风暴到来之际

　　1966年5月16日，被认为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这当然是因为著名文告“五一六通知”的缘故。5月16日发布的这个“中共中央通知”，正式宣布了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宣布“中央文革小组”的建立。而实际上，“运动”早已来到机关单位的日常活动中了。从上年冬天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出来后，上海各机关单位一律奉命学习，以后批判文章越来越多，火药味越来越浓。现在我还记得，批判李平心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一个跳出来的反面教员》。学习批判文章的时间多了，把业务工作都挤掉，大约从3月份起，已经几乎是“停产闹革命”了。
　　和学习配合的行动是贴大字报。开头是抽象地表示对修正主义、走资派的义愤；接着逐渐联系实际，揭发单位内部的人和事，将一些芝麻绿豆的琐事上纲上线，例如：某人不参加每周的义务劳动，就是“修正主义”脱离群众啦；某人在学习文件时谈闲天，就是反对革命理论学习，也是“修正主义”表现啦；等等。人事科规定，“五类分子”也可以写大字报，如果对什么坏事知情不检举，就是对革命抱敌对态度；但如果乘机报复，反攻倒算，当然要严处。我也只得写了张表态的大字报。这时大字报还只在单位内部张贴，矛头都是针对单位内部的科以上干部的。《申报》索引编辑组的负责人洪嘉义，就是因为大字报的批判，沉不住气，跳楼自杀了。这是我所知的文革中最早被迫自杀的一个，我亲眼看到的，真是惨不忍睹。
　　这倒也符合我对形势的估计，这回矛头指向，不是我们这些“死老虎”，而是清扫内部的。而且，我自信除了“老账”，也没有什么新的“错误”。但随着运动的开展，号召向本系统别的单位送大字报。这下，我忽然被“网”上了。先是少年儿童出版社一群人送来了揭发我的大字报，说我和市文化局“走资派”吕复（副局长）有不可告人的勾结。平时我和吕复很少来往，这回他被文化局揪出来，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是这样：我同宿舍的小许，有个姓胡的朋友在少儿出版社当编辑。此人常到宿舍来找小许。1965年法国芭蕾舞团来上海演出，那时中外文化交流少，高档次的音乐舞蹈表演是很稀罕的，所以票子很难买。小许知道我认识文化局副局长吕复，便要我给他和那位朋友弄两张票。我是抗战期间便认识担任演剧九队队长吕复的。常为他们在衡阳、桂林一带演出写评介文章；1947年，我为捅出国民党军事机密撞祸，又曾到无锡吕复的演剧九队去避风；此后他们在上海演出《丽人行》，我也写过文章。因为这点老关系，我托他弄两张票当然没有问题。但就是这么一点小事，被两位受益者抓住小辫子了，竟胡说我和吕复有“不可告人的勾结”，被纠缠了好一阵子。
　　接着，报纸登出了一批上海的“走资派”，当时兼任文联副主席的李俊民也在里面。我是在“中华上编”工作过的，和俊老的关系也是不少人知道的。于是，我又成了大字报火力集中的对象。李平心“畏罪自绝于人民”的消息公布后，因为有人曾看到过在看批判电影时我同李平心谈过话，也写大字报揭发追究。
　　这两位作为当时的批判对象，我知道，李平心是写文章批评过文痞姚文元的，自然“难逃法网”；李俊老是张春桥的“眼中钉”，我也是知道的。李俊老抗战前在济南教书时，张春桥还是一个学生娃，虽不是直接的师生关系，也是前辈。原先张春桥表面上对李俊老还是尊敬的。但有一次，张春桥要求俊老证明一个人的历史情况，目的是证明这人没有问题，也许这正是他企图掩饰自己罪恶历史的一个环节。而俊老又偏偏知道这人和国民党“复兴社”有关系，便推托对这人不很了解，不愿写这个证明。从此张春桥就很恨俊老。文革一开始，张春桥以宣传部长之尊，亲自到“中华上编”来看大字报，煽动揭发批判李俊老这个“走资派”。“中华上编”也来找我揭发李俊老。在单位里，我成了一个受注目的人，压力很大。
　　大约五月底六月初吧，大字报、大辩论已上了街头，到处一片乱哄哄。“破四旧”、抄家也开始了。北京和东北南下的造反学生，一拨一拨地到上海来煽风点火，不但各机关单位都揪“走资派”，里弄里也开始抓“黑五类”、“黑七类”。“红卫兵”纷纷上街闹革命，拦住穿小裤脚管、尖头皮鞋和烫发的人，任意剪裤子，剪头发，勒令脱去皮鞋，光脚走路。原来监视我的那位印尼女归侨，一天也被红卫兵夺去皮鞋，哭丧着脸光脚逃回单位。方学武也被抄了家。抄走他的东西时，方要那抄家的造反派写收据，被毒骂了一顿。
　　但这时，造反的对象还只限于有资格被称为“走资派”的头头们，下面还没有触及。单位内部的红卫兵是怎么成立的，谁也不知道，成员都是人事科的和新派来的几个复员军人。他们除了对付本单位领导层和出版系统的重点对象外，还参加全市造反派包围“变修了”的上海市委。整个上海已经失去了控制和秩序。在六、七、八三个月的混乱中，我倒很少受罪，反而成了“逍遥派”。每天晚上到处去看大字报，看街头辩论，看里弄里斗“黑线”人物。一个星期天，我同刘伯涵到复旦大学去，看到朱东润教授被人押着扫校园。刘伯涵叹道：真是斯文扫地啊！
　　我并没有“逍遥”几天。到8月里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形势便更向恶性发展：从上到下的党政权力机构彻底瓦解，单位里全由红卫兵和造反派掌握。为了严分敌我，将“五类分子”实行“保护性监管”。所谓“保护”，说是为了防止外单位的红卫兵来揪斗，其实是限制我们的自由。我和另外两人被“保护”在一间堆废纸的房间里，规定白天不许出房间自由活动，公布的监管人员中，就有同宿舍的小许。当然，批判斗争会之类还是要参加的。
　　9月里，抄家也挨上了我。我在宿舍里没有多的东西，只有随身带的两百来本书和稿件、资料卡片等，一律给抄走。我辛辛苦苦积累了十多年的有关观音菩萨的资料、图片被抄，是我最伤心的损失。连我这两年内陆续购买齐全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也收缴去了。按说，革命领袖的书是不该抄走的。从此，除了单位发给的一本《毛主席四篇哲学论文》和当时人人必备的“红宝书”语录，我回到宿舍就无书可读了。我向红卫兵头头要求发还“马恩全集”，回答是：“要检查一下你在书里写的反动言论”。这是指我在读书时写在书页上的一些心得式的简记，或对原文提纲式的理解，这怎能和“反动言论挂上钩呢？”

　　终于又被“踢”出上海

　　从5月份文革开始以后，单位里的“五类分子”增加了劳动时间，规定一周内有一整天在单位内部“打扫卫生”（这话不通，但上头这么吩咐的），因为“革命群众”有革命活动，“五类分子”不准参加。另有一天还照例外出义务劳动，不过不再是到新华书店卖书了，而是下厂干粗活。我和三四个同类分子被分派到正泰橡胶厂。车间里的活我没本事做，专门派给泥瓦工作助手，调石灰水粉刷墙壁。两三个月后，我倒真学了点本事，会调浆，会刷墙壁刷得光光堂堂，不出斑点。孔夫子说：“少也贱，多能鄙事。”我学会的拉板车、刷墙壁这类技术，虽然不能把它看作“鄙事”，但我的贱民身份却是无疑的。
　　和心惊肉跳地开批判会、听训话相比，我宁愿劳动。我感到一天中最美好的时间是晚上。晚上回到宿舍，好像进入了避风港，可以放松一下精神，可以安安静静读它三四个钟头的书，弥补一下白天浪费的生命。但是自从所有的书被抄走了以后，连读书的条件也给剥夺了。天天只让你读“四篇哲学论文”和“红宝书”语录，实在叫人气恼。我忍不住自言自语地发牢骚：马克思、恩格斯的书都不准读，只让读些ABC，这叫什么话？
　　哪知这句自言自语的牢骚话，几乎闯下了“杀身大祸”。第二天下午，红卫兵把我从监管室喊出来，带到单位的院子里。院子里已经集合了全所的人，中央摆一张桌子，两个红卫兵头头站在桌边，一派森严肃杀的架势，我被带到桌子前面。红卫兵喝道：“老实交代，你发表了什么反动言论？”我目瞪口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能条件反射似的回答：“没有。我没有发表过任何反动言论。”审问的红卫兵鼻子哼了一声：“不老实，你还要隐瞒！难道还要我点明？”这时院子里的群众也帮着造声势，喊着：“老实交代！”可我实在想不出我“发表”过什么“反动言论”。
　　接着，事情才弄明白了，是我在宿舍里自言自语那句话，居然有人反映上去了。想想看，在当时的情势下，说你“诬蔑”伟大领袖，可不是天大的罪，判你个“现行反革命”，打、杀由他么？我只有横着心矢口否认。后来喊出了小许来作证。我已经料到，宿舍里除了我只有刘伯涵和小许。刘是忠厚人，不会这么缺德。打小报告的只有小许。他当场证明我是在宿舍里说的。我急中智生，说他造谣，他要我介绍女朋友我不肯，所以恨我、报复我。这话也有点因头，他确实要我介绍对象，我也托过叶帆的夫人王琳介绍过她的一个女同事，后来是女方看不中，拒绝了。于是现场又喊出了刘伯涵，要他作证。刘伯涵慢慢吞吞地说：“老何有没有说这话我不敢说，可是我的确没有听见。”
　　这一下，说明了小许的证词是孤证，群众在切切私议，事情发生了戏剧性变化。我仿佛肩上卸下了千斤重担，十分感谢刘伯涵救了我的命。对小许呢，打我的小报告，投井下石，固然可恨，但也是时势使然吧；我的被迫对他进行反击，更是一种危急情势下的无奈。人们向来说，“时势造英雄”，哪里知道“时势”也能造“狗熊”哪！总之，这一场惊险的恐怖剧，暂时收场了。就在这收场时分，我还遭到一个意外的袭击：一个红卫兵在推搡我的时候，一甩手，碰了我的牙齿，霎时我感到一阵剧痛。从此，上牙一个个动摇，常患牙病，以至后来全部上牙都拔掉，不得不装上假牙。
　　从此，我就进入文革恶运的高潮。不单是我，恶运也降临我们全家。就在我几乎成为现行反革命时，便收到吴仲从家乡来的信。信是拆开的，分明检查过。信里说，她在乡间也遭到揪斗侮辱。约一个星期之后，红卫兵就贴出了把我驱逐回乡的勒令，大意是：胡风集团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现行反革命嫌疑分子何某，在原籍罪恶累累，家乡贫下中农强烈要求把他遣送回籍批斗。
　　家乡是不会主动来要我去批斗的，这可以百分之百的肯定。因为我成年后根本没在原籍生活过，哪来的“罪恶累累”？当时上海的行政管理系统已经紊乱，搞不清究竟谁在发号施令，要说是单位的几个红卫兵就能作主把我驱赶出上海，也不见得。因为我被驱赶前后，光出版系统，就有一批人或被逮捕，或被发送到江西白茅岭农场，也有赶回原籍的。如老同事胡道静，就在那两天被逮捕了。可见，这是一次分批处理的行动。可是究竟谁在决定和指挥这一行动的呢？我搞不清楚。
　　下驱逐令的当晚，就没有让我回宿舍。两个红卫兵守着我在监管室里过了一夜。我的行李也是红卫兵从宿舍里拿出来的。第二天清晨，两个红卫兵押我到火车站，乘上了六点一班的沪杭快车，离开了上海。我昏然木然，现在已经不能回忆起当时想些什么了。
　　上海，真是出去容易进来难。当年我从宁夏调回上海，费了多少周折？直到有劳市委书记帮忙，千辛万苦才进来。如今红卫兵一纸驱逐令，就把我赶出来了。1955年以来，我被一脚踢来，一脚踢去，还要办一些手续，有一套官样的程序；这回这样叫滚就滚的做法，确实也够新鲜的。当然，我受到沉重的打击，很痛很痛。不过，比起这几月来我所看到的不少人，包括我所认识的人，所受到凌辱折磨的惨状，我这样“轻轻松松”地被赶走，命运似乎还不很坏。我只能再一次拿“阿Q”精神来自慰。

　　押解回乡

　　在我的生活历程中，被押着走路已不是第一次了。这回押解我回老家的两个红卫兵，使我想起了在宁夏押送我跑了三个县的劳教农场的那一高一矮的公安兵，也忽然想到押解林冲的董超和薛霸。把现实与历史，把生活与艺术形象混搅在一起了。
　　这回押解我的两个红卫兵，一个是人事科的鲍某，此人是一个颇有演员天才的“表演艺术家”。在文革之前，他对单位领导方学武，煞是毕恭毕敬、巴结奉承的；文革一来，他成了响当当的造反派。前不久在批斗方学武的大会上，他上台一面高喊“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一面顺手甩了方学武两个耳光，以表现他的革命气慨。这人以后还曾先后两次到我家乡去联系。1978年我到上海来，还在上海辞书出版社碰过面。不过那时“四人帮”已经垮台，他也变得灰溜溜的样子，见了我也点头哈腰了。
　　另一个押差的，是刚调到机关来的一个退伍军人，是听鲍某指挥的副手。让我抱歉的是，一路上他帮我扛行李。我几次要自己来拿，鲍摇头，他就硬不给我——到底不是“董超”和“薛霸”啊！沿途，我看这位退伍军人红卫兵，显出一些尴尬相，倒使我暗自好笑。他一会儿扮出阶级斗争不苟言笑的架势；一会儿又忘了自己的角色，变得和颜悦色，随便起来；猛一下警觉了，赶快收拾起自己的“失态”。我既好笑，又有些觉得他可怜兮兮的，像他这样的，本来是个质朴老实的人，但迫于形势当了造反派，他就不能不演戏，而演戏又缺乏点艺术细胞，这就不免要出洋相了。这人，我在80年代初还在上海街头碰到过，他拉住我谈起当年的事，显得很难为情，说了些抱歉的话，他好像已调到一个印刷厂工作。不出我所料，他是个老实人。
　　一路上，我和那两个红卫兵无话好谈。沉默中，我恢复了正常的思考。当然首先就是揣测我未来的命运，全家人的命运，不免忧心忡忡。
　　火车到杭州站后，叫了三轮车赶到去富阳的公路车站。站上出事。可能是造反派内部的问题，车子不开。说是要下午四五点钟以后才有车。两个押送人商量了一下，决定改乘轮船。于是先吃午饭，再去江干码头乘船。一路上吃饭、车船票都由他们“买单”，公事公办，我也就无须谦让了。在轮船上，他俩却把我管得很紧，我到船弦上去吹吹风，鲍某都紧跟着，而且挽住我的手。很明显，他是怕我投江自杀。我说：你放心，你推我下去我还要挣着不下去呢，“自杀”我不干。
　　下午四点光景到达富阳龙门，回到了我的老家。先到公社，公社派人领到大队支部书记家。这时，我才知道我的户口也来不及带来，红卫兵对公社的人交代说，户口随后就寄来。可见遣送我回籍的事，办得多么仓促！
　　把我交给大队支书后，两个押送人匆匆走了。原来这位支书家，就住在我家隔壁。后来知道，“破四旧”时揪斗吴仲，他就是幕后操纵者。他对这突如其来的事，没有说什么，只吩咐道：“回家去吧！”
　　吴仲和老母亲见我突然到来，都惊呆了。我也看到吴仲的头发被剪成怪模怪样，人憔悴而哀凉。我好内疚！我想这都是我连累她的——后来知道，在揪斗她的时候，有人拿着当年载有批判我的右派罪行的报纸，来质问她，批判她。她确是替我受了罪。老母亲也知道外面世界的大乱，斗人打人的事都有。一见到我，她老人家饱含热泪，抚摸着我，问是不是吃了亏。看到80多岁的老母亲为我伤心，为我蒙受羞辱，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刺痛和难受。我只能对她说：“妈，我没有做坏事，真的没有！”
　　这正是1966年的国庆节前夕。
　　我被踢回农村，一住就是12年，可算是我人生旅程中的一个特大的驿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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