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竹君：牢狱五年话沧桑④功德林九个月

© 董竹君／文

1

　　1968年2月下旬，一天凌晨忽然铁栅又“克啷”一声开了，一个女狱警进来，把来时被扣留的衣物交还给我，吩咐我换上来时的衣、裤、背心。我说：“外面正是三九寒天，这棉衣裤借给我穿穿，一定还给你们的，请放心。”“不行，别啰嗦，快换上跟我走！”我叹了一口气。暗想，这回又不知去何处，命运是操纵在别人手里，奈何？！
　　到了楼下大门口，一个男狱警接换，押我上车。车里用黑布将玻璃窗罩住，漆黑一团。车开了很久，我单衣薄裤，一路上冷得浑身发抖。忽然车停下了，让我下车，回头一看，是一座荒凉的大院，一幢未经维修过的大平房。进入小间，有一桌、一椅、一人、一只小火炉，皆很旧了。狱警向此人将我交代了一番，走了。
　　此人叫我填好姓名、年岁、住址后，只允许留下一条手帕，余皆被没收。这时，进来一个解放军，此人对他说：“你看守着，我领她进去。”出大门，向左转，彼此一声不响，经过两条弯曲小路，到了另一座同样破落的平房。进厅有几个穿着解放军服装的女人，围着桌子在聊天，见我们进来，一起站立，同声叫审讯员，我这才明白此人的职位。他以平静的态度对我说：“这里是监狱，你要守规矩，要服从这里的规章制度，不可乱说乱动。”用右手一扫：“她们是管理员，你叫她们队长，有事可找她们。”说完，他喊她们到一边，不知在说些什么。我则乘机眼扫四周，观察一下。这是一间不大的圆厅，也是办公室，一张旧桌，桌上有简单的笔、墨、纸，还有电话机，几把旧椅、几个凳子，一只中号的火炉，墙上挂着毛主席像。四面墙上好些毛主席语录。此厅为便于管教犯人之故，整个建筑像放射状设计，围绕圆厅有几条犯人号子胡同与圆厅相通，每条胡同左右有六七间“号子”。后来知道，这里是德胜门外功德林监狱。整个监狱气氛肃杀。

2

　　审讯员走后，一个女队长给我薄而旧的黑布棉被一条，又薄又脏的毯子一条。没有棉衣、棉裤。带我进入一间很小的“号子”，小到地下铺块板外，仅有一尺余的空地。没有窗洞，吃饭时把门开着，透进些光线，狱监站在门口督吃。我冷得浑身发抖，整天在此板上，披着臭被坐卧，度过了三夜。第四天，换了一间约有十二三平方米的“号子”，同样铁栅木门。门上有约五六寸的长方形的小洞，装有能左右移动的玻璃和黑布小帘。“号子”小门斜对面的窗下安置了离地二三寸高的木板，这就是床，也是多用板。吃、喝、睡、写一切活动都靠这块板。一条又薄、又臭、又脏的泥土色的垫毯，一条臭味冲鼻的黑色薄被。进门的左墙角有一个没有盖子的铝皮便桶。便桶左边一堵支离破碎的墙壁，如此而已。房间不小，而在这样寒气刺骨的大冷天，“号子”内外全无取暖炉子。我心想：这也是处罚的一种手段。唉！够毒辣的！此时，我再一次想起鲁迅先生曾说过：“敌人要你死，你偏不死！”我想自己没有做过丝毫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坏事。寒冷！寒冷！人间地狱般的生活逼不死我！
　　这里同样按号声起、睡，一天两餐，到时送饭人喊叫“开饭了”，女队长开门，犯人自己跑去胡同口将饭拿回“号子”。上午玉米粥一碗，咸菜少许（多抓几根就挨骂），下午规定两个玉米面窝窝头。而我开始时，只能吃半个，还有一碗带几根蔬菜不见食油的酱油汤，偶尔有一碗糙米饭或者黑面馒头一个。每顿饭后，由另外一个工作人员送进十五厘米直径大的一小盆开水喝，同样不准向家里要衣物、用具。
　　这里，每天上午、下午去厕所倒两次马桶。有次，我在厕所里边刷桶、边咳嗽，队长在门外故意敞开喉咙（让大家听见）骂道：“妈的！你不知道监狱里不许作声的规矩吗？你在放什么信号？快说！”“没有，咳嗽罢了。我不懂什么信号。”我答。“你还在撒谎，不老实，快滚回号去！”又骂了几句走了。
　　有一个女队长非常恶劣，每次见着她难免不毛骨悚然。有一次，她突然打开铁栅，大声叫：“快出来！快出来！”我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情。她指着门背后墙上问我：“这是什么？”我一看原来是条大毛虫。我火了，立刻用两指夹着它往地下一掷，踩死了。我气愤地问她：“还有吗？”她觉得吓不了我，低声说：“没有了，进去吧。”我暗笑她自己像毛虫一样而不自知，恶作剧能难倒我吗？说实话，在平时我是怕毛毛虫的，但人到这种地步也就什么都不顾了。
　　天气严寒，既无取暖设备，衣被又单薄，昼夜寒气刺骨，无法睡觉，如此长期下去，必然会有冻僵得病的危险。于是，我沿着墙边悄悄地开始小跑运动，借以增加热力抗寒。累了，将臭被裹身，坐在板上歇口气，打个盹。觉得冷了又跑，跑了又息，日夜好几次地跑。这时候真怕一旦被巡逻人从小洞里发现，又将遭受责骂。狱里规定任何时候都不允许说话，不许有声响、小动作等等。故除了开饭，倒便桶和叫提审之外，余皆一片寂静、阴森……活像鬼窟。当我在小跑时，自己的心里是战战兢兢。由于这样的起居和饮食，加上寒冷，不久，我这不争气的肚子像浪潮似的起伏，滚滚作响，虚恭频出，每天接二连三拉稀粪，顿时四肢无力，肚皮皱扁，骨瘦如柴。一摸头发，一绺一绺地掉下，无一根黑色，自己才发现已是白发老人矣！

　　换狱
　　吹号起床刷便桶，
　　餐餐窝头酱汤供。
　　冷冻无暖板一块，（水泥地上放一块板）
　　沿室颠跑御严冬。
　　　　一九六八年春初

　　正在这时候，队长送来笔、墨水、纸，命令我再重新写材料。我又有什么办法？只好捧着疼痛的肚腹蹲在床板沿下写呀！写呀！
　　材料写完，约3月天气，仍然寒气逼人。有一天，好久没有听到的铁门声又“咯啷”一下，一个彪状大汉站在门口，高声喊：“提审！”我比较平静的心情又波动起来，跟在他后面经过一片荒地，转弯抹角，到了一间并不太大的办公室。进屋后，因为我将脑子真空了，就很自然地迅速扫视四周，见墙上挂着毛主席像，张贴好些彩色纸写的语录。进门靠右墙，约有二三十解放军，铁板的脸，挺胸笔直，一排排严肃地坐在梯形凳上。中间一张大审讯桌，桌上有纸张、笔墨、材料、茶杯、暖瓶、电话机，四个男审讯员，依次坐在那里翻阅材料，阵容严肃如临大敌。一个高大、肥胖、长着一对凶神恶煞眼睛的人靠右墙的条桌末端坐下，两腿交叉在吸香烟，看样是主审人。其模样真是令人难以琢磨。我照例站立，心想：真金不怕火炼，人活在世上，活得有意义，死得有价值，一生就算没有白活！我站了半晌，主审员开口：“你写的材料和事实不符！你本来属于秦城中央级的牢狱所管，现在把你送到市级管辖，这说明什么？如再不从实交代，我们会如何对待你，你认真想想！”“我已说过、写过好几遍。实在是想不出什么了。你们觉得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镇静地回答。这一下，四个副审员都火了，一齐伸着脖子，恶狼似的眼睛一起盯着我，连骂带问，什么“娼妓、赖货、破鞋、反动分子”等等，用尽了侮辱人的词句。主审员则时而硬时而软。他们一时扮红脸，一时扮白脸，把戏耍尽。这幕情景迄今忆起犹难以忘怀。
　　每天如此审讯，上、下午两次，一站便是几个小时。有一次问我：“你认识一个姓周的吗？”“有两个，一个是家庭妇女，一个是上海哈同花园老板犹太人的账房先生周管辅。”主审又火了，说：“你总是避重就轻地回答问题。真狡猾。”骂完又问：“你有几个名字？”“我原叫毓英。后来改名董篁，号竹君。”
　　我回到“号子”后静静地思索，为何要问我有几个名字呢？是否他们仅抄到一百八十元（这款系当时从吴秀峰处借来二百元，用去了二十元）向银行查无我的存款单据之故。如此反复又审问了好几天。我像木头人一样，脑袋真空，无所触动。从此，除外调外，不再听到“提审”了。似乎审查已告结束。

3

　　停止提审后不几天，曾恶作剧勒令我捉毛毛虫的女队长不知何故，忽然打开门上的小洞，瞅我一眼，递给一块“灯塔牌”洗衣皂和一把缺口的梳子。自从进此监狱后，大概有四十几天没有梳、洗用具，每晨喝水、洗脸、刷牙都靠一条手绢、一小盆（像汤碗大小的铝盆）热水。内衣裤、手绢脏了，趁冲马桶的机会，抓紧时间在自来水龙头上搓洗，用手甩干再用。因此，突然见到这两件梳洗物，如获珍宝似的。尤其是那块无法形容的洗衣肥皂的香味，给我那不沾五味已久的胃肠提供了活力。我将它放置在床头、枕边。每当临睡前，总是拿它来贴近鼻孔，深呼吸几下，说也怪，立即觉得胃里充实而舒服。在这刹那间，清除了脑海里许多凄风苦雨。随意记下：

　　一块洗衣皂
　　支离破墙何足道，
　　板床便器亦堪笑。
　　山珍海味固佳肴，
　　肥皂胃开香更超。
　　　　一九六八年春

　　无报章书刊阅读，终日无所事事，冷酷的生活是会令人疯狂的。为自救起见，以下便是自己立下每天的生活日程：除了两餐饭，两次洗刷马桶和沿室小跑几圈运动锻炼外，剩余时间，坐在所谓的床板上，先是精神会餐，想着什么回锅肉呀，香酥鸭呀，松子桂鱼呀，干烧冬笋呀，棒棒鸡呀，粉蒸肉呀，芙蓉鸡片呀，鱼香肉丝呀..继则坐在床板上盯注着对面破壁上的裂纹斑渍，心驰神往地想象出几幅有趣的画面。一幅是“庙会”，在一条南北走向的不太宽的马路北头，有座高耸的古庙，东西路旁搭盖了竹棚，不少摊贩出售各色各样的食品、衣物、手工艺品和用具等等。老老少少红男绿女川流不息地来来回回挤看，有的女人搀着孩子走向古庙，有的人从古庙出来，有的兴高采烈地买各种东西。在左边小摊后面斜土坡上的楼房窗口，男女伸头窗外争看热闹。人们来来往往，兴致勃勃地欣赏盛会。另外一幅是“赴舞会”。离古庙不远，有一舞厅，人们在舞池里跳舞。在此舞厅附近，有幢普通洋房，室内布置一般，一位年近五十的高大肥胖的男人，看上去像位绅士，穿着白衬衫，正对着穿衣镜在系领带。隔壁过道里一位胖女人，手拿熨斗埋着头，认真地在熨衣服，想赶快熨好，让这位绅士穿上赴舞会。看他们俩的神情，也许是夫妇关系吧！每次我都看得出神。就这样在人间地狱里消磨光阴。
　　这段时间有好几个月，一直延续到1968年5月，曾随意记之：

　　自得其乐
　　凝眸残壁画二幅，
　　庙会欢歌戏于途。
　　妻急熨衣夫趋舞，
　　囹圄独影人不孤。

4

　　1968年5月，总算允许我填单向家里要衣服和生活用具了。我被批准获得内外裤一套、洗脸巾一条、肥皂一块、牙刷一把和《毛泽东选集》一套。这些东西都放在板床枕头旁，房里顿时有了些生活的气氛。从此生活日程上多了一个读《毛选》的节目。我想趁此机会把《毛选》通读一遍，从此精神上有了支持的力量。
　　8月10日左右，铁门“格啷”一声，女队长进来叫我把东西收拾收拾跟她走。她带我到了另一个“号子”，就走了。这号房里，一位女犯人见我进去一声不吭，立刻站起来主动热心地帮我铺床，刹那间，送我来的女队长转回来，见她在帮助我，将她痛骂了一顿。犯人之间不能有互助的关系，否则就要被怀疑。这位被称为女犯人的就是前煤炭工业部部长高扬文的妻子李蕴。她悄悄地告诉我说：“你的案子放松了，否则不可能离开审查的单独号子，到集体号子来的。”说着又先后进来了三人——日本女犯人、某部长妻子姓余，还有曾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彭炎的妻子阮波。我被隔离审查十多个月，忽然有几个人同住一个“号子”，真是如鱼得水，心境活跃很多。但虽是集体“号子”，却有规定：互相不许说话，不准彼此互问案情、在生活上互助等等。即使开饭时，值班人也只能接耳细声问每个人吃多少。若不小心声音响些被狱警队长听见，不是挨骂就是被处分。事实上，我们总是以一人作眼哨，其余的照样彼此轻声谈论国事、聊天。
　　有一次，我和李蕴同去厕所，刷完便桶回来，号里二人不知为何都面向墙壁罚站，队长见我俩，便大声喊：“快去墙壁站住，不许动！你们这些反动分子不识抬举，今后一个人犯了错，就像现在一样，都要受处分，知道吗？”过了一小时才叫坐下，事后晓得：姓余的不知为何事和女队长回了几句嘴。不几天，日本女犯人走了。
　　“号子”就剩下四人。我们四人共餐，同样饭菜，一小盆酱油汤。每次吃完后，四人轮流用指头刮吃盆边一圈的残油。
　　这“号子”较小，有扇小窗，终年晒不进阳光，冬季又从无火炉，寒气入骨，夏季阴湿。我们四人白天各自裹着棉被排排坐，夜间挤着睡觉。时过十月小阳春后，气候逐渐转寒入冬。我体质虚弱，怕冷不怕热，只好厚着脸皮说：“队长，天气越来越冷，请给我一套棉衣裤。”“你不好好交代，棉衣给别人就不给你。”女队长站在门口毒骂着。李蕴见我这白发老人衣着单薄，便悄悄地打开自己的包裹，将多余的一件棉背心慷慨地借给我穿了。真是雪中送炭，异常感激！出狱后，虽已还了人情，但此情此义，永不忘怀！
　　功德林是所寺庙，坐落于北京德胜门外关厢西侧。据说建于金代。当时曾有僧人设立济养院救济贫饥，传说凡死于此者，尸棺内放四个碗、一把绳，代表马蹄和尾巴。意要死者下世为皇帝效犬马之劳。清朝时设粥厂，施茶、粥、衣、药。光绪二十年成为习艺劳改所。民国二年起军阀政府改为监狱，可容纳一千余人。1928年后关押过大批革命政治犯。新中国成立后，国民党不少将领在功德林受改造出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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