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迺元：革命大学.下篇

© 刘迺元／文

六

　　我们的九组共12人，7名男生，5名女生。年龄最大的比我大3岁，其他的都比我小。大家过去都是学生。年纪最小的姓石，只有十七八岁，刚读高中。组长姓李，上过大学，不知毕业没有，在学校和进步同学一起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搞政治活动，身上的政治家味道比学生味道浓得多。他和见秋同志配合得无比默契，见秋在小组会上发言后，他就发言加以拥护和补充，接着就有几个积极分子发言，对组长的意见表示支持和补充。他们的意见从来是完全一致的。特别是在有关重大理论问题上，更是一致得像一个人一样。每晚学习以后，全班各组组长在班主任办公室开会，有时一直开到午夜以后。后来我听说，班会上各组组长每天详细汇报组内情况和每个组员的言行，帮助班主任（或者说帮助组织）掌握情况进行工作。汇报以后班主任对次日的工作做出指示。再过些日子我又得知，组内的几名进步学生也经常向组长汇报情况，像组长向班主任汇报一样。了解这些，我才懂得他们的关系，何以他们的意见会那样地完全一致，毫厘不差。但这些是我在革大学习接近结束时才知道的。
　　学习的重点问题之一是弄清楚集体主义的重要性。许多东西需要学习，因为许多新鲜事物我们不懂，而我们学过的许多东西是错误的或过时的。现在我们学的理论有一条是任何伟大的业绩都是集体力量完成的，而任何个人不可能做出伟大的事情。进一步说，资产阶级崇尚个人主义，而无产阶级主张集体主义。
　　我有了疑问：个人不可能做出伟大的成就吗？那么李时珍、曹雪芹、莎士比亚、牛顿、托尔斯泰、爱因斯坦他们的业绩难道不是个人创造的吗？我在小组讨论会上提出了这个问题，立刻引起了正在“下组”的见秋同志的注意。他说：“刘迺元的问题很好。大家谈一谈，看究竟是集体还是个人力量大。”接着便展开讨论，讨论得很热烈，发言者一个比一个更为坚决地拥护集体主义，一个比一个举出更多的、更有力的论据，最后得出一致的结论：伟大的业绩都是集体力量创造的，任何科学家或文学艺术家做出的成绩，都是他们同代或前代人的成绩的延续或结果，因此他们的成就说到底还是集体的成就。有一位同学甚至引用了牛顿关于他站在巨人肩膀上的话，说明牛顿也是相信集体力量的。讨论是成功的，见秋同志很高兴，大家都很高兴。使我诧异的是大家的意见一致得出奇，每个发言者都热烈拥护集体主义，从始至终竟没有一个人露出丝毫的动摇和怀疑。说来说去只有我一个人对于这种革命理论提出了疑问，弄得大家批判个人主义的矛头愈来愈指向我，好像我是个人主义一派的代言人。其实我除提出问题以外，一个字也没有说我反对集体主义的理论或者对集体的力量有什么怀疑。另外，牛顿的话通常被理解为表明他的谦虚，和歌颂集体力量是不相干的。但当时会上的形势已经使我看出，我最好不再提出异议，否则只有自讨没趣，于是我就此罢休，讨论就结束了。

七

　　糟糕的是我竟连续地自讨没趣。
　　来到革大的第一天领导就向我们讲清楚，我们是到这里来改造思想的，要用革命理论武装我们的头脑，摒弃过去学的资本主义的理论。同时确定的一条是革命理论必须无条件接受，而旧的理论必须完全彻底地抛弃而毫不犹豫。然而有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包括毛主席的话在内，听起来非常奇怪，并且同传统的东西直接矛盾，所以我必须弄清楚传统的东西确实是错的，而革命理论确实是对的以后，才能决定用什么“武装”自己的头脑。我在小组会上提出问题，是纯粹出于求知欲，是为了弄清楚疑难问题，为了懂得彻底，学得扎实，所以自认为提出问题是完全应该的。然而往往只有我一个人提出问题，别的同学除几个经常不发言的以外，都争着表示完全赞同革命理论，并且争着批驳违背这些理论的旧观念和传统道德，结果我变成旧观念的代言人。全组同学没有一个像我那样做的。很多年以后我才得知，我提的问题其实大家都有，而只有我一个人提出来。我往往弄得十分狼狈，并不是因为我有疑问，而是因为别人不问而已。
　　这次学的文章是毛泽东的一篇文章。毛泽东认为在阶级社会中没有超阶级的人性，只有阶级性，同时驳斥“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提出的”所谓超阶级的人性。
　　毛泽东还批判了“资产阶级主张的抽象的良心”，指出在阶级社会人的良心无不具有阶级性。
　　我觉得这真是创见。把社会分成阶级，我认为是对的，但是他把人性说成是一概属于某个阶级，这就值得考虑。如果这样，美国的人权运动属于什么阶级？各种慈善事业和人道主义事业属于什么阶级？谈到人的良心，自古以来做好事的人有良心，做坏事的人没良心，这是尽人皆知的。如果良心不属于全人类而属于某个阶级，那为什么许多英雄人物行侠仗义，而同一阶级的另一些人却为非做歹？
　　小组讨论会照例由姓李的组长主持，组长在开始讨论时照例要问：“谁有问题？”我正等待这个时刻，于是我就把上面的问题摆了出来。我发言以后静场一两分钟，从大家的目光可以看出，对这些问题大家都很有兴趣。
　　讨论会开得十分热烈，大家抢着发言，有的甚至没有说完就被下一个发言者打断。总结起来，下面就是对我的问题的解答：
　　一、人权运动发生在美国，美国是阶级社会，黑人原来是奴隶，或是奴隶的子孙后代，属于无产阶级，因此人权运动是无产阶级的运动。
　　二、慈善事业以及其他人道主义事业是有钱人帮助穷人的举动，或者说是资产阶级表现同情穷人，充其量是做一点慷慨的姿态，目的是安抚被压迫阶级，平息他们的怒火。（这时见秋同志插话：“这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只是比公然的压迫更为阴险而已。”）
　　三、传说中的英雄人物都生活在阶级社会，当然都从属于一定的阶级，行侠仗义的良心也是有阶级性的。《水浒传》中的英雄属于流氓无产阶级（我很钦佩那位同学提出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这个词）。至于罗宾汉，他本人是贵族，他的良心当然属于贵族阶级，不论他的行为“看起来”多么英勇。
　　这些是对我的问题的解答，发言中大家争着对毛主席的论断表示无条件拥护，而且都能对这些论断进行说明，解释甚至发挥。他们的论点有些不能自圆其说，所以我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然而全组的人已经都变成坚定的卫道者，如果我胆敢再提问题，就会变成十几位鲁滨逊包围中的一个野蛮人，被他们用枪逼着皈依基督教的。于是我表示信服了，讨论会以人的阶级性的理论完全胜利而结束。
　　无论我自己还是那些比我高明百倍的人们，谁也不会想到16年以后，这些深刻的理论能够发挥出多大的威力；谁也不会想到等待着我们的将会是什么。

八

　　又一次是讨论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时发生了矛盾，我又一次和组内多数站在了对立面，说得更确切些，组内多数又一次迅速地一致和我对立起来了。毛主席说：“我们要一边倒，倒向苏联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
　　我觉得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强大而且独立了，好像不应该再向哪一边倒过去。毛主席领导共产党经过艰苦的斗争，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为什么又要“一边倒”呢？
　　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非常迫切地希望得到答案。不久以前讨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结果对我不很愉快，我记忆犹新；但现在的问题不一样，同学们肯定不会比我清楚。阅读以后，见秋同志宣布开始讨论，并且问大家：“谁有问题？”我就说：“我不懂毛主席为什么要我们一边倒。多少年中国贫困落后，依靠强国保护，总是受人摆布。现在解放了，国家强盛了，独立自主了。这一切得来不易，中国如果挺起腰来站直，岂不比倒向哪一个强国好？”
　　我至今记得当时我的感情有些冲动，我热烈希望祖国真正独立，总是担心得不到真正的独立，加上最近感到当局在东北苏军问题上立场暧昧，这些是我激动的原因。
　　大家都看着我，没有人说话。过了一会见秋同志说：“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我的问题都提得很好，但讨论的结果往往对我并不太好。他停顿了好一会儿，看得出我的问题使他有些措手不及。“毛主席不是说过吗？中国只有两条道路好走，不是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资本主义道路，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这显然是给大家的发言作个提示。第一个响应的是姓李的组长，接着积极分子一个接一个发言，内容都是重复的，到下课时间无结果而散。
　　次日继续开会情况就不同了。组内的积极同学连续发言，侃侃而谈，争着说明两条道路的理论的正确性，并且纷纷引用报纸上和毛主席著作上的材料来作为佐证。然后发言的重心转向我提出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一个说，“现今世界上只有左、右或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革命的和反革命的两条道路。这些我们都很清楚了。刘迺元为什么主张中国应该有第三条路？你真地不知道你主张的是什么吗？”我说我真地不知道。
　　“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是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另一个说，“文章的内容非常深刻，必须长时间认真学习才能弄懂。我们不懂的问题太多了：什么叫人民民主专政？为什么要对人民实行民主而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哪些人是人民，哪些人是人民的敌人？这些都是很深的理论问题。”
　　“这些问题要学习多少年才能真正弄懂”，第三个同学说，他学着见秋的口吻特别着重“真正”二字。“刘迺元把这些问题都懂透了吗？”（我说，当然没有懂透。）“那么你为什么对这些复杂的问题一个不提，单单提一个连小孩子都懂的问题？”（我想，果然如此吗？那么昨天你为什么不这样说呢？）
　　接着是轮番追问我，提出这个问题的动机，我究竟有什么目的，我过去是干什么的，做过什么事，我为什么要求中国走第三条道路，最后归结到我为什么站在反对毛主席的立场！现在已经很清楚，这是领导上发动的对我的一次打击。果然，讨论结束以后见秋照例做了总结，他说大家在会上提出很好的意见，讨论会开得比他预料的还好，对此他感到很满意。他说：“这就表明大多数人的智慧。”我再傻也看得出我的处境已经非常不利，如果为自己辩解只能愈弄愈糟，因此我保持缄默。
　　参加革大以来我第一次懂得了，革命大学和我过去所熟悉的大学毫无共同之处。我本来以为在这里学的是政治理论，就像过去在大学学习历史、地理或英国文学一样，现在看来我实在太蠢了。我在这里其实是卷入了真正的政治。如果这也叫做学习，那实在是非常特殊的一种学习方法。

九

　　到1950年初临近毕业前夕，我才经历了一场真正的考验。
　　革命工作要随时作总结，不论战斗、土改、建设，不管什么工作，结束时都要总结。革大的学生也不例外，到一期学习毕业时每个学生都要写出一份《思想改造总结》，简称《思想总结》。按照要求，思想总结应该写出半年以来学了些什么，思想和观点有哪些改变，也就是说思想改造有哪些收获。每个人的思想总结都存入档案，终身保存，作为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思想改造成绩的记录。
　　革命大学的学习从1949年9月开始到1950年1月结束，将近半年的时间。其间我们听了大课，讲课的人有学者，有政治家，还有高级领导人，朱德总司令就亲自讲过一次课。我们进行了讨论，参加了体力劳动。回想起来，所有这些活动我都认真参加了，我懂得了过去从来不懂得的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干了从来不曾想到会干的体力劳动，我干得毫不惜力，自问我的热情比同学不差。我不知道我的感情是否已经改变得接近劳动人民，但正像见秋同志讲过的，我干了活，这本身就是进步。按照张主任的指示，我认真地写了我的思想总结，说明到革大以来学到了哪些东西，改变了哪些原来的看法，同时也认真地提到我有过哪些错误的想法，在组内受过批评。我谦逊地承认自己学习的成绩不及其他同学，保证今后要更加努力跟上去。
　　规定写总结用一周，写完以后每人在小组会上朗读自己的总结，大家提出意见，写总结的人要记下大家的意见，会后对总结修改补充，然后再经过全组通过。通过思想总结就毕业了。通过总结的顺序是事先排好的。第一个是组长（姓李的组长由于表现突出，已经入党），组长下面是积极分子，再下面是别的组员，我被放在最后。
　　意想之中地，开始几份思想总结的通过是不困难的。李的总结一读通过。下面几个人，大家提了一些缺点或本人的分析不够深刻之处，修改补充一下，第二遍就通过了。组内除我以外的另一位大学毕业生，比我大几岁，历史稍复杂，大家的意见较多，也在二读通过了。轮到我时，全组同学都已经无事一身轻，可以集中精力对付我一个人了。当我郑重地读了我郑重写好的思想总结时，大家的反应对我犹如晴天霹雳。
　　“我听完刘迺元的总结感到吃惊”，李组长发言了。“这难道就是你在革大学习的思想总结吗？”（天哪，他倒吃惊了——我想。）
　　“我很耐心地听完刘迺元的总结”，王说。王是李的亲密助手不久以前被提拔为副组长的。“令人遗憾的是，没有一个字提到他半年以来究竟在革大学了些什么。”
　　“我们不想听你学了什么革命理论，干了哪些体力活；这谁都知道。”第三个发言的姓屠，不久以前和王一起入了团。“我们想知道你解放前干了些什么，来革大以前干了些什么。”
　　“你对共产党究竟怎么想的？你为什么说女党员是最丑的动物？”李问我。
　　我立刻感到手足无措，像一个被人当场抓住的窃贼；这确实是我在大约两个月前亲口说的话。主任办公室有一位女干部，负责女生工作，姓潘，大家叫她老潘，尽管年龄也只有30岁左右。她是华北农村妇女，但多年战斗生活的磨炼已经使她失掉了女人固有的特点。她不停地吸烟，牙齿黄得可怕，看来没有刷牙的习惯。老潘总是那么镇静自如，总是那么深思熟虑，对于自己的正确充满了自信，她那沙哑的嗓音和缓慢的语调永远代表真理。这些加上她蓬乱的短发和腰间系的一条麻绳，使我感到我确实需要改造自己的感情才能成为她的朋友。在总结之前约两个月，组内大家闲谈，话题转向老潘。我和同学们一致对老潘的坚定的革命立场表示敬佩。但是当一位同学提到老潘的仪表而有所保留时，我再也按捺不住了。按照我习惯了的夸张的幽默，我脱口而出：“她真是世界上最难看的动物之一种。”大家哄然一笑。当时见秋在场，对于我的调侃，他只笑了笑，说了一句：“老潘是不注意外表。”这件事就过去了。岂知过了几天，部主任李培之在全体大会上讲话时竟对我作了不指名的严厉的批评。她说：“你们当中的人是复杂的。比如有人说：‘共产党的女干部是世界上最难看的动物之一种。’大家说，什么人会这样仇恨我们的党，这样侮蔑我们的干部！”我没曾想一句玩笑话会造成这样严重的后果。李主任的批评清楚地指明了我的处境很不妙，而现在这件事已经被提到思想总结的高度。
　　见秋同志亲自主持小组会，这时他说：“看来刘迺元自己没有把总结写好，需要别人帮助他。大家提问题吧。”于是继李、王二人之后，别的同学接二连三地向我提问。这些问题是：
　　——你为什么反对毛主席关于倒向苏联一边的政策？
　　——你在美国的新闻社都干了些什么？
　　——国民党撤退时你为什么不跟着他们走而留在大陆？
　　——你到革大究竟干什么来了！？
　　见秋同志最后讲话，他说讨论会开得很好（凡批评我的会都开得很好），刘迺元的进步不大，但是他应该感谢全组同学的热情帮助，希望下次开会时能进步一些。
　　当夜我彻夜未眠，这次想不到的打击打得我懵头转向。我问我自己，我究竟怎么了？或者说，见秋同志、李、王、屠、全组同学，和我周围的一切人都怎么了？我放弃了优裕的生活，甘心吃苦，想要为国效力，这难道错了？我不了解这个革命组织，但是出于爱国热情不顾一切地投身她的怀抱，这难道是犯了罪？我真诚地接受教育，真诚地总结半年来我学到的东西，为什么结果受到这样严厉的质问？
　　这些问题使我百思不得其解，可是现在更为迫切的问题是怎样才能把总结写好，才能满足大家的要求而顺利通过。我急切要找个出路，便找李、王、屠三个人，请他们给予指点。李很强硬：“我们不管，这是你自己的事。”接着口气软了一些：“看到你把大家的问题作了笔记，可以作为参考。”
　　我觉得这有道理，于是着手按照大家提的问题重写我的总结。我详细追述了在国际新闻社做了些什么，我为什么决定留下来投身革命，一直到决定投考革大。根据大家的问题，我诚恳地批评自己不该对毛主席指定的道路提出问题，尤其不该不尊重革命的女干部。我用了两整天重新写了我的总结，希望这次可以够得上通过的水平。

十

　　第三天，全组第二次开会讨论我的总结。至此全组甚至全班的总结都通过了，只剩我一个人。通过我的总结，是全班100多名同学毕业以前最后的工作，由此我也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已经到了何等的地步。我认真地读了经过精心修改补充的思想总结。意想不到的是，第二读竟比上次激起全组更加严厉的批评。李组长和积极学生比上次更加愤怒了，全组更多的同学也比上次更加愤怒了。尽管修改以后的总结比上次的长了一倍，但大家说内容并无改进。
　　“刘迺元完全没有自我批评”，李向我开火。“他装作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是对于错误的根源，对于他想过什么、做过什么只字不提。他企图给自己扣一通大帽子，然后在帽子下开小差。”李每有创见照例得到积极分子们的响应，这样我就变成“大帽子底下开小差”的一名罪犯。
　　“刘迺元只是在回答大家的问题”，王副组长接着说，他的洞察力和独创性比组长毫无逊色。“他像一个领导人在开记者招待会。”他的意见也得到积极分子的响应，他们都为自己被当作招待会上的新闻记者感到愤怒。
　　“因此”，李组长认为有必要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刘迺元可以比作一管牙膏，要挤一下才说一点，这叫做挤牙膏式的交代问题。”这时我看到几个人面露笑容，对李组长的幽默表示赞赏。但过了很久我才得知，这个比喻并不是李发明的，这是解放区搞运动早就用熟了的政治语汇。这样一来我又从一位开记者招待会的领导人变成了一管牙膏。不过我担心这管牙膏里的内容已经不多，再挤也挤不出什么来了。
　　不过这次小组会上并没有再“挤”。一直在会上的见秋同志最后发言说，从刘迺元的态度来看，小组会已经不够用，需要更多的人来帮助他。见秋同志说明天要开全班会讨论刘迺元的总结，看看在160人的帮助之下，能不能“解决刘迺元的思想问题”。

十一

　　次日的全班大会使我第一次体会到，组织有足够的力量叫人们做应该做的事和说应该说的话，而且做的、说的都是那样地充满热情和信心，令人听来真像是发自内心的。
　　全班160人坐满了楼下的会议室，都坐在马扎上。会议室当中放了一张桌子，桌旁有两把椅子，一把给张主任，一把给新来的李副主任。张主任宣布开会。他说：“九组的刘迺元的思想总结在组内两读没有通过，今天大家在这里开会帮助他。会上刘迺元读一下他的总结，然后大家发表意见。我们的目的是帮助他认识问题，从大家对他的帮助中也可以看出大家学习的成绩。现在由刘迺元来读他的思想总结。”然后他加了一句：“大家听听，是思想总结呢，还是什么别的东西。”
　　我觉得自己就像法庭上准备认罪的罪犯。我知道这些人都已摩拳擦掌，准备充分，他们的“帮助”大概够我受的。
　　果然，当我读完思想总结时（按照指示，我的总结在组内二读以后未作修改），全体一致表示愤怒。李组长向大会报告了我最新的表现，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他说：“刘迺元在第一次小组会受到批评以后，到处找人帮助。他写好总结后，找我，也找了别的同志，问我们怎样写就能通过。他装出一副谦虚的样子，实际上是在摸我们的底，准备开小差。我们看透了他的企图，因为我们有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武器，他是骗不过去的。”他的话引起全场的一些笑声。李发言后就是各组发言，发言的人一律读发言稿，当然是预先写好的，稿子都很长而且语调强硬有力，发言者有十多个，即每组至少一名，他们一个比一个激昂，一个比一个愤慨，到后来大有把我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气概。有些发言者用李组长的揭发加强火力，表明自己已经熟练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武器。一连3个多小时我蒙受狂风暴雨般的谴责，说我犯了各种可怕的罪行，弄得我感到批判的是一个陌生人。一开始我还像在小组会上那样用笔写下大家发言的要点，后来我听出发言者都在发泄自己气愤的感情，和我总结的内容关系不大，于是时时停下来，最后只好完全不记了。例如一个说：“刘迺元一点不肯暴露思想使我感到吃惊”；一个说：“刘迺元顽固地坚持反动立场，拒绝改造，这简直令人无法容忍”；一个说：“听完他的总结使我非常愤怒”；一个说：“简直不能想象一个人的反动立场竟会顽固到如此程度！”等等，等等。这些发言当然很能表明这些同学“提高了无产阶级的觉悟”，但是对于帮助我认识错误却关系不大。总起来，大家对我的“同志式的帮助”有下列各点：
　　——我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因此思想没有得到改造；
　　——过去我是被美帝国主义雇来进行反革命活动的；
　　——我和革命大学其他同学不同：别的同学是到革大来改造思想的，而我是来破坏思想改造的；
　　——我的思想是彻头彻尾反革命的，现在不知道我是否还在进行反革命活动，建议组织进行调查，等等，等等。
　　最后一个同学读完他的发言稿以后，张主任作总结讲话。他说：“会开得很好（这点我已经很清楚），我们认为这表明同志们学习上的收获，也表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力量。大家的意见都很好，我个人也学了许多东西。”
　　“至于刘迺元本人，我们认为他的思想基本上是反苏反共的思想，在大家的帮助之下，我们希望刘迺元同志”，这里他立刻改了口：“我们希望刘迺元同学接受大家的帮助，老实下来，彻底改造思想。”
　　班会到此结束，接着开了小组会。小组会不长，因为一则全班各组都结束了学习，只有九组因为我的原因还在开会，二则该说的都说了，没有许多好讲，只有见秋同志讲了几句作为对我最后的帮助。他说：“刘迺元应该感谢大家花费了这么多的时间来帮助你，特别应该感谢张主任，他给你分析得多好，多深刻！你应该努力学习，不要辜负了大家的期望。”

十二

　　我在革命大学的最后一天就这样结束了。至此我对劈头盖脸、急风暴雨式的打击已经逐渐习惯下来，能够在暴风雨后整理一下头脑，考虑自己的处境了。我发现自己和领导之间有一种隔阂，这个隔阂至少目前是无法消除的。我更发现自己作了错误的决定，并且来错了地方。革命大学的目的是帮助学生认识错误和进行自我批评的，而看来我是最坏的学生；不过我现在的自我批评倒恐怕比哪一个同学都痛彻、深刻得多：我在谴责自己千不该、万不该到这个地方来！他们是把朋友当作敌人了。难道这就是我的哥哥们要我准备接受的“高度重视”吗？我被谴责成为一个反革命分子，逼着我承认自己从来没有干过的事，否则就过不了关。张主任讲话中把“同志”二字撤掉，表明了对我的敌视。他叫我“老实下来”，这是我平生受到的最大的人格侮辱。我本来对受到不信任是有些准备的，却没有料到这样的局面。我满腔热情报效祖国，难道应该得到这样的回报吗？
　　叫我做一件事，我做了，做得很认真，却招来了批判，并且说我不老实，这样对待一个人算公平吗？这样对待我，将来如何相处？
　　我的处境令人费解（至少是如此），而我的前途不容乐观。然而我毕竟没有绝望，我还在盼望风雨之夜过去以后展现出一片晴空。重要的是我是没有退路的，既来之，则安之，只能义无返顾地走下去。中国没有第三条路，而我是没有第二条路的。
　　就这样，1950年年初在革命大学的这场经历，像恶梦一样印在我的记忆中，永远也磨不掉。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丧失了自信，觉得我是动辄得咎，总是不对的，而那些批判我的人总是对的。然而事情的变化有的出人意料：许多年以后，我得知见秋同志、李组长、王副组长1957年都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看来他们对我运用的那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没有挽救他们自己，而且他们后来得到的“帮助”恐怕比他们给我的只会多些。特别是见秋同志，当时他简直是无产阶级的代表，真理的化身，“左”得惊人；后来才得知，原来他在解放前历史上有些污点，所以在革大表现得那样“左”。可见“左”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而像我这样愚钝的人只能给他们的表演充当道具而已！

阅读排行 点击打开

守护民间记忆
Keep the Memories Alive

识码关注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