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满子自述④大难降临.上篇

© 何满子／口述
© 吴仲华／整理

　　梦难圆，事业难成，却招来重重灾难。从1955年开始，步入另一条崎岖的跋涉之路。两顶帽子戴在头上很沉重，并初尝坐牢的滋味。

　　大灾难的前夜

　　对现代文学理论的论争，同时掺杂着人与人之间的恩怨，我是看到的。对胡风的批判，实话实说，我的心理状态基本上是这样：
　　一、无论胡风的是非如何，我认为总还是属于文学上的论争问题，绝不会超出这个范围扩大到哪里去。用政治手段解决思想问题，过去延安的“抢救运动”，有过失败的经验教训，可说是有史可鉴的。即使当年被批判的如萧军，解放初期书店里还有《萧军思想批判》一书，而我知道，萧军也并未因此而罹大灾。何况共产党主宰的是几亿人口的大国，许多大事正等待着去办，可说是百废待兴，估计总不会因为文学观点的争论而大动干戈的。
　　二、我想这场论争与我不会有什么牵连。这不仅因为我的生活历程中，与胡风本人毫无瓜葛；也不像有的朋友那样，早年就跟胡风主办的《七月》《希望》有密切的关系。还因为，我对胡风的文艺理论有我自己的看法。
　　对现代文学运动，我最倾服的是鲁迅。我读过胡风的文章，但真正对他留下印象的，还是从鲁迅的《答徐懋庸并关于统一战线问题》这篇文章来的；我对中国现代文学斗争的基本认识，也由此而来。但我对理论问题的认识，一向有独立思考的习惯。我有认同胡风理论的一面，也有不大认同的一面。比方他对“批判现实主义”概念的认同，在创作方法及作家世界观的关系等问题，对照我所倾服的马克思的文艺观，觉得胡风是受到苏联庸俗社会学一些影响的。这不大合我的口味。但是，比起那些批判胡风的人完全的庸俗社会学观点，我又倾向于胡风。
　　三、我对文艺圈内的论争和是非，绝不想介入。我始终倾心于学术研究，而不愿陷入文学实践活动太深；何况明知文艺界的一些问题，在一方是统治者，一方是被统治者的形势下，是很难弄清楚的。所以毋宁说，我对文学是抱着一种消极和虚无的态度。
　　当然，从50年代开始，因结识贾植芳的关系，便和震旦大学、新文艺出版社那些后来被判为“胡风分子”的耿庸、罗洛、张中晓等人有了来往。又因为他们同我熟识的芦甸、阿垅认识，彼此就多了层感情联系。他们谈文艺问题，我自然也会表达我的看法。但当时，我确有所警觉，不想介入。老贾曾多次要我见见胡风，我都没有去。梅林在重庆时曾戏称我为“江湖散人”，说我老脾气未改。梅林是我在成都、重庆的老熟人，是知道点我的“脾气”的。
　　但是我的估计和推想完全错了。形势越来越紧张。1952年舒芜发表《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接着发表《致路翎的公开信》，我对舒芜的做法有反感：你走你的阳关道，把朋友抛出来算啥名堂！胡风上三十万言书的事，从朋友的闲谈中，我隐约知道一点，但我仍然觉得与我无关。
　　更想不到，1955年春节那次朋友们在锦江饭店的聚餐，后来成了包罗我在内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大聚会，好像有预谋策划似的。其实，那天是因为从安徽来上海的张禹得了一笔稿费，大家要他请客。本来那天我家是另有人请吃饭的，是岳母的一对老夫妻朋友请我们全家老小。因为觉得同两位老人没啥天可以谈，我和吴仲便去了“锦江”，家里老太带着孩子、奶妈到老朋友家。可见去锦江饭店吃饭纯属一般交往，哪晓得会出那么大的事。
　　所以，在大灾难的前夜，我是毫无思想准备的。1955年5月13日，正巧是个星期五。按西洋的迷信忌讳习俗，“十三”和礼拜五都是不吉利的日子。我向来不在意这些，但这回，我算“服”了。在这一天，报纸上以绝对显著的位置，发表了舒芜揭发“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一批材料。这是舒芜从胡风和他多年交往期间往来书信中，掐头去尾摘录出来加上按语编出来的。这使我大吃一惊，用私人通信罗织成罪状，确是古今所罕见。但同时见到报上胡风的检讨文章，我以为这事也许到此可以基本结束了，那些与胡风交往密切的朋友免不了要作检查，以后自然还要“肃清余毒”。我在想，我该抱什么态度呢？——很难！
　　就在这个礼拜天，王戎来了，说他已作检讨。市委宣传部文艺处要他转告我，我也要作检讨。我想，我同他们之间，和胡风之间，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我干吗要对号入座？到下礼拜二下午，我从四联书店开编审会回来，邻居说是楼下大厅的公用电话接到文艺处的通知，要我回话。我马上打电话找文艺处处长吴强，问找我有什么事。吴强不在，便给对方留下话，有事请再来电话联系。直到这时我还很坦然。傍晚，李正廉来，告诉我中国科学院哲学社科部要调他去北京，调令已来了。这位老弟也是我们常在一起谈天吃喝的朋友，他都没事，我就更“笃定”了。
　　可就在5月17号清晨，发生了可怖的一幕：公安局来人，手拿武器，在家人极度惊恐中抓走了我。从此，我开始了牢狱、流放、下乡……长达25年的艰难跋涉的崎岖之路。后来知道，那次参与锦江饭店聚餐的，都被抓或被关押、隔离反省，无一幸免。吴仲算是最轻的，只停职反省三个月。在外地的，我所认识的早年就参加革命的朋友如芦甸、李嘉陵夫妇，阿垅，也尽入网中，这真是我做梦也未曾想到的。

　　我的名字成了“1046”“1700”

　　1955年5月17日清晨那一幕，是我一生苦难生涯中最难忘的情景。大约七点不到，我刚起床，突然有敲门声。开门见是两个穿便衣带手枪的人。进屋后，一人问道：“你是何满子吗？”我说是。那人说：你被捕了。他拿出一张逮捕证。我像被人猛击了一拳似的，懵了。我看不清那张纸到底写了些什么，只看到末尾的签名是许建国，我知道是本市的公安局长。那么，我是犯了什么罪？我的头脑好像断了弦，一切思想都凝固了，只知道发问：“为什么，为什么？”对方不予理睬，促我穿上外衣，戴上了手铐。
　　这时，在屋里看到这吓人情景的，是我的岳母和十岁的女儿。岳母也惊慌地发问：“为什么？犯了什么事？”得到的回答是：“他自己知道。”吴仲刚从卫生间里出来，看到这阵势自然也吓懵了。但她还向便衣警察要逮捕证看了看。然后想找什么衣物给我，被拒绝。时间就好像凝固在这瞬间。我就要在这么糟糕的情景下向家人告别，这从何说起！我的思想一团乱麻，或者说：一片空白。我曾引为自豪的判断能力到哪儿去了？
　　顷刻之间，我被带上停在门口的一辆小轿车。上车后，手铐给拿掉了。我仍然昏昏懵懵，思想集中不起来。只知道车子七弯八拐跑了许多路，然后到了卢湾区。车子开到一条小街没有挂牌子的一座楼房前（后来知道，这里是建国中路公检法联合办事处）。抓押我的人走了，一个穿警服的来接替看守。我不甘心地又发出同样的问题：“我到底犯了什么罪？”不回答。一小时后又被带上车，拐弯到另一栋楼房。屋里有两个穿军服的办登记。然后搜身，把手表、钞票、钥匙、钢笔都收缴了去，最后连裤带也拿去。我急了，问：“同志，没裤带怎么行？”“谁是你同志！”像一条钢鞭似的横扫过来。“那我该喊什么，长官？”“废话！”我第一次尝到了做犯人的滋味。
　　正要把我关进一间屋子，里面一个人说：“吃了饭再进去吧。”接着向里面打招呼：“中灶。”一会儿饭开出来，有蚕豆有肉，可我哪里吃得进。那人劝道：“吃吧吃吧，要到晚上才有得吃呢。”关我的那间屋子约有10平方米，有地板，一张矮床，有马桶，铁丝网罩住的电灯，不像是监狱。我以为是暂时性的拘留，事情弄清楚就能出去了。
　　房门被关上了，但有个洞（可能是便于监视的）可以听到外面的声音。我忽然听到不远处耿庸的声音，好像是向看守人要香烟。我这才肯定自己是因胡风问题被抓的。这时，我急不可待，要把事情弄清楚，以为这件事说清楚并不难，我连胡风也不认识呀。于是我拼命敲门，要求马上审问。这当然是过于天真的想法，没有人睬你。一个看守人经过，我退而求其次，向他要香烟。他说不行呀，先要审讯员批准才能给。我说为什么别人就行？他去商量了一下，拿来一包美丽牌烟，20根火柴。交代说：“火柴用完不能丢，20根火柴梗要收回去的。”以后知道，这个看守人顶不错，对待我们这些“犯人”，相当宽容和气。我们甚至管他叫“保姆”。可见在牢狱中也会有不同的遭遇，人心不一定都是铁板一块。
　　第二天，我记起进来时交代的规矩：在屋里不许走动，白天不能睡下，只能坐着——坐牢，坐牢，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有事情、有动作，要喊“报告”。于是我高声喊“报告！”仍然是要求赶快审讯，仍然没有人理睬。直到第三天晚上才来提审，这时我的名字已由“1046”取代了。一个苏北口音的提问，另一个戴眼镜的青年做记录。一切按刑事庭询的章程，问姓名、籍贯、年龄，过去有无刑事犯罪等等，还问：“你知道为什么逮捕你吗？”我急切地说：不知道。这正是我所要提出的问题呢。他说：“你不看报吗？”下面就没有再说什么。只是一脸严肃地交代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说在这里老实交代的，就算是进来前坦白交代的。
　　过了两三天，又来提审了。提问的是另外的人。问我与胡风有何关系，又问同芦甸、阿垅、贾植芳、王戎、罗洛、王元化等人的关系，我当然都一一交代了同他们的交往情况，只有问到关于贾植芳的一个学生，我确实不知道情况才回答不出。问到胡风的问题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时，我认为接触到问题的实质了，便老实陈述自己的观点：是文学理论论争问题，不是政治问题；文学观点的分歧，不能算反党反人民的。看来那两三位审问者脾气也还好，没有向我拍桌子。但我看得出，对我的回答他们很不满意。
　　过了三四天，又搬到对门另一间屋子，同屋的还另有一人。后来知道他叫黎天才，曾经当过孙中山的秘书，后来又与汪精卫有关系。我出狱后还在报上看到有关他的消息。他是有资格人士，吃的是小灶；别人不让家属来探望或送东西，他却可以。按狱中规定，不能互通姓名，互通案情，如违反是要受到严重惩罚的。他故意让我看他绣在内衣上的英文名字，用手势表示他的显赫身份。有机会说话时，他对我说：要沉得住气。政治问题如果搞错了，过后就会恢复名誉的。他这句简单的话，当时确给我很大的安慰。我进去后一直很痛苦。因为，我觉得被共产党抓起来，同被国民党抓起来不一样。被国民党抓的是好人，而被共产党抓的总是坏人，那么，我变成坏人了？至少人家是这么看的。现在我得到了启发：是该沉住气。问题总会搞清楚的。
　　我还不时想到那些朋友不知怎样了。耿庸关在这里我是知道的；也知道老贾在这里，是上次审问我之后，在回到自己房间通过走廊时看到老贾的。说来是一次奇遇。本来审问后的人，通过走廊会有一盏红灯亮着，警示对面不能放其他犯人通过。而我这次，走廊上的灯打错了，走廊两头都把人带了出来。当然，我和老贾都不可能有任何表情。我是1046，他呢，我不知道。
　　半个月后，我们又挪地方了。那仿佛是个礼堂模样的大房子，然后分隔成一间间小屋，大约有一二十间吧。我这间，除黎天才又进来了两个人。后来知道，一个是医生，一个是原公安部队十四师的副师长姓张的，被抓前是市民主改革委员会主任，因潘汉年案牵连进来的。在这里，我又听见了老贾、罗洛和李正廉的声音。原来李正廉没有去成北京，也被抓来了，可见也是在劫难逃啊。
　　通过几次审问，我的思想仍不通，被认为态度很不好，我很苦恼。那位姓张的狱友晚上悄悄对我说：“我知道你一定是胡风案（他被捕前已知道发生此案）。你到底想不想解决问题啊？他抓你，你不认罪，不是他错了吗？那你得一辈子蹲在这儿了。你应该把事实写出来——书面上一定要检讨认罪，让他去核对嘛。有事实在，你就不必怕。”这又使我开了窍。第二天，我就要来了纸和笔写检讨材料，把同朋友们的交往情况写了一遍，上纲上线为“反革命串联”。果然，下次审问的时候，对方就有点和颜悦色了，说是“有进步”，但还“落后”。说是贾××已经走在你前面了。我想，也许在老贾面前也会说何××已走在前面了吧？
　　这段时候，从外面来外调的人多起来，我多次接受“提审”。有军方来的，是我在北京“总参”任职的二哥，估计是受到我的牵连而受到审查；有北京、天津、成都来的，也有吴仲的单位来的，也有是因我的关系受审查的亲友处到这里来审问我的。多的时候竟有七个人同时审问，名副其实的“七堂会审”。这种情况继续到9月份才告结束。
　　可是，我的痛苦并没有因为我写了认罪的检讨而松缓。我始终弄不懂，为什么我所拥护的政权把我当敌人？从客观来分析，胡风不过是文学中人，所接触的朋友，也都不像是反对新政权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从关进来就与外界隔绝，不由得我不胡思乱想，甚至想，外面是不是又发生像“高饶事件”那样的大事了？我家里的情况又是怎样？上有老人，下有两个小女儿，我妻吴仲又在承担怎样的重压啊！她能挺得住吗？也许，她要同我这个“反革命”离婚，划清界限了。果如此，我又能说什么，只是孩子太可怜哪。
　　还有最不能忍受的是无书报可读。我从小到大，可说是没有一天不读书的。而现在，好几个月了，在闷气的屋子里空坐着，什么也不做，一天到晚两眼只看天花板和铁桶般的四壁，时间是赤裸裸地、一分一秒过去的，这真叫度日如年。为了打发日子，我强迫自己的脑子找点事来做做。我背四书五经，背唐诗，背小说回目，颠来倒去背。晚上辗转反侧睡不着，屋顶上的灯整晚通明透亮，比白天还显得是白天。隔床老张也睡不着，唉声叹气。就着夜半看守人监视的松懈，我俩便交谈，或做起打油诗来。还记得我的一首《如梦令》打油词：坐牢，坐牢，三月未见分晓。日夜愁思困扰。黄昏直到鸡叫。叫鸡，叫鸡，隔壁胖兄叹气。（胖兄指黎天才）
　　自从搬到这4人一间的牢房，生活待遇差了，吃大灶。但一周洗一次澡，20天理一次发，没有放风时间，这还同前些时一样。有时狱中有些体力活要干，如打扫院子啦，搬运东西啦什么的，便会从犯人中抽出一二人去干，干完后可以得到一小盆水用来洗脚，平时是不洗脚的。吃的大灶饭，勉强能吃饱，但我不喜欢吃南瓜，有时饭菜里有南瓜，我就挑出来倒到马桶里。同屋的那个留日医生（据说是因汉奸案被抓），常在夜里乱闹发疯，也常受罚。看来他是不甘心独自受罚，便去检举我扔掉南瓜的事。于是我挨了训，还受了罚：不许买日用品和佐餐的辣酱等食品。本来照规定是可以买来调剂生活的。
　　挨到1956年春节，宣布可以看报了，真是天大的喜讯。于是，我读到了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读到了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等一些重大的信息。这时牢狱里也好像宽松点了。大概在5月底吧，我被叫去审问，情况也大为不同。和我对话的人有水平，口气也很有把握。他说：“你过去对国民党不满，不一条心；解放后个人主义，吊二郎当。要为群众服务，便要接受群众监督嘛！”我虽弄不清为啥要讲这些，但看出一点苗点，是好苗头。
　　果然，一周后，叫我收拾行李。老张祝贺我可以出去了，还托我出去后得便去看看他夫人。哪知估计过于乐观。我走出关押我一年有余的牢房，同押守的人一起上了一辆吉普车，却把我带到了南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这里，才是名正言顺、大字招牌明写着的罪犯监狱哪。
　　我首先看到的是，除我以外，全是剃光头的。一间约20平方米的屋子，要关十多个人。吃的是一律的盒饭，饭食很差，里面稗子、杂物、砂子都有。以后更知道，其他生活待遇也比卢湾区那边差得多，理发一个月一次，根本不洗澡，每天发两大磁缸水，一吃一用。——出狱后听说梅林一直关在这里，不知他怎么熬过来的。每间牢房都有一名代表（内行人称“龙头”），来为大家领饭食，或干什么公差。这样的“龙头”，因为经常同狱方工作人员打交道，在犯人中就享有一定的“威望”。我就知道，有的“龙头”很厉害，初进去的犯人要受各种折磨，直到对他服服帖帖，听他使唤才罢休。但我没有感到这样的威胁，我们这间牢房的“龙头”，是个规规矩矩的老好人。
　　在这里，生活条件差，但精神条件却比较宽松：犯人间可以讲话交谈；每天放风一次，下雨天可以在室内活动半小时；还可以读报、下棋；每月可送一次“接济”，这是说，可以报名登记，让家里送东西来，吃的穿的都可以。总的来说，行动自由度比卢湾区那边好多了。
　　我的名号现在不是“1046”而是“1700”了。我的地铺床位是在一位神父的旁边。据他跟我说，他在天主教里的职位，只是个副司铎，还不到神父衔头。而大家都叫他神父，非常尊敬他。我对此人印象也特别深。他讲话轻言细语，态度和蔼诚恳，又不乏乐观幽默的气质。他总是热心帮助别人，有人关节痛了，他就给按摩推拿，他有一套好技术。谁有什么困难和问题，他就给予安慰和帮助。每晚他都要用拉丁语做祷告。他知道我懂一点法文，当他看到从窗户空隙处透进来的阳光，不由得感叹地赞美道：啊，Manifique！（漂亮！）我刚到这间牢房时，他端详着我，说：1700，你晦气已退，会走好运的。我愿意相信他所说的。他常和我讲到圣经的故事，说：上帝的世界和世俗的世界两样，上帝的世界高尚纯洁，只有奉献而不求回报。我却说：人类到共产主义世界，也会这样的。他并不因为我不信宗教而另眼看我，总是同样的温和、宽容，常同我下象棋，聊闲天。这对我来说，算是精神上最好的享受了。
　　在这间牢房里，有一个无锡籍的小青年。有人告诉我，这个小青年刚进来时，圆瞪着眼睛把坐在地铺上的犯人一个个看去，说：你们都是反革命哇？我还以为反革命都是凶神恶煞般的呢。我去后，他常来和我接近，我知道他是学京戏的。一天，他忽然要求我教他做旧体诗。我说，京戏讲十三辙，和诗韵不同，而旧体诗是讲平、上、去、入四声的，不相同的。他却坚持说，京戏和旧体诗都讲音韵，有共同的地方，所以想学学。看他有诚意，我也闲得无聊，也就同意教他了。每天给他讲一段，他听得很用心。这个小青年家里很有钱，每月送“接济”时，都要收到一大筐吃的东西，他就分给我一些，是作为给他讲课的酬劳吧。8月下旬又开始报名送“接济”了。我也报了名——但我不知家里怎样了，很耽心。到8月底，我收到家里一份“接济”，是咸鸭蛋、水果、饼干之类，我得到了一份安慰。
　　9月初，上头要我理发、照像。我想是为了存档吧。回到屋里，神父就过来同我握手，庆贺我本月底就将被释放。我奇怪他竟说得这么确切——本月底。原来他已坐牢3年，把抓人放人的时间规律都摸准了。
　　果如神父所说，9月28日上午，就有人来叫了：1700，收拾行李！我同这位有着特殊魅力的神父道了别。11点钟左右，公安局拿来了释放证。这回我清楚地看了内容，没有提到结论。我便问：结论是什么？我要知道。对方说：将来你会知道的。是宽大你的。这时，把原来没收我的东西都归还我了。然后用吉普车先把我送到卢湾区公检法办事处，再换了人送我回家。到家时已是下午快4点了。这场坐牢的恶梦，真到此结束了吗？我不敢肯定，我已经对一切都毫无把握了。

延伸阅读 点击打开

收稿邮箱
chings@aliy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