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竹君：牢狱五年话沧桑③秦城四个月

© 董竹君／文

1

　　我自问于心无愧，心情平静。出公安部大门，押上车，车上是五人。沿途气氛阴沉死寂。几个押送者没有一个说话，有的在打瞌睡，司机态度严肃，一本正经加足马力在黑夜里行进。我则一无所思，只感觉到秋深夜寒、衣衫单薄！
　　车行约一个多小时，才到达他们所谓的目的地。大门口哨兵盘问来意，押送人出示证件后对方放行，一直往里开去。在黑暗的天色里下车，一幢约三四层的楼房呈现在面前。我知道这是监狱。仰头眼扫四空，猛然感到宇宙霎时变黑了！大地在呜咽！
　　几个押送人一声不响，一人引路，两人左右押着我。进了楼房大门后，将我移交给一个五十来岁、身材矮瘦、穿着一身黑色衣裤、面露凶相而目无表情的女人。全楼鸦雀无声。她带我到楼梯后面，问过我的姓名，命令我脱去外衣和毛背心后，从头到脚搜查了一遍，换上曾有人穿过的黑布棉袄、棉裤，并将我的手表、钢笔、眼镜、头发叉子、两块白手绢都拿去了。发结也被剪掉了。她的嘴像被封条贴住似的，板着一副毫无表情的脸，转身带我上楼。我跟在这女人后面，故意放慢脚步，边走边观察。看清楚这楼是新建成的，进大门左手是楼梯，两旁是长过道，有好几扇铁栅门，全楼梯的右侧钉上密密的铁丝网，直到最高一层。这是预防犯人沿楼梯边跳下自杀而设置的。带我进二楼的一间小房（约有五平方米）后，这女人回头就要走，我问她：“请问现在几点了？”她两眼瞪我一下，“快12点了。”后来才知道，这种回答是对刚进来的犯人的特殊照顾，否则对犯人问话根本不回答的，或者干脆来一通臭骂。房间叫“号子”。这间小房的右边角上隔了一间三角形的厕所，里面设有洗脸盆、抽水马桶，马桶背后墙上有个比青豆稍大的玻璃小圆洞，这洞里面看不出去，外面望进来却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有条新的洗脸毛巾，一只旧的搪瓷漱口杯，没有牙刷，没有肥皂，也没有梳子。这房有二道门，一道是铁栅，一道是木门。木门上如厕所一样有一小圆洞，木门的下端离地约有七八寸高，亦有七八寸见方能开关的一扇小门。门的正对面有扇小窗，怕犯人从窗跳楼，所以装置得很高。窗下靠墙安置了一块木板当床，又低又窄，一条带有臭味的黑布薄棉被，幸好有暖气，没有枕头，也无垫褥。我将被子一端卷叠两层当枕头，半叠半盖和衣躺下。心想，到底是解放了，建造这样新式的监狱，还有暖气，家里还没有暖气呢！就是床差些，缺少书桌、椅凳。回想1931年“一·二八”日本侵占上海，我曾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虽是法租界捕房逮捕的，事实上租界当局无不和国民党政府有勾结的）入狱，比起过去，这里的监狱好得多了。那时，是在铁栅门的斗室水泥地上吃、睡、尿……后来，才知道，这里叫小汤山秦城监狱，是专门关押中央高级干部而建造的。当我冲墙向左侧卧时，刚睡着，忽听“托、托、托”的急剧敲门声。我立刻翻身，望见门上小洞有只眼睛在闪射着，吼我一声：“喂，头要露在外面，身子冲门，知道吗？记住！”我方知是巡逻人。睡觉时，电灯通宵不关闭，方便巡逻人检查。天晓，听得号角声，我不知是何事，未理睬它。巡逻人又来，从小洞里喊道：“喂！还不起来，吹号声听见吗？晚上听到便是睡觉，记住！”我赶快起床，叠好棉被，进厕所洗完脸，转身上马桶时，见小洞里又有眼睛探察，把我吓了一跳。出厕所后，正在室内练操，做运动，小洞里又有人大声喊道：“站住，坐下，不许动！”不一会又厉声来一句：“对着门坐端正！”这才知道，随时都有人监视行动。从此，我就很小心。巡逻人都是男的解放军。
　　这里监狱的伙食，早餐是玉米粥、萝卜丝、咸菜；午饭是窝窝头，顶多两个，或黑馒头一个，有时糟米饭一盅碗。菜是半碗，有几小块肥、瘦肉和蔬菜；晚饭亦复如此。每天上、下午各一杯开水。吃完饭将碗筷洗净。每次送饭来时，伙夫在过道里大叫一声“开饭了”，我赶快到门下小洞蹲着等候。一会儿送饭人来到小洞前，彼此动作很快地从洞里递出，接进碗、碟、饭菜，若我手脚慢些就要挨巡逻人骂。
　　当时，自己深感在解放前哪能有这样的监狱？在旧社会时候，我常和人谈论监狱的非人生活，有朝一夕中国解放了，一定会出现文明监狱，现在果然有了。可笑的是，自己却在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进了监狱。
　　每天从早到晚，除三餐外，我老坐在床边面对小洞，两腿交叉，左右摇摆活动；脑筋麻木无所思想。这样的生活连续三四天，腰酸背痛，唯一的办法多去厕所，可以借此活动自在一下。但又怕马桶后面的小洞内有眼察看，怎能呆久呢？俗云：坐牢，坐牢，原来如此。一周后，开始思索到底是为何把我押到这里？也许是要我写材料，那么写自己的，还是写别人的呢？写材料又为什么非来此不可？这运动到底是为什么？自己在反复思索着。《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不讲职位，不分阶层，全面开花，目的何在？百思不得一解。我只能自慰道：“顶多一个月就会放回家。既来之，则安之，等吧！”每天就是这样吃、睡、尿、坐，傻瓜似的等待！一周过去了，两周过去了，什么动静也没有。

2

　　直到11月29日上午8时，忽然“哗”的一声，铁栅开了，木门也开了，见一解放军，他大声道：“提审！”我怎么听也不懂这名词，便问：“你说什么？”“提审！”他答。“什么是提审？”我又问。他火了，两眼瞪着我说：“提审，就是去受审讯，快走，不要啰嗦！”我于是立刻起身，跟在他后面下楼，经过来时曾看见过的好些铁栅门的长过道，解放军边走边回头瞧我。到了审讯室，解放军说：“进去。”他转身就走了。入审讯室，见右边不到两米有一长条桌，桌子后面墙上挂有毛主席像，桌上放了一大堆纸张，一男一女坐在那里翻阅这些纸张、材料。离桌前约有一米多，有只圆凳。女的约四十岁，穿黑咖啡色衣裤，身材矮小，黄皮小脸，一副鼠目转来转去。她双手麻利地掀动纸页，似乎是个机灵女人。见我站着，她板起脸，边整理一堆纸张材料，边用右食指指了一下圆凳说：“向毛主席鞠躬！”我向毛主席像行了礼。她又说：“坐下！”男的看上去有三十多岁，穿一身解放军服，板着一副讨债的脸，瞪起两只圆眼，开口说：“你过来！”我站起来走近条桌。他给我一张和公安部同样的拘留证，叫我在上面签字。我接过来看了一遍，要在印好的“犯人”二字格内签名。当时，我冷笑低声自语：“犯人，犯人！犯了什么罪？”他见我不满的态度，就说：“明天再签字吧。”他把单子拿过去了。同时也叫我坐下。于是，正经地开始问了：“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
　　“不知道。”
　　“这里是监狱！讲讲你的经历，从你有记忆力开始，直到你进来那天为止。”我大吃一惊！
　　“怎么讲得完几十年事情的经过呢？”
　　“非讲不可，不用啰嗦，快讲！”
　　当即讲了些，天快黑了，男的揿了一下电铃，解放军进来，男的对解放军说：“带她回号！”次日上午又去审讯室。男审讯员给我一张印好的现成单子，我一看仍然是拘留证，但上面没有“犯人”二字了，我签了姓名，填了年月日后，继续再讲。于是每天上午、下午，由解放军押去审讯室，叙述经历和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共一周时间。最后一天吩咐：“把你所谈的写成材料交上来！”“既然已说了，为什么还要写呢？”我问。那女的马上把笔往上一戳，抬头瞪我两眼，说：“这里的规矩，你晓得吗？”男的又揿铃，叫解放军带我回号。次晨，另一解放军送来一张小茶几、一把椅子、一支钢笔、半瓶墨水、十张纸，说：“钢笔、墨水，晚饭后要收走，若未写完也可在睡前交。早晨再要，再给。纸张用完可再要，废纸碎片要上交，不许扔丢，给多少张纸，要交回原数。”板脸说完，锁上铁栅走了。
　　从此，每日整天审讯，还要写成材料，十分疲乏。因为归心似箭，狱吏又催，心想越快写完越好。白天受审，夜间在暗淡的灯光下写呀！写呀！一直到深夜才睡。头昏眼花地写了两星期多，总算交上去了。其后，我依然呆呆地闷坐床板上，摇着两腿看望门上的小洞，脑子真空，似乎变成了有动作而无灵性的机器人。又过了好几天，有一天，忽然铁栅锁“咯噔”一声，随即两道门左右大开，解放军靠门站，右手一挥说：“提审！”我一听这二字，惊喜交加。喜的是，也许可以放我回家了；惊的是，未知还要审些什么？这次我走前面，解放军在后了。到审讯室，解放军照例转身关上门走了。
　　这回审讯情况变了。审问条桌坐了三人，右边多了一个半白头发的老头，有六十几岁，身材高壮，面孔铁青，虎视眈眈。如果是胆子小的人，见了他真会毛骨悚然。我刚要坐下，老头大声吼道：“不许坐，站着！”我想这是主审员。原来一男一女是副审员。副审员埋头翻阅材料，一声不吭。气势汹汹的主审员一下子站了起来，左脚踩在椅子上，左手往膝盖上一搁，右手向腰里一叉，两只眼要吞没人似的瞪着我，大叫一声：“你这人不老实，给你这么多时间，让你好好想想，但你一点也不坦白交代。说的、写的都不认错，不悔过，谁要你这些没有罪行的材料？快交代！你知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吗？”一面说着一面气势汹汹地拍着桌子。“你们要我说，要我写，都做到了，还要交代什么呢？”我说。这时主审人大概感到累了吧！身子转向椅子左边，用另一只脚踩在椅子上，换了左手拍桌怒吼：“你们这种货色不识抬举，非要吃些苦头才认错。”审讯的情况和以前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了。但他一下子又放下那要吞吃人的神态，故作和蔼微笑地说：“不要这样顽固，自己讨苦吃，有什么好处？还是尽早坦白，早得自由不好吗？”我站住不吭声，眼看他像孙悟空七十二变似的，感到又好气又好笑。主审叫男的副审员揿铃，解放军进来，他照例一句：“把她带回号去！”我正要转身开步时，主审老头说：“你回号好好想想，把问题想通，这里不是什么好地方。”——一句充满威胁口吻的警告！
　　我回到号房，照例坐在床边摇摆两腿，望着号门心乱如麻！怎么也想不通，到底为什么问题被拘留！为运动吗？谁在害我呢？左思右想，始终得不到答案。说不清，讲不明，究竟要把我搞到什么地步？体弱的我受得了吗？又想到家里孩子不知自己的母亲在何处，她们一定比我还要焦急哟！越想越火，唉声叹气有何用？自己不是没有经过沧海桑田和大风浪，何惧之有？！何况扪心自问，又有何愧？人，往往因为对事物没有正确的认识和坚强的意志，失去信心和希望而消沉。我就此灰心吗？向困难低头吗？不，我应该像过去一样，跌下去，站起来！鲁迅先生有句名言：“敌人要你死，你就偏不死！”话虽如此，但不知往后还会发生什么？我该怎样去抵挡这股逆流，渡过如此凶险的难关？怎样保护自己呢？唯一的办法是将自己的大脑“真空”起来，一如以往所遇，任凭它浪涛滚滚，冲击淹没，听之任之！静以待之！
　　过了几天，解放军又叫“提审”了。审讯还是原来的三人，原样的位置。那女的依然低着头在翻阅材料，见我进入便说“坐下”，态度平常。这时主审开口了，“怎么？想通了吗？”“要说的说了，要写的写了，再也想不出什么了。上次就回答过你们，一点也没有了。”主审眯着两眼，吞人似的问道：“那么你和杨虎、田淑君、杜月笙、上海青红帮等等的关系？还有锦江每天来些什么吃客？锦江的特别间设置的目的？为什么离婚？为何去菲律宾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必须交代清楚，要坦白。”“你们所问的这些问题，我都已一一写下交代清楚了。至于青红帮，我从未加入过任何党派、帮、社、团、会等组织。1929年秋在上海和夏之时离婚后，我相信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因而靠拢党，结交进步分子、党员，做了党的忠实朋友。离婚后不久，曾由共产党员郑德音介绍我去李某（名字忘了）家联系，李某说你上有老、下有少，入党缓一步，还是先解决老少的生活为重，现在是革命低潮，嘱咐我经商来为党工作，为老少谋生计。我接受了他的意见。后来陈同生同志，他是新四军政委、联络部部长，解放后是上海市统战部部长，和我联系过程中也嘱咐了同样的话。并说在白区做一名党外布尔什维克，对工作有利。”
　　“上海刚解放，陈同生对我说：现在解放了，你可写入党申请书，由他和杨帆做介绍人。我将申请书写好正要送去杨帆处签字的时候，杨帆上北京发生了问题。因此，又搁浅……”说到此，主审打断了我的话，拍桌大骂道：“呸！你够得上入党？做党的朋友都配不上！”然后，他又勒令我接着讲下去。“关于杜月笙如材料所说，‘锦江’第一次扩大房屋是杜月笙协助的。‘锦江’对杜月笙协助的答谢，就是每次他来吃饭优先给他好座位。杨虎和杜月笙在‘锦江’吃饭时，杨曾请我出来和杜月笙见过几次面，此外，并无往来。总之，我和杨虎、田淑君、杜月笙的关系在材料里已交代清楚了。关于青红帮人物仅仅闻名而无任何来往。至于‘锦江’每天来些什么客人，‘锦江’是餐馆，只要有钱谁都能进入叫菜、吃饭，全世界也没有例子要问清顾客的姓名才允许顾客进餐。”“你真会说话，”主审插嘴说，“我们问你的是主要顾客，如国民党人、社会名流、帮派头子等人物。”我答道：“营业时间，川流不息的顾客进进出出，即使有认识的，我坐在办公室里也不会知道。”主审又动肝火了：“谁来‘锦江’难道你一个都不知道？”“的确不知道。”我说。“那么，你刚才提到杨虎和杜月笙来过，你又是怎么知道的？”“那是因为杨虎叫服务员来办公室，请我一起吃饭，才知道他们来了。”
　　“你这人很狡猾，不老实。今天到此为止，回号去仔细考虑一下吧！”主审就这样又结束了这次审讯。
　　次晨8时，又被提审。主审问：“你考虑得怎样？想通了吗？”我没有作声。主审老头说：“接着再往下讲！”我说：“有关‘锦江’特别间的设置，纯粹出于生意上的动机。设置特别间等于做广告。这间房间的装修、设备、用具比其他卖座房间讲究些，还装有电话，位置又在走廊末端，颇安静，顾客都喜欢。订座要三四天前。如此而已。”“胡说，你这房间是专门用来搞反革命活动的，你还瞒什么？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你们既然调查清楚了，还问我做什么？”“看看你老实不老实。”我听了暗自好笑。主审说：“你所讲的与事实大有出入，你的问题很严重，你到底想怎么办？”“我已陷在这样一个不容许人说真话的境地，失去了自由，随便你们吧！”我说。“你很坏，那么厉害。我再问你，你周围和你经常来往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你常带头和他们开会，到底干些什么？”“他们都是我的小辈，经常和他们聊天是有的，从未和他们开过什么会。”我说。“听说你很会用人，谁都服你。”我九十度弯腰低头，暗笑会用人亦是罪。你们不研究研究为什么我能用人呢？真好笑！于是这凶恶的主审没完没了地问及日常来往者的情况，同他们之间的关系等等。他是分别提名盘问，并要我揭发、交代。我说：“无论是过去和现在，凡和我交往过的人，材料里都写明了，我不知道的不能胡说。”“你材料里没有揭发任何人。”“没有，我怎能随便冤枉瞎说呢？我若瞎说一通，既对人不利，也增加你们的麻烦。要调查研究，浪费时间和精力，消耗国家和人民金钱。毛主席不是指示要‘实事求是’吗？”我说。主审大怒：“你这三寸之舌好凶，好厉害！”吩咐男的副审员揿铃，带我回号。
　　因为审讯时间太长，回号总是过了开饭时间。饭菜在铁栅门地上放着，凉饭、凉菜带尘吃下。这天晚上我头昏眼花，再不吃安眠药睡觉，怎能顶得住明天的凶狠审讯？我敲门，巡逻解放军一只眼从门上小洞里盯着我问：“什么事？”“睡不好，不能想事交代。谢谢你们给我几颗安眠药。”本想只要说是交代，也许可以通融一下，殊不知解放军叫来一个护士模样的女人，她骂道：“你已要过几次了，告诉你，监狱里没有安眠药。你们这些人真不识相，脸皮厚！”板着脸瞪我一眼，走了。我只好回头坐在板床边，深感审问频繁，逼供蛮横，脑子真空受得了，而身体受不了。
　　从次日起，审讯时不准坐了。每天上、下午，有时一天连审三次，直到夜晚十一二时。每次都是纠缠以上那些问题，审不清问不完，继续好多天，态度对我时而硬，时而软，软硬兼施，变幻无常。恐吓威胁之后，突然改换“闪电”战术，把问题集中到我和杨虎、田淑君的关系上了。气汹汹的主审员说：“已经告诉过你多次，你的问题是严重的，若不调查清楚，怎能随便拘留你。你放聪明些，不要顽固，敬酒不吃吃罚酒。把你和杨虎、田淑君的关系如实交代吧！”“已经说过，也写过材料了。”我说。“你没有如实坦白交代事实的真面目，重新交代！”我忍着一肚子气。
　　“关于杨虎的问题，我在材料里已经作了如实的交代，需要补充的是：1952年，杨虎的填房田淑君因心脏病在上海五原路某公寓去世，身后凄凉。杨虎从北京来电嘱我代劳协办他妻子的丧事，我看在他的情面上，主持了丧仪。关于杨、田事我已说完了。”主审老头听完大发雷霆，说：“你总是避重就轻，说了一大堆都不在点上。杨、田有个‘兴中会’，田还办了‘中华妇女协会’，这两个会干些什么？你协助干些什么？快快交代！”我说：“这两个会我都未参加，他们的这些组织和我实在没有关系。”“田淑君和杨虎除夫妇关系外，还有什么关系？”“她是‘中统’的人。”“那么你知道她在‘中统’干些什么？”“我是听说的，有些什么事实我确实不知道，我和她们往来接触，从不谈政治。因为怕暴露自己的政治面貌。”老头大喝一声：“别人是一问三不知，而你是一问八不知，回号去！”老头揿铃。我回到号房，坐在床沿上，我的内心由紧张而麻木。巡逻人见我不吃饭，从小洞里说：“怎么不吃？”把铁栅、木门打开，叫我拿进饭菜，我吃了一半。
　　次日，不待吹号，天亮便起床了。心潮起伏，难以平静。觉得暴风雨即将来临。吃了半碗玉米粥，又被“提审”。这回经过通道末端左边空角地上，忽然发现一大堆刑具，因刹那间，只看见绳子、木钉板……暗想：这是故意威胁，还是给我上刑呢？啊！吊桶落在井里，由人打水吧！

3

　　进审讯室，主审老头见我便怒气冲天，大声道：“站着，低头！”我愣了半晌不语。“怎么，叫你低头，听见吗？”我心想唯一的办法，只好听从了。“低得不够，还要低！”于是仍然在“兴中会”、“中华妇女协会”的枝枝节节问题上没完没了，纠缠不清。老头又说：“你昨天交代的，说得好光荣、好漂亮，难道你和杨、田没有做过一点反动事？那么干净？他们的反动活动你也一点不知道？干干净净？反而对党是功臣似的。”这时，女陪审员也把钢笔夹在指缝里站起来，整个脸变成了蜡色，道：“已经审讯你好长时间了。你还不老老实实交代，你想想，如果没有真凭实据，能抓你进来吗？你这样顽固，只有自讨苦吃。”年轻的男陪审员也插话骂道：“你们这种女人，只配陪男人睡觉。看你这样子，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混蛋！”女的又接着骂：“不老实交代，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有什么好处？”我一语不发，低头弯腰，由他们辱骂。可是心里怒火燃烧得像要爆发的火山。这样的侮辱，这样的九十度弯腰，连续了好几天，腰酸如裂，站不住，一阵头昏，突见滴滴鲜血落在地上，初以为是鼻血，用手指一抹没有，擦眼，方知血是从眼里流下的！
　　有一次，晚饭后，在另外一间屋里提审，一直审讯到深夜。我忍不住开口：“一日三次提审已好几天了。夜已深，可不可以明天再审？你们也累了，大家安息吧！”这下惹了大祸。主审拍桌大怒，“你好大胆，讽刺我们，叫我们去死？！”我说，绝无此意。老头说：“‘安息’二字指的是死人，你还赖？以为我们不懂，你这混蛋赖货，你敢如此猖狂！”我说：“四川人嘱旁人睡觉谓之‘安息’，这是一句带敬意的客套语。”“你还要强词夺理？胡说，狡赖，你这赖货，枪毙你！”我暗想，他们抓不到错，就在这两个字上大做文章。骂完揿铃。一个约二十几岁的狱警进来。老头将刚才经过的事，向这个狱警叙述一遍。狱警伸手一把抓住我胸脯，拉到了太平间，开口一声：“妈的！”给我一耳光。骂道：“打死你这赖货、反动分子。”举手又向我胸脯一拳，正中曾经患过三个月肺病的左肺，立刻疼痛难受，眼泪直淌。我将手抚摸着胸慢慢揉摩。他还用脚死劲踢我，看我倒下后，他突然停手，像豺狼似的对我说：“我没有打你，是吗？”我瞪着眼，望着他。见我不作声，他想举拳再打。我怒火冲天，但心想，好汉不吃眼前亏。“是的，你没有打我。”我忙回答。
　　这夜，我就躺在这太平间停放尸体的板上。说也奇怪，平时我怕听“太平间”三字，而这夜却无所畏惧，抚揉着痛伤处胡思乱想了整夜。最后还是以“脑子真空”待天明！
　　次晨，将我押回号房。不一会儿，“格嗒”一声，两门大开，进来六七个解放军，问我昨夜为何咒骂审讯员“安息”，我将原话介绍了一遍。经再三盘问后，警告我今后不准再猖狂，说完就走了。第三天打我的那个狱警带医生来给我检查。医生像机器人，只有动作，无言语，无表情。问他什么，皆无反应。我以为他是聋子。后来知道狱里工作人员，尤其是医生与病犯人接触是不准说话的。下午护士送药来，她把两道门全开着，站在门口指着我，拉开喉咙辱骂：“婊子、反革命分子……”骂完把药递给我。令人哭笑不得。

4

　　过了几天又提审了。还是那一套低头、九十度的大弯腰，叫我交代。每天如此审问，当时我已受不了、站不住了。暗想：死在这里是太不值得的。心生一计，说道：“你们不要这样，让我再想想。”这一下，他们如获至宝，高兴了，笑了。那女人细心对老头说：“让她坐下，坐下。”主审老头一反常态地问：“想出来了吗？”“哪有这样快，以往的事是要慢慢想的。”我答道。老头又说，“到时候了，再不交代，可要对不起你咧！”一会儿男的说：“放她几天，让她回号去，再想想。”老头点头揿铃。这样，我竟然得到了休息。回到号房，见饭菜放在床板上，我没吃。“格嗒”门开，一个约十七八岁的青年巡逻警站住说：“饭菜在门外地上放着，是我替你拿进来的，趁热快吃，冷饭冷菜吃了要生毛病的。”心想：上次那人也关心我的饭菜。唉！乌鸦窝里却有一两只凤凰。骤然觉得是雪中送炭，无比温暖，不禁泪下。迄今犹难忘怀！
　　过了三四天，又提审。“实在想不出来。”我说。老头就大发雷霆，喝道：“你到底想干什么？你等着瞧吧！我们有办法对付你。”回到号房细想，这些人如此凶恶，这运动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从此好多天没有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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