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迺元：革命大学.上篇

© 刘迺元／文

一

　　我永远忘不了第一次见到解放军干部的情景。
　　那是1949年4月，我已经辞去国际新闻社的职务，还没有找到工作，所以很清闲。一天下午，我开车回家，看到两名解放军在院里等我。我很奇怪：解放军有什么事找我？但我还是客气地和他们打招呼，他们也很客气地点头。几个月来我每天报道解放战争进展的消息，直到半个月以前南京解放；但是我从来没有和解放军直接打过交道，所以我很注意地打量我的两位客人。年纪稍大的一位大约二十七八岁，讲话的姿态看起来很有份量，但那时解放军官兵不带军衔标志，看不出他是什么军阶。他讲话很客气但很严肃，表现出不苟言笑，大约是长时间处理复杂局面养成的习惯。我猜想可能是一位政治指导员或政治委员。虽然他很有礼貌，但目光中可以看出对于我的生活方式的反感。后来我慢慢懂得自己当时过的生活属于腐朽的资产阶级，应该受到批判的。
　　我开着带有国际新闻社名称的吉普车，住的是带草坪的楼房，这些在他看来想必都是很刺目的。那时我租的房子原来住着联合国救济总署的一名美国官员，他在几个月前随一批国民党官僚一起撤到广州去了。那是一座两层小楼房，房前有草坪可以打羽毛球，旁边是车房，上面有阁楼，后面一排平房是佣人住的房间以及厨房和贮藏室。房子里有全套家具，连窗帘、餐具等一概齐备。当时南京有钱的人逃走大半，房子租价惨跌，房东收我的租金只有原来的1/10。他同原来的美国房客联系过，那美国人寄来一份家具用品清单，请我签名寄回，算是办了正式委托代为保管的手续。从此我就搬进这座比我原来的房子宽敞和考究得多的住宅，我和露茜在这里结了婚。
　　“我们偶尔进来看看，你不必紧张”，那干部对我说，这时我下了车。他接着向我交代政策，说人民解放军只打帝国主义和四大家族，不动人民的一草一木，叫我放心。我听到他把我算作“人民”，心里很高兴。接着他突然问我这座房子和家具用品的主人是谁，我据实一一告诉了他。
　　“有没有武器、弹药？”
　　“没有”，我吃了一惊，“怎么会有那些东西！”
　　这时我才发现他的一只手一直藏在背后，他把手伸过来，手里握着一枝步枪。他问我：
　　“对于这个你怎么解释？”
　　我懵了，迟疑了一下才想起不久以前的一件事。我一直雇用一名司机，主要是为我发电报。自从我的报道工作停止他就无事可做，我自己开车出去，他就在院里东转西转。一次他爬到车房顶上的阁楼里去，那是堆放汽车零件、旧车胎和空油桶的地方，他在那里找到一枝旧三八步枪，还有一个子弹夹，里面有三粒子弹，空着一粒子弹的位置，说明原来应该是四粒。姓万的司机告诉我，枪里的撞针没有了，所以这枪已经不能用。我从来厌恶凶器，就叫老万把这又脏又锈的日本步枪抛在楼房和院墙夹道的废品堆上，从此把它忘得干干净净。那解放军干部问我时我想了一下，才告诉他这枪是怎么找到的。我不知道这是谁的枪，也许是那美国房客的，但他的物品清单里没有这件东西。我没有见过这美国人，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收集旧武器的癖好。
　　“这枝枪我们没收了”，他向我宣布，“居民不允许收藏武器。”
　　“请便！”我说。我不曾想这件事就这样了结，心里很高兴。他拿着枪带着同伴走了，临出门时向我看了一眼，露出对我有所怀疑，而且绝非友好的神情，我并没有放在心上。其实我如果再用一点脑子，就会感到奇怪：他怎么会知道那夹道的废品堆上有这枝破枪的？另外我也应该发觉他一开始就问房子和用品是属于谁的，并不问我的姓名和职业等等，可见他事先已经知道了。进一步说，由此可以看出我已经被官方注意了，只是自己没有觉察而已。然而即使我足够细心，能够想到这一切，并且感觉到这一切，我也万万想不到这件事竟会影响我今后的生活道路，想不到我的司机无意中发现的这件东西，在后来的日子里使我付出多么沉重的代价！
　　这时南京解放两个多月，我和旧金山总社间的电报挂号恰好到期，要想续订需交一笔钱。我已经决定辞职，当然不再把钱花在这上面，所以此后同旧金山的联系是通过国新社驻上海记者陈某进行的。我托陈某打了一个辞职电报给旧金山，同时请他们汇来欠我的两个月的工资。电报打去好久没有回音。我不能再等，便决定变卖手中的新闻社的财产偿付欠款。这些东西惟一有价值的就是那辆吉普车。我把吉普车卖给了刚刚进城的一个军事单位，卖了500美元，恰好还清欠我的工资。事情办完，我特地托陈某电告旧金山，算是最后做了交代。岂料不久以后陈某转来旧金山的回电，告诉我不要卖车，把它交给南京的美国新闻处。同时通过上海花旗银行电汇500美元给我，请我去取。我当即回电说，车已卖掉，钱还清了。汇来的钱我不要，请银行退回旧金山。
　　我就这样结束了我同国新社的关系。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变卖财产偿付欠薪是惟一的办法。那时通讯很不正常，联系不及时，这不能怪我。特别是最后电汇的500美元，我只要签个名就立刻到手，那样我就白白多得一笔钱。他们远隔万里，得知后也毫无办法。然而我还是告诉他们我已经不需要这笔钱，把它退了回去。我觉得我做的事情光明磊落，无论作为个人和新闻社的关系，还是从一个中国人同外国企业打交道的行为准则来看，都是无可指责的。
　　参加革命以后交代历史，我据实陈述了这段经历，自以为这应该看做是我不失人格、不损国格的一件事。谁知竟成了我的一项罪名。1957年处分我的决定上，除无理声称我“曾做情报工作”外，竟指责我曾“盗卖敌产”。当然我是绝无辩驳的权利的。只是由此可以看出，在一切以偏见为指导的时代，对一个人的指控可以达到怎样荒谬的地步！

二

　　1949年6月，南京解放两个月后，我在等待新的工作。我确实是在等待工作而不是谋求职业；我自信以我的能力，应该是新中国政府眼中的宝贵人才，他们一定极为希望我去为他们工作，职业是肯定会有的，并不需要着急。记忆所及，这时我的狂妄自信发展到了顶点，它的根源就是盲目地认定自己是一个既爱国又能干的难得的人才，因此一定会得到爱国的新政府最热情的欢迎和礼遇。
　　机会果然到来了。一位朋友告诉我，外语学校在招生。学校是多年前在延安创办的，现在随解放军进了南京。它的任务是培养外交干部，招生报名处就在原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我想，这个学校对我再合适不过，我和别的学生不同，我并不需要再去学什么，我只要把名字交上去，让他们知道我是谁，他们就会非常高兴地为我提供找到理想工作的渠道，这样我就很容易地进入新中国的外交部了。
　　原国民党外交部对我并不生疏。我做记者时常要去的，我对那些房子比现在在里面工作的人要熟悉得多。原来举行新闻发布会的大会议室，现在用作新生报名处，不过里面的家具、窗帘等都没有了，屋子看起来空旷而冷落。大厅的一端摆着一排各色各样的桌子，供报考的人填表格用，桌子后面坐着几名干部，负责报名手续和解答问题。他们都穿蓝色中山装，只有一个人穿军装。领口的纽扣松开着，都没有刮脸，想来是工作太忙，顾不得注意小节了。实际上他们是真忙，好像一个人要做三个人的事。这些人很和气，对人总是笑脸相迎，看来是有教养的。大家彼此的称呼一律是“同志”。
　　“同志，几时举行考试？”一个报名者问。
　　“这里不考试，同志。”干部愉快地回答，“带着行李按规定日期到这里来报到就行了。”说着他指一下墙上贴的一张毛笔写的布告，接着说：“咱们到北平去。”那布告上说，新生一个星期以后去那里报到，随身携带行李铺盖，换洗的衣服，漱洗用具，一个搪瓷缸和一把汤匙就够了。布告上说学校的校址在北平，各地招的新生在北平集中后开学。学校不收学费，并且免费供应膳宿，去北平的火车也是免费的。
　　我听说过共产党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看来这就是我未来的生活方式了。报名表上有姓名、年龄、性别、学历、工作经历、家庭人口等，我认真地逐项填好。这时我注意看了一下其他报名者填写的表格，我失望地发现他们多数比我年轻，很少上过大学的。入学不经考试，这种制度令人沮丧。我是准备参加严格的考试的，考题愈难愈好，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战胜竞争者而得到政府的重视。不经考试一律收录，说明这种人事制度中文化水平是处于次要位置的。为祖国服务是我向往已久的事，现在刚刚来到服务的门口，却隐隐地觉得一丝沮丧和失望。但是事已至此，回头是不可能的，既来之则安之，除坚决向前走下去，别的路是没有的。
　　南京解放后，我就想回北平去看望母亲和哥哥们，学校到北平去上课正合我意。我帮助露茜整理东西，捆扎行李，她的身体已经很笨重了，所以特地委托一位朋友一路乘车护送她到北平，我自己随学校的大队人马比露茜早几天动身。
　　我们报到的地方仍旧是原外交部的那个会议厅，那里现在人头攒动，都是报到的新生，地上堆着铺盖卷和包裹。南京夏天是闷热的，大厅里散布着人们的汗味。上次的一排桌子已经撤掉，整个屋子是空的，但还是相当拥挤。这时一位干部走到大厅的中央，于是大家说话的声音静了下来听他讲话。他就是新生报名那一天穿军装的干部。
　　“同志们！”他笑着开始讲话，声音很洪亮：“从现在起我们就是革命同志了。我代表南京军管会欢迎同志们参加革命队伍！”他的话立刻激起雷鸣般的掌声。
　　我想，我是来找工作的，却参加革命了。这是为什么？国民党政府下台了，革命不是结束了吗？怎么还要革命？受到欢迎是好事，但我并没有想变成革命者。
　　他宣布全体当晚乘夜车赴北平，大家就在那大厅里等车。我坐在那里，嚼着面包，这是发给每人一个作晚餐的。我环视四周，看到我的同学们都坐在自己的铺盖卷或旅行包上，各自吃着自己那份简单的晚餐。我们都坐在那个会议厅里，我由于来参加记者会过对这个会议厅是熟悉的，但我的同学们大约都没有来过。这时通知出发了，我们100多名新生分乘几辆卡车到火车站去。我走在队伍的末尾，临出门时回头看了看那个地上零乱的空荡荡的会议厅。我感到这世界是变了。

三

　　学校地址在北平西郊，距离颐和园步行约20分钟，在一个大院子里，学生住的都是两层楼房。院里有10多座同样的楼房，各自相距约50米。这是抗战前二十九军的营房，我真希望知道当年的大刀队住在哪里！两层楼房都用木板隔成大小相同的房间，每间约住20人。这些楼房结构简单而粗糙，二楼的地板就是一楼的天花板。木板之间用沥青封堵，许多处的沥青年久脱落了，露出缝隙，楼上的人可以看见下面。
　　那穿军装的干部对我们说，我们现在已经被移交给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半年革命理论，然后回到外语学校。他在营房前对我们作临别讲话，他说我们这些人来自全国各地，过去的行业不同，但都没有学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干革命不懂革命理论是不行的。他说我们现在的这座革命大学不同于以往大家熟悉的任何大学，这也许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所真正的大学。他说，毛主席教导说，“大学者，大家学的意思”，人越多越称得起大学。“这是咱们伟大领袖的伟大思想，你们过去熟悉的大学都是腐朽的旧东西，都应该改造。”他讲得很郑重，我们听的人都肃然起敬。
　　这次讲话给我的印象很深。这种大学的定义真是闻所未闻，除伟大领袖以外恐怕谁也想不出的。然而这却使我懂得了为什么新生不经考试一律入学的道理，人多是首要的，其他可以不计较。我读了四年大学，毕业后过了四年又上了这所新式的大学，却发现原来的大学是腐朽的旧东西！
　　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有两个部，各有约20个班，每座楼住一个班，每个班十几个组，每组十几个人。我被编入二部十四班九组。那位从南京率领我们来的干部走了以后，革大的干部就宣布了各班组人员名单，同时宣布各组一名学生指定为组长。班主任说：“这是组织做出的暂时决定。”从此我懂得“组识”就是共产党，说得再准确些，是负责各部门的党委会或党支部。但我有一点疑问：我们彼此素不相识，现在就指定谁是组长，这恰当吗？然而这时就听班主任接着说：“你们当中有些人习惯于旧的选举制度，可能认为这个作法不够民主。刚才我讲过：这是暂时的决定，大家彼此熟悉以后再进行民主选举，那时可以换人。但是大家将会看到，一旦进行选举，选出的名单基本上会和现在指定的相同。这就表明我们党的民主制度的优越性，我们叫它为民主集中制。你们将来就会相信的。”
　　我吃了一惊：他像是看透了我的心事！他年纪不大，却如此干练！我后来得知他才25岁，和我同岁，但是看起来比我老得多，艰苦的斗争岁月留下了鲜明的痕迹。我还十分钦佩他们办事的效率：很显然在我们到来之前这全套的组织工作就做好了。因此我想，共产党能够受人拥护，取得胜利，自有一定的原因。这里有许多我不懂得的道理。由此可见我不懂得的事不一定不对，“大学是大家学”的问题也许属于这一类。
　　我们每天两餐，早餐9点，晚餐下午4点。吃饭时8个人一组，每组一脸盆菜，主食是红豆小米饭。菜只一盆，饭不限量。那天晚饭吃的是猪肉炖粉条，满满一脸盆8个人吃，数量也远远超过在家时的副食量，何况还有红豆小米饭。那天我们长途旅行之后，都很饿了，饭菜又香，大家胃口都很好，吃得痛快。饭具就是从南京带来的搪瓷缸和羹匙，用起来简单而又方便。只有一件事有些不便，就是按规定要吃饭时8个人围着菜蹲下去吃。我没有蹲着吃饭的习惯，宁愿站着吃。吃饭时我看出，我的同学们大多数都站着吃，只有不到1/3的人从开始一蹲到底。后来得知这些都是农村出身的，他们从小蹲惯了。
　　饭后安排了床位，就开始铺床。房间容得十几个人，但不是同一个组的，因为组里男女生都有，而男女生宿舍是分开的。我们没有床，褥子铺在地板上，各人铺位之间留有足够的空隙放置零星物品和来往行动。我的邻床同学和我年龄相仿，他铺床极为熟练，看起来好像从来就是这样睡的。必须承认他不甚讲卫生，我甚至猜想他也许不刷牙。但他对我十分友好，而且很快乐。他哼着一支奇怪的歌，总是同样的一支歌，大约他只会这一支歌。那歌有浓厚的北方农村的韵调，并且有些女人的味道；后来我才知道他唱的就是歌剧《白毛女》中喜儿的唱段。他只在农村读过初小，能读报和写出自己的名字。我所钦佩的能蹲着吃饭的人，他就是其中之一，这种本领（或习惯）标志着他的家庭出身，也就是后来我们学习中常说的阶级。不久我得知他也是一位组长。这使我明白了一条重要的道理：阶级成分比文化水平重要得多。

四

　　革命大学的生活是紧张的。每天早晨6点起床；7～9点学习（小组讨论）；9～9点半早饭；10点至下午3点半学习（主要是听大课）；4～6点晚饭；7～9点生活检讨会；9点半就寝。
　　我感到最新鲜的事是体力劳动。开学不久，在一次全班会议上班主任给我们讲了体力劳动的意义。他讲的内容很新鲜，而且讲话带着充沛的感情，所以我至今记忆犹新。
　　“你们当中出身于劳动人民的占少数”，班主任指出，“不少人上学读了不少书。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读书是很容易的，书是死的，你读它，它不跑也不叫。杀猪就不像读书那么容易，你捉它，它会跑，杀它，它会叫。你们当中谁杀过猪？”
　　没有人回答。
　　“你们大家习惯于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什么都是现成的。牛肉白面好吃，可是假如谁都不种麦子不收割麦子，谁都不养牛不杀牛，你还想吃馒头牛肉啊？做梦去吧！”他的这句话几乎是吼出来的，同时环视了一下全场，我觉得他看了我一眼，好像他的怒火是向我来的。
　　“同志们”，班主任的情绪平静了一些，“大家到这里来是改造思想，而要改造思想非体力劳动不可。大家要开始学习革命的理论，但是如果没有劳动人民的感情，理论是没有用的。要改造感情就必须干体力劳动。”
　　院子一角有几堆垃圾，原是很久以前拆房留下的碎砖瓦，天长日久，上面倾倒垃圾和脏土，杂草丛生，散发出霉臭味。我们的任务是清出这片地方准备修建之用。整砖和碎砖分别拣开堆垛，垃圾清出运走。坚硬的垃圾堆用镐和铁锹打开铲掉，别的活都要用手做。我们男生干重活，女生干较轻的活。她们负责把整砖和碎砖拣开，每人用一把瓦刀把砖上粘的灰清理掉，然后分别堆放。我想，我年轻力壮，一定能比别人干得好。我起劲地抡镐、铲土，我推的车比别人的都装得多。到下午收工时我竟受到表扬。但是洗脸时才发现手掌上打了不少的泡，当夜就觉得腰酸背痛。这时我才发现体力劳动并不那么简单，张主任讲得对：过去习惯于吃现成饭了。
　　另外一个劳动项目是运肥。院里数百人共有六七个厕所。要随时把粪便掏出运到菜园去，这是男生的活。我们干活三人一组，每组负责清一个厕所。粪便用长柄勺舀到一个大桶里，然后用扁担穿过桶帮上的孔，由两人抬走。装时不能太满以免泼洒，每桶重约150斤，舀粪的装桶时，两个抬手可以等待，他们把桶抬走倒在菜园的粪池里，这时舀的人就可以休息。一个厕所三桶就可以运净，需要时间不超过两小时。这个活实在是并不重，只是粪便的臭味经过搅动变得格外强烈，所以大家干完活都认真地洗脸、擦身、洗衣服，这些卫生活动比干活需要的时间还多。主任办公室有一名干部常到我们工地来察看，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副主任，大家称他见秋同志。一次我们收工以后见秋同志蹲在一旁，很有兴趣地观察我们努力刷洗，有的洗过还不放心，拿到鼻子下嗅一下是不是还有臭味。当天晚上，见秋同志参加我们组的生活检讨会。他经常这样做的，叫作“下组”。他发言评论我们的劳动情况，特别谈到大家收工以后的刷洗。
　　“大家干得很好”，见秋同志从来是先肯定成绩，然后指出缺点，“大多数人是第一次干这样的活。看得出大家都很努力，说明愿意干活，这就是进步。”
　　接着他的态度严肃起来：“但是收工以后像你们这样刷洗是不是个负担呢？你们干了一个半小时的活，洗洗涮涮却用了两个小时，这说明大家洗臭味的劲头比抬大粪足得多。农民可绝不是这样的。”听到这里大家面面相觑，说实话，谁都没有想过农民给菜园送粪以后做些什么。
　　“大粪很臭，这是事实。”见秋同志接着说，“可是大家知道，没有大粪臭，就没有饭菜香。农民不会像你们那样洗的。他也有水，有肥皂，要洗也可以洗，但是他不像你们那样怕臭味。他一个心思想把庄稼种好。多加一勺粪就多一分丰收的希望，所以他爱大粪，不怕大粪和大粪味。”
　　“大家没有干过庄稼活，对粪肥缺乏了解。粪肥是丰收的保证，丰收了一家人就不愁吃穿了。缺肥的地方有为争大粪打架的。人们不怕大粪而是爱大粪。农民也洗脸洗涤，可是和你们洗得不一样，洗得感情不一样。记得张主任讲的感情的改造吗？这个例子就能表明大家的感情和劳动人民的差距。必须经过长久的锻炼才能真正地改造。”他特别强调“长久”和“真正”两个词，着重说明劳动人民的品质是如何伟大而崇高，而对比之下我们这些人是如何鄙琐和渺小。应当承认他是很有说服力的，因为他的话使我真地自惭形秽。
　　我逐渐发现共产党的干部，特别是政工干部大都具有卓越的辩才，能够有力地压倒对方取得辩论的完全胜利。而这种能力之高超和他们的学历是极不相称的。又有一次见秋同志在我们组发言时，举了另一个例子说明知识分子和农民的感情的不同。
　　“拿音乐来说吧”，他说，“你们学生喜欢听四部合唱。有一次城里的文工团在村里表演四部合唱，你们知道农民听了之后说什——么？他们说文工团没排练好，唱得不齐！”
　　实在讲，我就喜欢听四部合唱，从来没有觉得应该把它改成齐唱才好听。然而我们的口味和农民的相差多么远！我信服了，我们都信服了，真需要长期改造啊！

五

　　寝室里有椅子，每人一把，供小组讨论时用。另外每人发一个马扎，备听大课之用。听大课的课堂是一个广场，可以容纳一两千人，有一个用木板搭的临时性的舞台，上面装有电灯和扩音喇叭，以备讲课和文艺演出之用。我第一次看到革命歌剧《白毛女》就在这里——更早地听到喜儿的旋律则是来到革大的那一天听那位邻铺同学唱的。
　　大课主要是由解放区的著名理论家艾思奇讲社会发展史。学生人手一册艾思奇著的《大众哲学》作为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课本。艾思奇的大课每周三次，是《大众哲学》的解释和补充。上大课的那一天，早饭以后大家都带着笔、笔记本和马扎，列队走到广场，各班组都有指定位置。上课以前和休息时各组互相邀请唱歌，叫做“拉歌”，据说是解放区的习惯，各组都有能指挥唱歌的同学。我们学了不少解放区的歌，如《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东方红》《大生产》《团结就是力量》等，大家都喜欢这些歌，广场上歌声此起彼伏，快乐而热烈。
　　艾思奇的课讲得系统而生动，深入浅出，加上幽默和风趣，既好懂又记得住。他讲到虚心可以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时举三国的关云长失荆州为例，说明自高自大必定失败的道理，我至今还能记得。
　　《毛泽东选集》是必修课，读哪篇文章都是统一布置的。我们读了一些主要的文章，其中有几篇给我的印象极深，如《论持久战》，论据充分，逻辑严密，在列举国内、国际和敌我双方各种条件以后得出结论，打持久战中国就会胜利。使我敬佩的不仅是文章的真知灼见，更重要的是这篇文章发表于1938年，那时日本侵略者气势汹汹，国内一片恐怖悲观情绪；能在这种情况下根据科学的论据，为抗日大局指出道路，振奋人心，有这样的才能担任领袖是国家之福！随着学习的深入，我对毛泽东的敬佩也逐渐加深了。
　　阅读是有组织地进行的。学习时全组的人围坐一圈，人手一册指定的阅读材料，阅读指定的段落。读一定的时间后，组长宣布时间到，开始小组讨论刚刚读过的内容。阅读以后照例要讨论，这叫作“个别学习和集体活动相结合”。许多事物是互相结合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认真计划和大胆创新相结合，传统工艺和现代科技相结合。什么都可以和它的对面的东西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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