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罗文：牢狱之灾.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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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转机

　　新的牢房是在“K字楼”里的另一层，两处的牢房却没有区别，规格大小一模一样。犯人都是从各间牢房里抽调来的，年轻人居多，最大的才四十多岁，东北人，木匠。
　　大家一到这里，都有一个共同的预感，似乎会有一个好的转机。互相一问案情，好像都不严重（当然也有不肯说的）。自然大家也随便了许多，“学习”时经常三三两两凑在一起聊天。从看守的举止上，也能看出一些蛛丝马迹：很少对我们严厉斥责，甚至换灯泡的时候敢到屋里坐一会儿说几句家长里短的话。
　　这间牢房才18个犯人，住得比原来宽松多了。更让人高兴的是，这17个人中有两个分别和哥哥住过同间牢房。一位是个大学生，上海人，好像和哥哥接触不多，只介绍说哥哥学问深、乐观。另一个像工人模样的年轻人，和哥哥一起关押的时间较长。他说哥哥戴了很长时间的背铐，受了不少罪，可是非常坚强乐观。还说哥哥知道了我也被关进来，特别惦念我，经常提到我。我感到极大的欣慰！急忙追问他：“他还说了什么了？”“他说，假如我能见到你，替他嘱咐你，一定保重身体。”
　　有一天，终于有了一次难得的机会。那时正值八月，天气热得出奇。监狱突然准许我们去浴室洗澡。
　　浴室在“K字楼”的旁边一排平房里，每队犯人去浴室都要经过我们牢房的窗下（距离也有七八十米）。于是每过一队犯人，我都要从窗户向下望去。如果是在原来的牢房，向窗外张望一眼都会有人制止，但这里随便得多，没有人去管闲事，只要提防着看守就行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大约两个多小时，我终于看见了哥哥。这时我不顾看守不看守，全身都趴向了窗户，只见哥哥依然是那么瘦弱，背微微有些驼，显得头有些后仰；还戴着那副白边眼镜，嘴角露着藐视一切的微笑，手里的毛巾晃来晃去……没错，那就是哥哥！我贪婪地看着，好像这样就能把更多的光线收进眼里。直到他那个队伍走出了视野，我才坐回我的铺位。我放心了——我知道他精神很好。
　　调到新牢房才一个星期，管教（看守的头儿）忽然叫我出去，我跟他进了楼道把口的办公室。他严肃地说：“你说说违犯了哪条监规。”我矢口否认，他又提醒说：“你是不是给了别人东西？”我知道准是给老沙的肥皂露了馅，只好说：“我旁边的犯人不讲卫生，没肥皂，给了他一块。”
　　管教拿出我的肥皂交给了我，说：“一般我们是不会给你的，要没收。你那筒的管教说你平时表现很好，又看你是初犯，肥皂还退给你，以后注意吧。”
　　原来有的人心极细，谁家送什么东西、哪个人手里有什么东西全都记在心里。我的肥皂是灯塔牌，只有市里的居民才供应这种品牌，结果老沙一使用，立即被人检举。那块肥皂连上面的字还没有磨掉。我真惋惜那个检举的人投错了胎，他不应该当犯人，应该当间谍。
　　尽管环境宽松了许多，饥饿并没有减轻。尤其是牢房里年轻人多，饭量比老年人大，饥饿感自然更敏感，所以“精神会餐”经常举行。谁在外边吃过什么好吃的，都会在这里炫耀一番。大家虽然吃不着，却听得津津有味，也许想着不久的将来就能吃到，所以应该先了解下。
　　母亲是个美食家，年轻时做过品尝工作，又经常给我们做各种名目繁多的菜肴，所以我知道点儿菜名。于是我代表北京派，那个上海籍的大学生代表上海派，经常进行比赛。在大菜方面，我们不相上下，于是又比小吃。在小吃方面，我总是败下阵来。往往挖空心思还想不出一个新品种时，人家已滔滔不绝地说出一大串。甚至连巧克力这种洋玩意儿也能详细介绍它的做法。我只好甘拜下风。我这才知道，南方的食品比北方的要丰富得多。
　　我估计我的结果，离不开劳改队或教养所。从那些“二进宫”的人那里了解到，木匠在那里吃香、好生存。恰巧同牢房的最年长者是位东北木匠，于是我拜他为师，开始了“纸上谈兵”式的“学徒”。
　　他很明白我的用意，先鼓励我，冒充木匠没问题，于是不厌其详地告诉我锛、凿、斧、刨怎么使，怎么修，怎么制；一般家具怎么做。幸亏我的姥爷是木匠出身，后来虽然做大了，盖出了北京第一座无立柱的剧场——长安大戏院，但依然对锛、凿、斧、刨怀念有加，以至于我的姥姥虽然不会干活，嘴里却经常念明着这些工具。我从小是她带大的，耳濡目染，好像对木匠从小就不陌生。再经东北木匠指点，顿觉开窍。想不到后来插队真的干上了木工，后来到劳改队确实靠木工少受了许多罪。
　　九月末的一天，又一次大调号。我和各筒道抽调的一百来人，一起被调到“王八楼”里的一条筒道。军代表先召集这一百来人在筒道开会，问大家有什么想法。有一位刚摘下脚镣、年龄偏大、带眼镜的人艰难地站起来，有气无力地说：“我好像看到了一点出路。”那时报纸上正大谈“给出路的政策”。军代表并未作答复，只是说明天就知道了，今天不关牢房的门，只要不出筒道，可以自由走动。
　　大家异常兴奋，终于可以随便聊天了，而且不管你跟谁。有人去找看守搭讪，看守们也一改常态，热情有加。
　　这一宿，许多人都没有睡着。

　　5．学习班

　　第二天，三辆卡车把我们这些人拉到了北郊的北京市第一少管所。
　　原来，我们这些人是托毛泽东“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的福，被送到这里参加第二期学习班的。第一期在三个月前到的这里，在我们来之前全部释放回原单位。这无疑预示给我们美好的希望，但没有人告诉我们一定释放和哪天释放。（一个多月后，轻工业学院一位大学生从这里逃跑，被毫不留情地抓了回来。）
　　这里还有个“学习班”，有五六十人，我们私下叫它“黑干学习班”，成员都是被明确定为“黑帮”的子女，像刘少奇的女儿、贺龙的儿子等，已经在这里好几个月了，好像还没有释放的意思。
　　这的物质条件比半步桥好多了。不仅吃得好（和大学食堂差不多）、吃得饱、床铺宽敞，还给困难的学员发毛巾、牙具、衣服可以到医务室看病，经常组织文体活动。不变的是，每天都要用大部分时间进行“斗私批修”的“学习”活动。
　　学员绝大部分是学生，大学生占多数，只有很少的人是工人或教师。学员中男生又占绝大多数，女生只有六名。共分成五个组，有四五个军代表是领导。前几个组大学生较多，年龄段整齐。我们组有年龄最大的——大饥饿年代关进来的姓杨的“老”大学生，也有年龄最小的——写了一句“反动口号”的初中学生。四个高中生，十来个大学生。第五组中学生较多，大学生较少。
　　老杨在半步桥已经住了七八年了，临来这里的前一天才卸掉脚镣——戴脚镣是对死不认罪犯人的一种惩罚。我问他的案由，他总是说“我也不知道因为什么把我关起来”。对他的过去，他总是讳莫如深。只知道他是1960年左右人民大学的代培生。他曾对我深情地回忆起学校附近有一位孤苦伶仃的老大妈，让他到家里去看书、做功课。老大妈最爱喝粥，每次学校食堂卖粥，他都要把自己那一份匀出半碗给老大妈送去。后来他突然被速捕，也不知道这位老大妈现在怎样了。
　　最让我难忘的是“5·16”头目张建旗，钢铁学院大学生在半步桥关押时，据说受尽折磨。关押一年多，始终戴着镣铐，背铐半年，后来转为前钱。到学习班时，已患上肺结核、肝炎、肾炎等多种疾病，瘦弱不堪。为了得到较好的营养和治疗，他假装承认自已做错了，军代表十分高兴，大会上对他进行了表扬。待他身体稍有好转，立刻声明，承认错误是为了活命的权宜之计，坚决不承认以前有什么错。前期学习班释放了张建旗以下的几个“5·16”头目，军代表又把他们之中的几个人请回来，劝张认错，张把他们痛骂一顿还是不认错。后来虽然他也被释放了，可惜听说不久就因病去世了。
　　同样也忘不了一位“人大”学生，在“斗私批修”中把自己驾了个狗血喷头，说他自己从来就没有自已的灵魂，总是谁势力大就跟谁走，总是充当打手角色，按他们当地话，叫这种人为“驴狗子”。讲得很生动，骂自已也毫不留情，军代表特意让他在大会上讲演对自己的批判。
　　不料没多久，学习班里一男一女两位大学生，据说密谋组织“反革命集团”。军代表召开全体大会对他们进行批判，同时宣布逮捕，重新入狱。这位女生在会上突然说，一切活动那个男生都不知道，全由她负责。这个大学生立刻用块脏抹布塞进那个女生嘴里，对她还又踢又打，再一次当了“驴狗子”——可见入的秉性有多难改。那位女生（外语学院的）后来听说被判了死刑。
　　有时我常想，人很像鸡。你看农贸市场里的鸡，眼看着笼子里的同伴一只只地被捉出去，在自已面前被宰杀了，它还在那里若无其事地啄食。
　　可是，你能怪鸡么？
　　元旦快到了，军代表们要求各组编排文艺节目。别的组年龄段相近，人员整齐，纷纷组织合唱、朗诵、舞蹈等节目。我们组有男有女（只一位），有老有少，高矮胖瘦反差极大。如果整体上场表演合唱，没等唱就会把观众逗得前仰后合。于是我结合这些人的特点，编了台独幕话剧《过年》。虽然剧情还离不开当时的俗套子，总算把这些人都用上了。我当仁不让地成了男主角，那个惟一的女生（翁如澜小姐）是女主角。不料，刚演了几场预演就出了岔。
　　翁小姐是中央美院的高材生，叶浅予的弟子。文革时以画“群丑图”闻名天下。不料，“群丑图”中的人物一个个相继解放，她的日子也就日益难过。后因莫须有的里通外国罪将她逮捕。她碰巧和我分到一组，更碰巧又和我分成同桌。
　　翁小姐不仅画画得好，针线活也堪称一流。她见我的外衣已近于褴褛，用几个业余时间缝补得改旧如新。因为是同桌，常在一起执行打水、打饭等值日工作。时间一长，发现共同爱好很多，逐渐变得无话不谈。
　　一天，同室一位同学，气愤地告诉我隔壁一个“联动”分子，炫耀他抄家打人时的一件流氓行为：他们垂涎一对华侨夫妇如花似玉的女儿，就借故到华侨家“破四旧”。先用皮带将华侨夫妇抽了个半死，又当着他们的面去抽他们的女儿，直到把衣服抽开抽破，展露裸体为止。由此又起了我对文革初血腥暴行的愤恨，久久不能平静。
　　晚间“学习”时，我忍不住问翁小姐对文革暴行的看法，她也有相当多的感受。会上不能交头接耳，于是我们在一张纸上写了不少痛恨暴行的话。
　　没想到×军代表正利用夜色的掩护，在窗外观察我们的动静，把我俩的小动作看得一清二楚。看到时机已经成熟，突然跳到我的跟前，大喝一声：“把东西拿出来！”
　　按他“朴素”的感情想，一定以为我们在传递什么定情的信物，所以没有急于立刻动手来抢，只等我乖乖地交出来。不料我趁他不着急之时，偷偷在课桌内将字纸撕得粉碎。前边说的那个“驴狗子”听到动静，早已从别的屋跑到我们小组，急忙向军代表汇报：“他把纸撕了！”
　　×军代表这时才知道晚了一步，忙命令来人把我拉走，让众人全力以赴拼回字纸原貌。同时宣布我与翁小姐受“反省”处理几天后，那张字纸无论如何也没能恢复原貌。×军代表对我的反抗行为却耿耿于怀。既然“反省”了，不能再参加演出。可是少管所职工干部认为那个话剧不可多得，非让一遍又遍演不可，于是男主角换人。女主角一时找不到换的人选，翁小姐又没有公开对抗，所以还让她担任。
　　这时，社会上的上山下乡工作已进入后期，如果我此时不回学校就没有山乡可上下了。1969年1月初，65中工宣队的人乘一辆吉普车将我接回学校。临走前，军代表的负责人让我给哥哥写封信，劝他“好好改造”，也“争取宽大释放”。×军代表也不再对我板着面孔，诡秘地对我说：“你这么小怎么就想搞对象呢？”我急得涨红了脸，分辨说：“我只把她看成是大姐姐……”“别说了，女的大了更知道疼人，嘻嘻。”
　　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由他去想吧，总算比发现纸上的内容结果好。
　　改革开放后，翁小姐去了美国。

　　6．出狱后知道的

　　我被拘留的同时，母亲和弟弟罗勉也同时被关进工和学校去被“群众专政”。
　　母亲已经是第二次被工厂关押了。
　　第一次是文革初期，“破四旧”、“揪走资派”时，身为摘帽右派的母亲当然难逃劫难——被剃成阴阳头，衣服上缝块显眼的白布，上书“右派分子王秋林”。
　　本来每天陪“黑帮”们挨斗，下班可以回家。但是应了民间句俗语——黄鼠狼单咬病鸭子。有一天，母亲在写每天的例行“认罪交待材料”时，把结尾的专用语“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的“无”字漏掉了。没有“无”字，无非是语句不通，谈不上对毛泽东有什么不敬。红卫兵可不这么看，没有“无”，就是“有”，意思就相反，就是这句口号的反意，于是罪加一等，关押了好几个星期。
　　一天的下午三点多钟，母亲被释放回家，她用自己编织的贝雷帽遮住了半个光头，在胡同口脱下了缝着布牌的外衣，一进院子就招呼说：“罗文、罗勉，快，把衣柜腾出来。”
　　我们看到母亲回家，非常高兴。但是，又不解地问道：“为什么要腾空衣柜呢？”母亲爽朗地说：“孩子，咱们把它卖啦。一会儿就来人拉。”
　　变卖东西，我们早已习以为常。从1957年以后，父亲被送去劳动教养，一点收入也没有。母亲也成了“右派”，受到降薪降职处分。七口之家只靠她70元的工资。要供我们四个孩子上学，述要度过三年大饥饿的年代，不卖东西怎么活？卖到文革期问，值点钱的东西早没了，红卫兵抄家又洗劫了一次，可变卖的东西所剩无几。
　　母亲拿到从信托公司得到的衣柜钱，立刻到街上买些议价（定量供应以外的）鱼肉，一来庆祝家人团聚，二来改善一下我们的生活。她的口头禅是：“吃进肚里，才真是你的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才刚过去一年多，母亲又受子女牵连第二次被专政。她好像已经习惯了，随看押的人到家匆匆拿走一些日常用品，急急忙忙义走了，一点也不知道这次要关多久，是否还能回到这个温暖、和睦而又残缺的家。
　　幸亏父亲在不久前，经一位教养难友（戴叔叔，也是右派）介绍，到营口一家工厂当临时工，侥幸躲过了对他的专政。
　　弟弟当时还是初中三年级的学生。关押他的理由，除了是遇罗克的弟弟、参与过《中学文革报》的活动以外，还因为在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怀疑过“真理也有阶级性”这个口号。
　　罗勉一被关进学校，除了让他交待为我们这个“反革命集团”做了什么事，也接着批判他的“阶级斗争熄灭论”。
　　他同班的好友王嘉材，也因为参加了我们《中学文革报》的工作被学校关押21天。
　　两个月后，罗勉被释放回家。
　　两个月无人光顾的屋里，还是临走时被搜查过的凌乱不堪样子，桌椅上已积了厚厚的尘土，存放的米面也生了虫。父亲自从去营口做工一直不敢回来。
　　罗勉先去看望母亲，看见她还是被剃着阴阳头，身上穿着缝着布牌的衣服，认认真真地打扫工厂卫生。见到罗勉异常高兴，尽量装做平静地说：“我这里还好，也许不久就能回家，你还是给你哥哥们送些东西，再看看你姐姐吧。”
　　弟弟为我和哥哥打了两包行李，送到了半步桥，又把家中仅存的几斤白面，捡出里边的虫，做成一袋炒面，放入一点糖精，准备去茶淀农场看望被教养的姐姐。翻遍了各个角落，只找到两元钱，而到茶淀的火车票还要两元多。幸亏有大串联的经验，买了张站台票就上路了。
　　为了防止犯人逃跑，劳改或教养农场都远离车站。弟弟为了省钱，走了十几里才到。管教干部一看炒面，批评弟弟说：“就知道享受！别学你姐姐的资产阶级思想，要加强思想改造。”弟弟说尽了好话，又看在年幼的份儿上，总算答应收下了炒面。
　　姐姐被叫出来，事先她接到了弟弟的信，有了思想准备，见到弟弟之前眼圈早已红了，但是她不能让眼泪掉下来，否则队长会呵斥甚至中止会见——“你哭？你觉得委屈啊？你说你‘接受改造’原来全是假的呀！”她要装做高兴——像过节那么高兴，要拉着弟弟的手欢蹦乱跳，感染得他也不能让眼泪掉下来。让他明白必须装笑、装轻松，才能让旁边监视的队长放松注意力，才能说上只言片语的心里话。更重要的，是一个小纸条，写着密密麻麻小小的字，全是她对哥哥的关心和思念——在这里仅有的一次“外调”，她是怎样驳斥的。她希望能设法转告哥哥，尽管这种可能微乎其微。在她拉住弟弟的手的时候，就势塞给了他。
　　相见只允许十几分钟，他们想要说的话是那么多！“爸爸、妈妈都好吗……姥姥呢，她的气喘怎么样了……学校对你们……”惟独对她最担心的哥哥，却只字不能提！
　　十几分钟飞快地过去了。在分手时，她不知道何时才能见到这可爱的小弟弟——她从小最爱的、从来未和他吵过嘴、打过架的弟弟；她曾把他写进小学作文里，做为全班范文贴在墙报上整整一学期的小弟弟；这小姑娘般、腼腆、可爱、温柔、懂事，听话的小弟弟。当两个人都站起来，即将道“再见”的最后半分、几秒钟里，她抱住了他，哭了——连声音都没有出，只是刷刷地流泪，弟弟也只能这样……不得不分手了，姐姐一步一回头、招着手，直到进入教养院的大木头门，弟弟还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盯着她，流泪摇着手……
　　弟弟当天没有走，就等着第二天还能相见的一次机会。
　　第二天天还没亮，他已来到路边。等呀等，终于看到黑压压的人群走过来。一队队的人流在凌晨黝黑的天幕下无声地走过去，只听到踢踢踏踏连成一片的脚步声和队长们的吆喝声。突然，他在一个队伍中发现了扛着锹的姐姐，他招手，姐姐也看见了他。
　　他哭了，她也哭了。
　　队伍很快过去了，姐姐也随着人流一步没停地走了。走了很远，他还看见姐姐在用袖口擦眼泪……姐姐通过模糊的泪眼时不时地回头望着他，直到他的人影越来越小越来越远。
　　到了工地，她仍频频引颈张望——那绵延的土坝上，不是他么？他，变得只有火柴盒大小了，还在那儿一只手臂高举，向天招手。他明明分不清人群中哪个是姐姐，却知道这样做姐姐能看见他。姐姐再也忍不住，任凭眼泪直淌，跑到一个高土包上，也向他高高地招着手臂。
　　也许他看见了，因为他好半天没有走。
　　监工的队长装看不见。几个一块干活的女“教养分子”们，有两个，泪水也出来了，不住地擦；另外的几个，眼皮全红了，忍着不哭……
　　到车站的这十几里，弟弟是哭着走回去的。
　　弟弟回到北京，手里没有钱，又怕有人去家捣乱，没敢回家，投奔到母亲开工厂时雇佣的三轮车工人——王叔叔的家。在那里受到很好的照顾，一直到母亲被释放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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