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迺元：抗日胜利

© 刘迺元／文

一

　　抗日战争胜利了，但是胜利带给人们的有欣喜，也有苦恼。打败了日寇是大喜事，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母亲激动得落了泪。战争的结束是突然的，国民党政府的官僚们匆匆忙忙地飞回来接管丧失给敌人的大片领土，飞回来比逃走时还快。不久，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逐渐暴露，人民的欢乐也逐渐变成失望和不平。
　　全国光复，我也在大学毕业了，我们不必在上海继续住下去，就和母亲回到北京，在北沟沿租了一处房，和母亲、二哥一起住。伯父的老朋友童先生介绍我到中国大学做了一名英文教师。中国大学是现在人民大学的前身，校址在西单，就是现在的教委。日寇占领时期英文课都停办，连大学生也几乎没有学过英语。我教法律系三年级的英文。我才21岁，学生都比我年纪大，多数在25岁左右，有的恐怕有30岁。得到这个工作我非常高兴，以为施展本领的机会到了。工作以后我的情绪逐渐低落，原因有二：第一，学生的水平很低，我的能力远远超过教学工作的需要。他们穿着十分考究，显然要比我有钱得多，但他们的素质令人失望。男生有的像生意人或公务员，有的干脆像流氓。女生则浓妆艳抹，不像正经人。这是和大学生毫无共同点的混杂的一群。他们并不认真上课，出席人数多则二十几个，少则只有四五个，弄得我教他们的热情直线下降，最后是学生不愿学，我也不愿教。第二，教师的薪水低得可怜，我这个讲师的月薪只够买两三袋面粉，另外教师不论职位高低，每人每月发面粉一袋，据说是为了保证教师至少不会挨饿。但是这种保证也未免太可怜了。后来我才得知，政府职员的待遇也是这样，单靠工资是无法生活的，大家必须各自寻找路子弄钱贴补，于是贪污腐化就是司空见惯的事了。我在英文杂志上读过一篇犯罪学家的文章，说公职人员优厚的收入是防止腐化的有效保障，因为如果收入丰厚，人们就会爱护政府，并为自己的职务感到自豪，结果腐化行为就为人所不齿。中国的情况与此相反，政府不受尊重，也就不能指望人们廉洁奉公，努力工作。
　　经伯父介绍，我从1945年底在北平市政府外事处做了一名英文翻译，同时担任中国大学教书的工作。同事们提起政府的腐败无能，无不满腹牢骚、怨声载道。谁都没有干劲把工作做好，想做好也没有条件。有一次市政府的一位官员会见美国外交官，我担任翻译。美国人问了一些问题，都是那官员职权范围之内的，谁知他竟张口结舌，茫然无知。那美国人带着鄙夷的神态离去。我对这次翻译工作感到受了屈辱。
　　这就是抗日胜利后国家的状态。我怀着满腔的热情等待着这一天，准备为自己的国家出一把力，我的热情随着政事的腐败逐渐下降，我感到失望和愤懑。这时通货膨胀、生活困难，我必须找一个待遇高的工作。正巧美国派马歇尔来调停国共战争，北平成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美国代表团招考英文翻译，我考取了，从此就在军调部的翻译科工作。军调部是由国民党政府、共产党和美国三方面组成的，它的领导机构是由张治中、周恩来和马歇尔组成的三人小组。我们这些翻译是受驻北平美军雇用的，待遇比较高，月薪折合60美元左右，按美元兑换率随时增加，不受通胀的影响，因此当时我的收入比几位哥哥都高。
　　我是经一位华裔美国中尉考试后录用的。他对我的英文十分满意。我从1946年2月开始工作，三个月以后他就委任我做改稿工作，负责汉译英稿子的修改。不久又叫我替他考试前来报考翻译的人，我变成了一位主考官。我初次尝到发挥特长、得到承认的滋味，这是我走出校门以后第一次感到幸福。我在军调部接触到不少美国军官，大多是校级军官，他们很有教养，工作认真而有效率，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
　　东交民巷原美国兵营驻扎一支美国海军陆战队，北平街头时常见到美国兵，他们是一群快乐而又活跃的小伙子，又充满着好奇心，往往做出可笑的事情。一个美国兵雇了一辆三轮车，付了车费，请拉车的坐上去，他自己骑车沿大街飞跑，惹起旁边的人一片笑声。人们对这些淘气的把戏并没有反感，只觉得有趣。倒是美国政府对国民党的过分慷慨和国民党政府对美国的全面依赖令人十分不快。军调部在长春有一个分部，1946年秋季我被派去做首席翻译，在长春住了半年。孙立人的新一军驻在长春，一次我见到一支新一军的队伍从路上走过，从武器到服装一色崭新的美国装备，甚至军阶符号也照抄美军制度，一丝不差。我不了解美国执政者究竟想干什么，但是他们如此挥金如土，培养一部完全美式的战争机器，这本身就刺伤中国人的自尊心。人们纷纷议论说，日寇统治东北的伪军刚刚消灭，现在就出来美国扶植的傀儡军队！美国的做法和日寇惊人的相似，国民党政府又是那样地腐败和对美国百般顺从，这和美国宣称的对华无私援助是矛盾的。所有这一切从此在我心里投下对美国怀疑的一片阴影。

二

　　我和一名美军上士的摩擦激起了我的强烈的民族自尊心。
　　上面说过，1946年秋季我在军调部长春分部工作。我们的办公楼属美军驻地，里面有一个美军小卖店供应美国官兵们日用百货，中国雇员也可以买东西，但一律用美元付款。店里有一名中国雇员，协助一名美军上士卖东西。我们常去买东西，和那中国雇员就熟识了。有一次我和两位同事去那小卖店里买过东西以后，和那华籍售货员闲谈，当然讲的是汉语。不料那美国上士突然大发雷霆，把柜台一拍吼道：“这是美国军队零售店，在这里只允许讲英语，不许讲别的语言！”
　　他那种傲慢粗暴的态度激怒了我们几个人，我特别愤怒，回办公室以后我们决定有所表示，于是由我执笔写了一封抗议信给军调分部美军的后勤主任格瑞夫上校。信中我是这样写的：“我们是中国人，这是中国领土，任何人也无权禁止我们在自己的国家使用自己的语言。我们了解美国人在这里是来帮助中国的，那位负责零售用品的上士的态度同美国军队来这里的目的是不相符的。请你注意这件事的严重性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抗议信很快就有了反应，次日格瑞夫上校请全体中国翻译人员到他的办公室，庄重地向我们道歉，请我们原谅美国上士的“不正确的态度。”他接着说：“然而请你们理解上士出于他的职责，希望知道店里发生的事和店员同顾客交谈的内容，因此我们请求大家，”他特别着重“请求”二字，“在小卖店尽量讲英语。”
　　格瑞夫的态度为大家所接受，我代表大家向他道声“谢谢”，问题就解决了。以后我们去零售店时尽量避免同那华籍雇员打交道，那上士的态度也有了改进。
　　我对美国的信任和敬意开始动摇，而美国的威信也江河日下。1946年年底北平发生了美国兵强奸北大女生沈崇事件，这件事激起轩然大波，北平大批青年学生上街游行示威抗议美军暴行。游行队伍攻击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驻地，我的工作所在地军调部也是攻打咒骂的对象。一些窗玻璃被石块打破了。美国军人奉命暂时一律不准外出，但我们的工作并没有停顿。我走在街上听人议论游行的事，可以看出示威的学生是得到普遍支持的。我也是青年人，大家反对美军，我却为美军工作，我感到不光彩。

三

　　国民党从1947年向共产党大举进攻，内战的火焰愈烧愈烈了。当然还不能说美国业已全盘失败，但军事调解已经完全没有可能，军调部也就准备结束了。翻译人员陆续被解雇，最后留下十几名处理结尾工作，我是其中之一。我们知道不久都要走的，大家都在打算另找工作。一天上午我坐在办公室，从外面走进一个美国人，他年纪比我大几岁，中等身材，穿着朴素，短发，斜挎一架照相机。我的办公桌上有一块牌子上用英文写着：“总编辑”，他大约以为我是负责人，便径直向我走来。
　　“我是美国国际新闻社的记者”，他很有礼貌地自我介绍，同时递给我一张名片。他叫西摩·托平。“我需要一名翻译为我译一些中文报纸，每天早晨从7点到8点工作一小时，每月工资30美元，报纸订费在内。你能推荐一位吗？”
　　我看出他的消息很灵通，因为此刻到军调部来找人正是最恰当的时机。我同时感到自己的运气不错，好机会及时送上门了。我就对他说：“我自己去试试好吗？”
　　他高兴地同意了。次日我便和托平谈妥，在军调部辞了职，领了最后一个月的薪金，当年的4月1日便到托平的办公室去工作了。
　　这样我便离开了军调部，我在军调部工作了整整一年又一个月，差不多从军调部本身的建立直到结束。我对军调部的性质和它的宗旨非常赞成，甚至充满了敬意，因为美国是在帮助我国实现和平，而我在这里的工作也就是参加了这一崇高的事业。工资高，也使我更加喜欢这个工作。由于上述的几件事，我对美国的信任有所降低，对于自己这个职务的热情也不那么高了。军调部结束之前，我已经打算另谋出路，以便脱离和美国政府的直接雇佣关系。现在找到国际新闻社这个非官方的单位感到很满意，以为从此结束了这个不太理想的职务。我做梦也想不到后来在我的上级眼中军调部是个多么丑恶的地方，也更想不到我在军调部短短一年的工作历史竟在我后来几十年的生活中投下可怕的阴影。
　　我在托平那里工作了两个星期，他就调到南京分社去了。临行时托平对我说，他有可能调我到南京去作他的助手，将来培养我成为一名记者，问我喜欢不喜欢这个职业，我说我很愿意做个记者，他就走了。托平走后，北平的国际新闻社记者换成魏少根，是德裔美国人，同时担任英文《北平时事日报》的总编。于是我就为魏少根译报纸。没有几天，我就发现他对我的态度有些傲慢，很像我小时见过的蔑视中国人的那些外国人，这是我最厌恶的人，因此心里已经有了几分不快。有一天我晚上睡得迟了，起床晚了些，迟到了半个小时。我立刻主动向他道歉，保证以后不再迟到，并且告诉他我可以加速工作，迟到造成的损失是一定可以弥补的。
　　他不等我说完就打断了我：“我对你一定做得到什么并无兴趣。我只知道你迟到了，给我的工作造成不便！”
　　我再也不能容忍了。我想，我在这里工作是和你处在平等的地位，对我呼来喝去是不行的。我猜想这个家伙这样对待中国人大概已经习惯了，得叫他清醒些。于是我爆发了。
　　“我对你的方便与否也没有兴趣！”我吼道，“现在我对你说句心里话：我恨你！从第一天见到你我一分钟都没有喜欢过你！现在我辞职不干了。把钱算清给我！”我暴怒了，当时假如他敢还口我是会像狮子一样扑上去的。他没有料到竟会惹起我这么大的火气，于是口气软了。
　　“算了，算了”，他勉强地憋出一丝笑容，“刚才我的话不好听，对不起，咱们还是一起工作吧！”
　　“我说过我不干了”，我丝毫不为所动，“我说话是算数的。我在这里一分钟也不想呆下去。你另外找个傻瓜来给你干吧。把钱给我！我要走了！”
　　我很清楚：这样一来他确实要感到不便了。他不仅得不到当天报纸的消息，而且除非当天下午就另外找到一名翻译，连次日的消息也看不到了。他耸耸肩，一声不吭，样子有些狼狈。这使我正中下怀，暗暗高兴。过了一会儿我就带着一个星期的工资骑车回家了。从此我和国际新闻社的联系就暂告中断，直到一年以后我才去往南京，和托平到了一起。
　　这是我和人吵得比较凶的一次，是长期压抑的情绪的爆发。更进一步说，这种情绪来自我的自尊和民族感情，来自不顾一切地保卫民族尊严的决心，而产生这种决心的原因是从幼年种下的对外国侵略者的仇恨。另外，我早年读的文学作品中的英雄人物的形象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喜欢模仿他们那种坚强的气概。过了很久回想这件事，我认为自己有些缺乏涵养。辞职是可以的，我一定不干了他也没有办法，但是我应该留下两三天，容他有另外找人的时间。我确实做得有些鲁莽了。那年我23岁。

四

　　一年以后，即1948年春天，托平从南京来电报，问我肯不肯到南京去做他的助手，条件照分手时所谈。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电报是由魏少根转给我的，因为托平不知道我的地址，也没有想到我那样快就同魏少根分手。魏少根很费了些事才找到了我。这就表明魏少根是比我有涵养的。我回电给托平告诉他我愿意去。于是买了飞机票，于1948年3月8日到了南京，托平开了吉普车在机场接我。
　　我就这样开始学习做一名记者。托平本人是很优秀的记者，他很真诚地教我怎样采访，怎样积累信息，怎样写稿，还买新闻报道方面的书送给我，应该说，他是我很好的老师。但是我必须承认自己不是一个好学生。首先，在这以前我并不关心时事，不注意读报，我绝不是一个消息灵通的人，而消息灵通是当新闻记者的首要条件。至于政客们和政治集团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的不公开的活动，我懂得更少，而这些往往在中国的政治变化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类消息在报纸上是看不到的，它们大都来自记者熟识的有关人士，而这样的朋友我很少，也不善于去结交他们。结果我只能依靠报纸、新闻稿和广播等作为主要新闻来源。我的采访对象大都是老练的政客，他们一眼就看出我不是个精明的记者，往往不肯多讲，结果是有经验的记者可以弄到手的消息，我却往往得不到。实话讲，做记者做了一年多，我始终没有入记者的门。
　　1948年，托平调到一个较大的新闻社，留下我一个人支撑国新社南京分社。我当然代替不了托平，在正常情况下，会从美国另派一个人来接他的工作。但是他们并没有派人来，因为他们很清楚，共产党不久就要取得政权，西方通讯社能够活动的日子不多了。因此他们只能继续用我，这样至少可以得到日常的新闻，直到分社结束。我当然懂得这一切，于是我便继续尽量发些消息，维持着这个局面，到1948年6月主动辞了职。
　　上面说过，在整个一年又三个月的记者生涯中，我始终够不上一个真正的新闻工作者，然而我的报道是客观而全面的，我的新闻内容主要是战争的进程，我客观而及时地报道了共产党在军事上的胜利直至解放南京，推翻国民党政府。旧金山总社经常寄给我美国报纸刊载我的新闻稿的剪报，这些是我工作成绩的记录。有一次因为准确地报道了蒋介石在最后的关头准备“引退”，为此得到了“祝贺”电报（实际就是表扬）。可惜我在一年多里只被“祝贺”了一次，而比我能干的记者是经常得到的。

五

　　我在新闻工作上进步不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这个时期我恋爱了，并且结了婚，这占去我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我到南京以后过了一个月，就请假到上海去看望父亲的老友权老先生。我住在权家，受到热情的接待，并且见到了权老先生的孙女露茜。早在上大学时我就见过她，那时她才12岁，现在过了7年，她已经是19岁的大姑娘了。我称她的祖父为“老伯”，所以算是比她长一辈，她虽然只比我小5岁，却叫我叔叔。
　　权老伯比父亲大10来岁，官阶高一级，他是总领事，父亲是副领事，而他在宦途中比父亲精明百倍，他们同时服务于外交部数十年，到抗战爆发，各自辞职回国，父亲囊中空空，而权先生却是一位富家翁了。他到上海就在法租界买了两处房产，都是三层楼房，一幢自己住，一幢租出去吃租金，过着寓公的生活。我小时他很喜欢我，我在大学时有一次到他家去，他对我说：“小伙子，你可得努力学习，你没有靠山的。你爸爸穷啊！”这一半是开玩笑，也有一半是鼓励。
　　露茜是长孙女，最受祖父的宠爱，从4岁起就跟着祖父在国外生活。现在在上海复旦大学英文系二年级学习，家里另外还有一位美国教师教英语，一名犹太教师教钢琴，过着公主般的生活。我本想在他们家住一两天就走的，不料感冒发烧了，就住下来休息。露茜拿药给我，坐在我床边的椅子上和我闲谈。她刚洗过头发，一手拿着梳子，一头长发披在肩上。我忽然发现她已经是一位美丽的少女，不再是7年前被祖父命令“弹钢琴给叔叔听”的小女孩了。
　　“我羡慕你，叔叔”，她说，“你能干，能独立生活。我很愿意像你这样独立生活，可是我不行。”
　　“你不需要自己谋生”，我说，“你是个小姐，什么也不缺。”
　　“叔叔，你不了解我。爷爷很疼我。但是我不在父母身边，又离开了兄弟姐妹，我感到这不是我的家。何况柯先生不好，我害怕。”说到这里她的眼圈红了。柯先生是她的姑丈，没有正当职业，长期住在她们家里。
　　我觉得一股同情心油然而生，但我懂得这正是她所希望的。女人的名字是软弱，而女人因为软弱才可爱，因为软弱才激起男人保护她的欲望。当女人向一个男人倾诉另一个男人的坏处时，就是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的好感了。从此以后我们就时常见面，我的病很快就好了。我开始约露茜出去玩，我看得出她祖父不仅默许她和我来往，甚至是很赞许的。过了一个星期我回到南京，次日就接到她的第一封信。接着就每天有书信来往了。

六

　　过了8个月，1949年1月1日，我们结了婚。露茜感到无比幸福，因为她爱我，而且从此有了自己的家。她告诉我，她祖父对这门亲事极为赞同，因为我不仅有本事，而且挣美元，将来会更有出息的。但露茜说她自己不是这样想的，她爱的是我，不是因为我挣的钱多。这是由衷之言，所以我们是非常幸福的一对。
　　恋爱半年多，接着就是婚后的家庭生活，这占去了我的精力，我在工作上用的工夫就很少了。形势在迅速变化，不久以后就要另谋出路，这也使我对于当时的工作不过是应付而已。共产党的人民解放军1948年底占领了北平，现在准备过江攻占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日子已经不多了。中国在经历着天翻地覆的变化。作为一个青年，特别是一名新闻记者，我应该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局面。
　　在这种动荡不定的时刻结婚成家，这显然是不可取的。更糟糕的是4个月以后露茜怀孕了，这是我最怕的事情。于是我陪她到妇产科，大夫检查后证实她已经怀孕。我露出为难的样子，大夫就问我是否要做人流，我坚决要求做。但是露茜更为坚决地提出反对，她不赞成我说的当前不能要孩子。她说孩子不是负担，她早就盼望着有个孩子，盼望给我生个孩子，现在有了孕她非常高兴，这是她的宝贝，她宁死也不愿做人流，说到后来激动得声泪俱下。露茜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坚定过，到此我发现她不仅是一位恋人和妻子，而且是一位母亲。如果残害这个胎儿就是亵渎一位母亲的感情，何况如果孕妇本人不同意，是无法做手术的，于是我妥协了。
　　婚后生个孩子，这是人之常情。我不想要孩子是因为我们的前途尚在未定之数，而露茜反对我的顾虑，她说她有决心为了我、为了孩子受苦受累，绝不后悔。谈了半天，最后决定不做人流，要这个孩子。这是人性战胜了反人性，正常生活方式战胜不正常手段的结果。然而后来事态的发展表明，这个决定尽管极为正常，却是个可怕的错误。可惜我们没有未卜先知的本领，假如当时能够预知女儿生下以后的遭遇，那一定要尽力阻挡她，不让她来到这个世界。

七

　　上面说过，北平是1948年年底解放的，接着1949年春季解放了南京。作为新闻记者，我对事态的发展是了解的，所以我对于发生的变化认为是意料之中的。所有西方国家的新闻机构都开始撤走，我身为中国人，何去何从到了决定的时候。总社从美国给我的电报要我随国民党政府取道广州前往台湾，那样我的工资就会从每月250美元加到350美元。如果我愿意，我也可以到总社的远东部去工作，但机票困难，只能自己去，不能带家属。不论到哪里，必须立刻决定，因为南京就要实行军管，那时到南方或出国都不可能了。
　　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难于决定的问题。面前摆着的几条道路是截然不同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生活道路，并且一旦走了哪条路就要一直走下去，走一辈子。所以这次做出的决定是最后的、不能更改的。
　　一个人飞到美国去是不能想象的。美国是中共的对头冤家，去了美国就休想回来。我舍不得我的祖国、亲人和刚刚结婚的妻子；把这些一并抛开，单独去到异乡别国做个流浪汉，那还不如死掉。这条路是不能考虑的。
　　带着露茜到广州然后去台湾，这可以考虑，那样我可以继续工作，收入也会多些。但国民党政府已是日暮途穷，很难说还能撑多久，也很难说不久以后共产党会接管台湾。上面说过，对于国民党我从来没有好感，跟着这样腐朽的政权东跑西窜我是不情愿的。我还不到25岁，我多么希望能够和别的青年一道努力工作，一道建设我们的国家，而绝不愿意把自己的前途交给一个垂死的政权。所以这条路也排除了。
　　第三条即最后一条路是留下来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在一年多的记者工作中，我对中国共产党了解得多了一些，我自己就不止一次报道过八路军的胜利以及这些胜利是怎样取得的。我对共产党有了大致的概念，知道他们是些聪明、勇敢和勤奋的人。早年听科鲁克等人讲的一些知识现在得到了证实和补充，这一切使我对共产党产生了敬意。但除军事方面的消息外，我对共产党在经济、文化以及对外关系方面的活动知之甚少，共产党将来会怎样治国，我完全不知道。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他们是爱国者，对日寇作战勇敢，得到人民大众的拥护。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就不可能战胜比自己强大多少倍、用美国武器武装到牙齿的几百万国民党军队。中国需要的正是一个爱国的、贤明的政府来领导全国战胜贫困和落后，走向独立和富强。我感到应该留下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国效力，只是对共产党太不了解，觉得心中无数，彷徨犹豫，很难下定决心。
　　正在这时，二哥和三哥从北平来的信解决了我的疑难。这是北平解放5个月以来的第一封家信。信是津浦铁路通车后第一趟列车送来的。两位哥哥从来比我关心国事，因此对共产党的了解比我多得多。他们懂得共产党的政策，也对我讲过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战争。记得1946年我开始在军调部工作不久，一次谈话中我说了“毛泽东”的名字，他们立刻纠正说：“我们都称他为毛主席。”现在他们的信帮我拿定了主意，决定了我的前途。
　　这封信有十几页，是他们写过的最长的信，而且是两个人合写的。信中说：“我们理解你的处境，猜想你也许会出国或跟着国民党一起走。希望你千万不要这样做。现在全国解放在望，我们多年来国富民强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你不了解共产党和毛主席，他们是了不起的人，他们的领导是英明的。”
　　接着就谈到我面临的具体问题：“战争即将结束，建设国家的伟大任务就要开始。这需要许多有能力的人，越多越好。以你的才华，你一定会得到人民政府的重视，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你早就想干外交工作，现在机会到了。国家富强了，做外交官是幸福的。父亲干了一辈子外交工作，因为国家贫弱，政府无能，总是郁郁不得志。你将成为比父亲幸运得多的新一代的外交官。”
　　我很佩服哥哥们对我的现状和思想这样了如指掌，并且感谢他们及时地帮助我做出重要的决定。我对哥哥们一向尊重和信任，现在北平已经解放了近半年，他们一直住在北平，所以他们讲的共产党的伟大是毋庸置疑的。哥哥的劝告打消了我的犹豫，我终于决定留下来，将来努力工作，报效国家。
　　我想到共产党历来反美，我曾在美国单位工作过，他们会不信任我，起码一开始我很可能要受到怀疑和猜忌，对此我要有所准备。另外，我听说他们和农民打成一片，官兵和工作人员的待遇很苦，两位哥哥的信里特地提到这一点，他们相信这不会因此影响我的热情和决心，而且他们认为困难只会是暂时的，不要很久经济好转，大家的生活都会提高的。我想，我并不怕吃苦，何况这几年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远远超过一般人，与此同时千万同胞却在浴血奋战，历尽艰辛。我是有愧于革命人民的，为了这一点我也应该多奉献，少享受，准备吃苦。
　　问题就这样解决了。我毕业4年来一直在外国机关工作，现在终于要为自己的国家服务了。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四处流浪的孩子，最后回到母亲的怀抱。这个母亲要我吗？相信她会的，因为共产党要建设国家，我为的是同样的目的。我受得了苦吗？这更不成问题，我年轻，身体好，干劲足，吃点苦不算什么。我为自己终于做出决定感到高兴：这是个崇高的志愿，开始会苦一些，以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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