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迺元：参军.上篇

© 刘迺元／文

一

　　我和露茜于1950年11月7日离了婚。我们是在解放战争最激烈的最后阶段结婚的。婚后度过了动荡、焦急和失望的1年又11个月，最后解除了这段荒谬的、错误的婚姻。
　　上面讲过，露茜小时生活比我优越得多。在南京结婚时我的收入可以维持和她祖父家不相上下的富裕生活，可惜我的福星并没有照得多久；婚后几个月我就辞去收入丰厚的工作而接受革命教育，而她只能住在我母亲家里度过产期。露茜小时就见过我的母亲，叫她“刘奶奶”，母亲对这个本来是“孙女”的儿媳是很疼爱的。她把寝室腾出给露茜住，因为那是家里惟一的一间小些的单独房间，为此母亲自己只好睡在外面大房间的单人床上。
　　我们回家后身无分文，我的每月250美元的收入改为人民币6角的生活津贴，只够买两包香烟。二哥和三哥的工资是全家的经济来源，他们的收入本来不多，加上我和露茜，再加上要生孩子，就显得更加拮据。好在哥哥们素来都不分彼此，对于我带来的经济负担毫无怨言。母亲更是多年来习惯于粗茶淡饭，善于勤俭持家，虽然是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加上孩子就是六个），她还是安排得很妥贴，没有缺了大家的饭食，而且每周买一只鸡炖汤给露茜吃，增加她孕期的营养。一家人过得和和睦睦，太太平平。对于这种生活露茜是有思想准备的，到我家以后她过的大概是有生以来最简单的生活，她也没有怨言，并且同大家相处得很好。但是日子一天天过去，她的苦恼便逐渐严重了。她怀着孕，身体不舒服，丈夫不在身边，只能周末见一面，一个人住在这陌生的家庭里，对她再好也不免感到孤单。好不容易星期六见到了我，便不由得发点牢骚，说想念南京的生活，这里生活枯燥，怨我不够体谅她，不陪她出去玩，等等。她哪里知道我在革大受到怎样的对待，我的苦恼岂止是枯燥而已！我被人“帮助”了一通，回到家就希望得到理解和安慰，哪里还顾得陪老婆去玩！日子长了，两人开始吵，而且吵得越来越频繁。
　　我们之间的分歧主要是关于目前和将来怎么办的问题。她认为孩子出生以后她要立刻找工作，而为了找工作她要参加革命大学下一期的学习，因为只有参加革大才能有工作。我反对这个计划，因为像革大那样的学习到处都可以得到，找工作的渠道也很多，不是非革大不可；更重要的是孩子生出以后，她应该留在家里照顾孩子，免得把负担加在母亲和哥哥们的身上。她同意了，说她一定把孩子带到够上日托的年龄然后再找工作，于是我放心回到革大。一周以后我回到家，她却改了主意，趁我离家时在革命大学报了名。这使我非常恼火。
　　“咱们不是商定你在家里再住几个月以后再找工作吗？”我问。
　　“不错”，她说：“但是我改了主意。你在革大毕业了，思想跟上了形势。如果我不学习就要落后，你会不爱我的。”
　　真是荒谬绝顶！但我还是耐心地解释，我说现在全国各地都可以学到革命理论，我自己在革大不是个好学生，她不参加革大我也不会不爱她，我希望的是她能体贴我和母亲的困难，多替全家和孩子想一想，多帮助全家，帮助全家也就是帮助了我们自己。她无论如何听不进去，我发火了，她哭起来，当夜两个人都没有睡。
　　露茜当然懂得，我在“参加革命”以后便不可能供给她我们在南京的享受。她都知道，并且保证可以受苦。一年半以前她在妇产医生那里也保证过，为了孩子她“干什么都愿意”。现在她把这些保证都忘掉了。后来我看出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健忘的问题。她的家庭的经济地位比我家高得多，她从小是一位娇生惯养的小姐，而我是吃粗茶淡饭长大的，经济生活不同，对于困难的承受能力的差别很大。她在困难的环境中表现出十分脆弱，这种脆弱使她充满着怨气，两个人的矛盾便日益尖锐了。英国人说在洒满爱的阳光的地方没有贫穷的阴影，可惜这时我们的贫穷已经遮住了爱的阳光。
　　我在革大和家庭两面夹攻之下，感到世界真是到处是黑影和魔爪。不到半年的时间，我已经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体重减轻了30斤。一次和堂兄弟聚会时他们看见我竟然感到吃惊，说是瘦得变了样子。我一再和露茜长谈，希望达到和解，避免悲剧的结局，但每次的结果都是她痛哭失声，我大发脾气，弄得不欢而散。我们之间由互相不能容忍发展到彼此漠不关心，直至见了面都不说话。我们一致感到离婚还好些。
　　感谢1950年发表的新婚姻法，从此离婚比过去容易多了。婚姻法规定，男女双方协议离婚者准予离婚，女方一方坚持离婚也准予离婚，男方一方坚持则不准。这表明政府保护妇女的政策。
　　决定离婚以后，我们到海淀区街道办事处婚姻办公室去办手续。那时露茜业已参加革命大学，两个人的户口都在海淀区。办公室的一位女干部十分友好地接待我们。
　　“有孩子吗？”她问，我们说有一个。
　　“那么你们能否考虑不要离婚？毕竟结婚两年了，两个人都还年轻，都有文化，何况又有了孩子！”
　　我谢了她的好意，但是我说，离婚的决定已经不可更改，不少朋友为我们调停都失败了。我们只能分开。
　　那女干部填写了离婚证明，一式三份，我和露茜各执一份，另一份存档。关于孩子问题，女干部建议说，目前露茜没有工作，暂由男方抚养，等到孩子会说话以后由她自己决定跟父亲还是跟母亲生活，因当时女儿只有11个月，我们同意了，于是这个协议也写进了离婚证。
　　我和露茜各自在证书上签名，按了印记，至此我们的离婚就在法律上生效了。我们收好证书，走出了婚姻办公室。那是11月一个晴朗而寒冷的下午，我和露茜告别时感到一阵心酸，而我看到露茜的眼圈红了，眼里充满着泪水。

二

　　离婚是惨事，但对于我，离婚却是一种解脱，它结束了半年多的失望、焦急和愤怒的生活。半年多的绝望的挣扎后我已经心力交瘁，再继续下去恐怕我会死掉的。半年多的时间，我为爱过的女人而失望和苦恼，现在这种苦恼终于到了头。离婚不久，我到医务所去检查，医生说我由于长期抑郁而患神经衰弱，他建议我注射一种药叫做“维他赐保命”，要连续注射半年。我遵嘱进行治疗，半年以后身体复元，但是留下一个说梦话的毛病。我自己还不知道，是母亲告诉我的，后来同寝室的人也注意到了。这个毛病一直延续到我的老年。这是后话。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我承受了家庭的变故，接踵而来的是事业上的挫折。我在革大学习的成绩当然是不好的，但我终于还是毕了业。按照规定，我是属于外国语学校的人，是他们送我到革命大学去改造思想，毕业以后应该回到外国语学校去。自从来到革大以后我就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因为上面讲过，我的初衷是来找工作，不是来学习的，更没有准备来改造思想。离开革大，我原来的希望又重新点燃。我想，外国语学校的负责人应该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也许不那么歧视西方文化。我相信我的英文水平和工作经验，应该遇到一位伯乐吧。因此我盼望着被分配去做高级翻译或编辑工作，或者到外国语学校去教英文。结果完全不是这样。
　　外语学校的一位青年干部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和我单独谈话。他很和气，年纪刚过30，穿着蓝色中山装，领口敞开，衣服已经褪色，但很干净。
　　“我们知道你的英语水平很高”，他客气地说，“因此你不必再学英语。除英语以外你还会哪些外语？”
　　我感到这表明不打算使用我的能力。我没有吃惊，因为我预料到在革大的成绩不好是要有后果的。然而我不愿意就此罢休，还要最后努一把力。
　　“学校不需要英语教师吗？”我满怀希望地问：“我能教英语。”
　　回答是学校师资已经足够，不需要增加了。但是他说，组织上想了解我另外懂得哪些外语，准备分配我去做别的工作。
　　我明白了，既然是组织的决定，那就没有别的可说了。我告诉他，我在学校时学过法文，学得不好，忘得差不多了。毕业后跟一位私人教师学过俄文，现在还记得一点。他说他准备把这两种外语都考我一下，然后决定如何安排。不久便举行了这种个别的考试，他交给我两篇短文，一篇法文，一篇俄文，叫我不用辞典把它们译成中文。我的法语答卷很糟，俄语做得还可以。结果决定分配我到俄语暂编班去学习半年。这个班叫暂编班，是因为班里的学生过去都学过一点俄语，编在一起再学半年就分配工作。当时需要大量的俄语翻译，因而到处开办了俄语培训班。我被编入的这个暂编班共二十几名学生，年龄大都在20左右，他们在中学毕业以后学过一两年俄语。这个班不像革命大学的成员混杂不一，是一个青年学生的集体，他们天真活泼，互相团结，充满朝气，大多数是党团员。
　　就这样，我大学毕业5年以后，做过了翻译科的总编辑和美国一家新闻社的记者以后，和20多名高中毕业生一起学起了俄语。当时高水平的英语人才是很缺的，我愿意以自己的专长为国家效力，但是遭到了拒绝。一年以前在南京报考外国语学校时，看到没有入学考试，我隐约地感到自己的前途未必美妙。现在已经很清楚，我过去跟美国人打过太多交道，恐怕要为此付出代价。“不惟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这是经常宣传的政策，看来这个政策对我并不适用。参加革大以后我对前途感到惶惑，而入了暂编班则是对我的事业前途致命的打击。绝望之余，我在日记里这样写：
　　“听说过去并不重要，实际我的过去非常重要，但过去已是无法改变”；
　　“听说重在表现，我努力表现得好，但毫无用处。”
　　在革大时期，还可以说只是对自己的前途心中无数；到了暂编班，我的雄心壮志已经被一瓢冷水浇得所剩无几，我觉得自己变了，失去了朝气，我已经不再年轻了，虽然那时我只有26岁。
　　然而我们这个暂编班却是一群蹦蹦跳跳的娃娃，他们喜欢唱歌，喜欢集体活动，喜欢过团日。我是一个“历史复杂”的人，我知道要为此付出代价的，也许叫我到暂编班就是这种代价的一部分吧。俄国有一则童话故事，说的是一块魔石，哪个老人把它打碎就可以从童年开始再活一次。我就很像打碎了那块石头，因为我已经重新过起了十八九岁的日子。

三

　　暂编班在1950年底即将结束，朝鲜的战火已经燃起来了。班主任做了动员报告，动员同学们参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大家的爱国热情蓬勃高涨，毫不犹豫地都写了“到前线去”的决心书交给了组织。
　　这时我的心里忽然闪过了一线希望，朝鲜战场上正大量需要英语翻译，到战俘营去做外国俘虏的工作；如果派我去，就是我出人头地的机会。我只是这样想了一下，没有告诉别人。当然这完全是空想，决不可能实现的。在这以后的年代里我逐渐看清了自己的处境以后，回想起那些不切实际的念头，自己觉得好笑。之所以产生这些空想的原因，是我还不懂得以阶级性治国的道理，很久以后我才懂得，但是太晚了。

四

　　暂编俄语班于1951年1月结束，学生分配到各单位去做俄语工作。我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部去报到后，一辆军用卡车把我和另外两名青年送到第一坦克学校去作俄语翻译。
　　第一坦克学校位于北京西郊，离卢沟桥约5里路。卢沟桥距宛平城不远，宛平县的城墙还在，车子穿城而过，可以清楚地看到城墙和城楼建筑上的弹痕，作为日本侵略的见证。
　　坦克学校的校址是卢沟桥以西的一片山地，四面是光秃秃的荒山，学校大院里零零落落几所平房，暂时用做教室、办公室和宿舍。我们到翻译科报到，那是一间约20平方米的正方形房间，屋子中央有一个火炉，几名穿军装的年轻人围炉取暖。我们进去时，一位个子不高的粗壮的青年站起来迎接我们，他自我介绍姓李，是我们的组长，正在等待我们的到来。他带我们到寝室，那是一个大房间，有四张单人床，也有一个火炉，但室内很冷，谁都不脱大衣。加上我们新来的3个，翻译科里共有7人，都是刚过20岁，我是年纪最大的。大家都很友好而且清闲。李说这所坦克学校开办还不到一年，他是随先遣组到来的。
　　“我们来到以后第一件事就是装上炉子”，李说，“但是头一夜还是几乎冻僵了，哪里都特别冷。”确实，北京地区一月份最冷，而那里的气温比市区还要低两度。接着李组长讲到坦克学校的前途，鼓舞大家的情绪。
　　“这学校是有钱的”，他说，“国家要优先建设装甲部队，所以国防预算里拨款比较多。大家不要因为初步印象感到泄气，学校不久就会大变样的。”接着他给我们讲了学校的概况。中国从苏联购买坦克和装备，苏联为了帮助中国加速建设部队，车辆都是带着全部乘员和官兵一起来的，这些官兵在中国工作半年左右，负责训练中国自己的装甲部队。训练结束后他们就撤走。坦克学校的任务是培养装甲部队的中、下级指挥员，学员要求具备一定的文化程度，才能学习现代科学技术。学校聘请几位苏联军官，作为专家讲授坦克的技术知识，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他们讲的课担任翻译。这些专家还没有来，目前只有一位苏联顾问在学校帮助建校工作，他有一位专用的翻译，不需要我们，因此目前翻译科无事可做，大家暂时休息。但不久就会忙起来的。
　　次日我换上了发给我的棉军装，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军人。我们都是副排级，是级别最低的军官。不久学校的学员、教师、干部和苏联专家陆续来到。苏联专家共5人，分别讲授各种课目，每个专家配备一名翻译，我被指定为通讯课的顾问作翻译。我的俄语基本够用，有些专业词汇生疏些，很快也就熟悉了。经常接触俄国人，俄语水平不断提高，过了四年我离开部队时，口头交流已经没有困难，而且能读《真理报》了。为此我应当感谢外国语学校的领导；他们不给我使用英文的机会，结果成全了我的俄语。
　　组长说得很对，学校很快就忙碌起来，到处在修建新房。不到一年，我们就搬进颇为气派的办公楼，宿舍也改为有暖气的楼房了。

五

　　次年即1952年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不久就接着五反运动。镇反运动一开始由罗政委作动员报告。政委号召全体人员“划清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对组织要忠诚老实，每人都要交代历史和社会关系，特别是属于政治性质的问题，“这叫做人人洗澡，要彻底干净地交代。过去的历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今天对运动的态度。隐瞒事实是最危险的，隐瞒就是不信任组织，那样组织就不信任你，你就不可能做好工作。如果隐瞒自己同一个政治上有问题的人的关系，就等于把把柄交给了他，他就会利用这个关系拉你下水，最后跟他一起倒霉”。最后政委宣布了运动的政策或口号：“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固到底死路一条！”
　　“过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今天的态度。”这两句话多熟悉，又多可怕！政委谈到一些人过去是国民党军官，犯下不少反人民的罪行，但由于相信组织，交代彻底而得到宽大处理。我想，这是说明“重在表现”的政策对这些国民党军官是适用的。而我呢，我没有对人民犯过罪，但我的过去像是容易使人怀疑，这就有必要予以足够的重视，努力把一切都讲清楚。回想两年前在革命大学受到的“帮助”真是不寒而栗，他们向我提的问题表明我是有反革命的嫌疑的。那不过是改造思想的过程，是学校；而今天我已经置身军队中，面临着清理反革命的风暴，所以最好清醒一些，准备迎接更加不愉快的局面。于是我认真地写了一份自传，接受在革大的教训，把重点放在军调部和国际新闻社两个阶段，详细写明我是怎样找到这些工作的，在这些工作中都做了些什么。为了彻底交代，我把在国际新闻社所发的全部新闻稿的存底和总社随时从旧金山寄给我的刊登我的稿子的剪报，收集在一起，共两大捆，连同我小心缮写的自传，一起交给主管运动的政治部宣传科。我想，既然我在解放前做过什么是关键问题，那么现在合盘托出，供你们彻底清查，我相信这应该能够证明我的清白，免去对我的怀疑吧！但是如果他们有意整我，我也毫无办法，只能听天由命。这时我经历了波折，学会了打消盲目乐观的念头，随时准备逆境的到来。
　　这是我经历的第一次政治运动。整个学校的气氛紧张而沉重，人们不多说话，玩笑话听不到了。这种变化来得十分自然，像是大家都懂得“运动当中”应该怎样做。如果一个青年人漫不经心地开一个玩笑，或者提出大家一起去玩玩，立刻会有人善意地批评他：“别忘了现在正在运动当中。”运动来了就该严肃，不管是什么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简称镇反运动）的影响面特别大。真正的现行反革命不多，但谁也不敢保险自己的朋友的朋友，或亲戚的亲戚肯定没有问题。罗政委要求每一个人开动脑筋，仔细考虑，提供线索，帮助组织，这就是说谁都要严肃下来，要有责任心，要提高警惕，要注意一切人的行为，包括最亲近的人在内，对于自己的言行就当然应该极为谨慎了。这些成为“运动当中”约束人们的不成文法；运动一个接一个，有的首尾重叠，有的甚至同时进行，解放后到1976年这27年中没有一天不是在“运动当中”度过的，人们慢慢地习惯于紧张和严肃了。
　　运动从来没有宣布结束过，只宣布运动开始，一个运动的高潮未过，下一个运动的高潮就接着到来。文化大革命是最长、最大的运动，也是惟一宣布结束的运动。那是在1977年，毛泽东去世以后，华国锋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接着就是改革开放了。
　　再说镇反运动。镇反运动并不是当时惟一的运动；农村正在进行土改运动，我在部队所以没有参加。坦克学校的人们对镇反运动的反应各不相同。首当其冲的是当时担任教师的原国民党军官，他们大多数是解放战争后期大批投诚的，坦克学校的教师多数是这些人，直到50年代后期新的干部大批培养出来才逐渐替换下来。表面上对这些人是一视同仁的，但也不时地提醒他们别忘了自己的地位。训练部的南部长有一次对原国民党人员讲话说：“你们现在是为革命工作，组织信任你们。但是别忘了过去你们都是对人民有罪的，现在是你们悔过自新的机会。”有一位战术教师批评学员时，那学员不服，说：“收起你那一套国民党的军阀作风！”从那以后这位教员再也没有批评过学生。
　　这些教师完全清楚，镇反运动的矛头主要是指向他们的。如果说平时他们就低声下气，那么现在就如履薄冰了。这时他们各自在仔细写出自己的历史，同时交代自己目前的社会关系——在台湾的都是敌人，在大陆的都要审查。我相信这些军官们都和我一样地提心吊胆，也都和我一样地仔细认真地交代历史和社会关系。至于有没有隐瞒真相的人就非我所知了。
　　老共产党员、特别是从小参加革命的“老八路”们的情绪就完全不同了。这些人骄傲地拥有“历史简单”的赞语，他们的自我感觉比起像我这样“历史复杂”的人轻松而自信，因为革命胜利的功劳簿上有他们。这些人大都是领导干部或政工、人事干部，负责掌握运动的进程。他们同样地在“运动当中”十分严肃，但他们的严肃不是出于紧张，而是出于责任心。就这样，运动到来以后，从人们不同的表现立刻可以看出他们的背景和心态的差距。随着运动的发展，这些差距逐渐地拉大和加深，各种运动连续不断，就在人际关系上打上日益清楚的烙印。
　　政治运动大大提高了政委的威望。罗政委年过50，军级干部，论军衔最低是少将了。他个子不高，面容憔悴，因吸烟太多牙齿很黄，保留着很多“游击习气”，例如他的大衣总是披在肩上，手从来是不伸进袖子里的。对于会议室里的高级皮沙发很不习惯，总是蹲在上面开会，其他与会者的习惯也大都相同。因此每逢几个小时的会议散了以后，那些沙发上面大多满是鞋底踩的泥土，勤务员们要像打扫地面一样地打扫它们，倒掉烟缸里满得装不下的烟蒂，同时开窗驱散烟雾。罗政委讲话冗长，不论讲什么问题，至少要讲三个小时。可惜他讲的是西南某地很奇怪的方言，很难听懂。他的嗓音很高而尖，而他的情绪又容易激动，情绪愈激昂调子愈高，结果讲的内容就愈加难懂。每周有一次全校人员大会，如果讲话的是罗政委，这个会非半天开不完。所以大家送他一个绰号叫“罗半天”。讲话中途不少人陆续偷偷溜走，到讲话结束时留下的听众往往不到一半。
　　罗政委的讲话从来没有像“镇反”动员报告那样吸引听众。大家都竖起耳朵倾听，听不懂时互相交换，惟恐漏掉重要内容，而且直到终场没有中途退席的。这是破天荒第一次他的讲话被大家全部听懂。没有人说他讲得太长——实际这次比哪一次讲得都长，更没有人拿他调侃。罗政委在运动当中讲的话是有份量的，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叫他的绰号了。大家感到政委的威力。
　　很幸运地，我通过这场运动比自己预料的顺利得多。我及时地上交了自传和新闻稿的全部存底，然后等待着。我准备着接受查问和比在革大时火药味更浓的“帮助”，但是这一切却没有发生；没有人找过我。许多别的“历史复杂”的人也是一样，只有少数几个人被逮捕了，罪名是现行反革命，以后一切都平静了。我想，这毕竟是部队，部队是只有行动不说废话的。我自己为平安地度过了一次预计的风暴而感到欣慰。然而这时我毕竟清醒一些了：我懂得这次没有动我，不过是因为我暂时还不是此次运动预定的对象，并不意味着我的政治处境比以往好一些。三年以后的经历证明我这种认识是对的。

六

　　三反运动于1952年展开，和镇反运动差不多是同时的，历时一年，比镇反运动长得多。这个运动主要是反贪污，对象是政府干部。解放前后，共产党的干部以其清廉赢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而解放刚刚三年就开展的这场反腐败的运动是十分有效的。可惜的是运动的副作用也非常明显。
　　运动照例以动员报告开始，动员报告照例激起了群众的革命热情，接着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自我交代和互相揭发，互相揭发可以匿名揭发，揭发的问题最好有证据。为了使运动深入，要有第二次、第三次动员，群众则进一步，再进一步地互相揭发，最后揭发出来的问题比实际多得多也严重得多，许多无辜的人成了所谓贪污犯。结果在运动以后（更正确地说，是运动高潮过后）要为一大批冤假错案平反。运动越热烈，揭发越夸大，定案也就越离奇。运动或斗争并无法律依据，一切决定于当时的政策。
　　三反运动的对象是财经和后勤部门的干部，与我无干，但是我看到过一些办案人员的对待运动对象令人触目惊心的粗暴行动。被审查人员大都押在办公室或宿舍，不能自由行动，由团员组成“三反小组”进行审查，每组审查一人。审问没有定时，只要小组认为必要，随时可以提审。审查后勤部黄部长的小组有一天查账时发现问题，午夜零点去找他。黄部长参加过长征，五六十岁，身体肥胖臃肿，动作不灵，语言迟慢。这位师级干部的黄呢军装皱皱巴巴，脸上胡须未刮，一副可怜相。那些小伙子问不出明确的答复，不耐烦了，照准黄部长头上就是几巴掌，又抽了几个嘴巴，边打边骂：“叫你不老实！”那老头不敢反抗，只是抱着头哀求：“我不是不老实，别打我了！”他的头上、脸上的新旧伤痕说明他不是第一次挨打了。后来我才得知，三反运动的对象大都受到同样的对待，没有一个敢反抗的。三反小组是代表组织的，抗拒三反小组就是抗拒组织，谁敢呀！黄部长被关了两个多月，问题弄清楚了，没有贪污受贿，最后放出来时面色苍白，瘦得多也老得多了。他仍旧回去做他的部长，审查他的三反小组都是他的部下，现在也都回去继续工作，他们继续受黄部长领导，像是什么都不曾发生。“运动当中”一切粗暴、野蛮行为都变成合理的了。这一切的理论根据就是：“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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