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罗文：牢狱之灾.上篇

© 遇罗文／文

　　1．大祸临头

　　1968年1月5日早晨，罗克像往常样，带了一饭盒大米饭、炒白菜和一本书，上班去了，从此他再也没有回来。他被关到半步桥看守所。
　　这是一个北风呼号的日子，正处于北京最寒冷的“三九”期间。几天前，哥哥有一种不样的预感，这预感像阴影一样笼罩在全家每个人的心中。——都知道随时有可能大祸临头，又盼着每一天能平安地过去。
　　这天我家来了两位客人，一位是我的女朋友羽晴，另一位是沈阳11中高三年级学生孙钢。孙钢是《中学生文革报》的热心读者，他对我们报社的敬佩深深感动了编辑部每个人。于是我们成了好朋友，他很快也成了罗克的挚友。当时学校里仍很混乱，去不去很随便：我们聚在一起，想研究一下能不能在沈阳成立个“生产组”，以便和志同道合的同学们永远在一起，过上乌托邦式的生活。那时听说有学生正组织到云南组建农场。
　　上午10点左右，忽然进来几个警察和便衣。他们宣布要搜查我家，并且恶狼狠地询问客人与我家的关系。孙钢具有典型的东北人性格，血气方刚，没说几句就和来人顶撞起来，一个年龄40多岁的头目咬牙切齿地命令别的警察：“把他带走！有你小子好看的时候！”从此孙钢就失去了自由，被判15年徒刑！
　　十三年后我再见到他时，已与当年的他判若两人——那时他虎头虎脑，有使不完的劲，浑身充满活力。而这时，虽然才三十一二岁，狱中的摧残已使他疾病缠身，走路稍快都会气喘吁吁。1986年后，他到美国定居，现在已是几十名雇员的公司老板。
　　搜查时，我乘警察与孙钢争吵之机，偷偷将几封外地青年写给哥哥的信藏在衣袋里，希望尽可能减少受牵连的人数。这几封信与其他我们保存的大量普通来信不同，是罗克在数千封信中挑选出来的水平较高的一部分，经过几次往来通信，已成了未见面的朋友。罗克为了避免邮检给这些人带来麻烦，特地让我的一些同学代为转收，再由我取回交给他。
　　搜查后，我被学校来的人带走进行“群众专政”。同时被群众专政的，还有轻工业学院的郝治。他是哥哥的初中同学，又是哥哥的好朋友。他家与我家是世交，他父亲是我父亲的好朋友，也是个刚直不阿的右派。罗克委托他以“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代表名义，参加了《中学生文革报》。经常在罗克的小屋里彻夜研讨《中学生文革报》准备发表的文章。

　　2．群众专政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相信任何人都宁可去蹲监狱，也不会选择“群众专政”。
　　虽然监狱里已是非人生活了——每人不足1平米的空间，常年处于饥饿状态，随时可能佩戴折磨人的刑具……但是，和群众专政比起来，这种“待遇”却算得上是好过多了。在监狱里，周围都和你是一样的人，有同情，有交流，有苦中取乐；审讯时很少施刑（因为是可供外国人参观的“模范监狱”）。而“群众专政”，既行使了公检法的职能，又不受法律约束；打手们既可以任意施虐，又不必担心受到制裁；抓错了，以致把人打死，当权者毫无责任；抓“对”了，犯人屈打成招，当权者和打手们又都有“功劳”。
　　那天上午郝治刚到学校，立刻遭到“群众专政”，失去了人身自由。
　　他被关进漆黑的楼梯间，除了身上穿的衣服，牢房只有一卷草帘子。每天饮食是六两窝头、一块咸菜和凉水。更难以忍受的是，每天必遭一顿毒打。如果哪天哪位打手迟到了，错过了施虐的机会，必会成为他一天中最大的遗憾！并且向同类连连表示“可惜我没伸上手”——他们打人已成了瘾了。
　　就这样折磨了半年，郝治始终没有承认加在我们头上的“反革命集团”，同时他也知道，再这样下去他必死无疑，于是开始绝食、7天后，当局怕他真的死了，会更难挖出我们这个“反革命集团”，只好答应他的要求：取消每日的毒打，允许他走出楼梯间到阳光下。
　　这时他才发现，关押进去时穿的棉袄已被血凝成厚厚的硬壳；被血凝在一起的胡子，已经有半尺多长。当他把相伴半年的草帘拿到室外，轻轻一蹾，立刻掉下一层令人毛骨悚然的臭虫，弄得他宁可睡在水泥地面上也不敢再用它。
　　又过了半年，1968年12月31日，才允许他第一次回家。
　　当天晚上他去看望我的父母、姥姥。老人们一时难以认出他了——一米八的大个子，如今只剩90斤。他一进门就说：“如果有坏人跟进来了，您就说正撵我走呢；如果没当场抓住我，只要出这个门，您就说没见我来过。”
　　妈妈那么刚强，即使在得知哥哥的噩耗时都不在人前落泪，此时却为哥哥有这么好的朋友感动得哭了。
　　郝治，是我见过的最有骨气的硬汉！
　　我虽然也被“群众专政”，每天却可以回家。为避免更多无辜的人也被打入我们这个“反革命集团”里来，我断绝了许多朋友的往来，尤其是认识哥哥的。在学校里只是让写写检查和交待材料，没得写了，就在一旁看书。和以前不同的，无非是受到一些人的白眼，原来要好的同学也都敬而远之。但是绝大部分要好的同学没有落井下石，甚至有人在厕所、楼道看见我，看看四周没有别人，还会说些鼓励的话，我也就十分欣慰了。
　　但是，好景不长。几天后，公安局来人送传票，还故意把气氛造得非常紧张。来的警察在我而前站得笔直，称呼我的名字也提高了八度，说起话来像事先背好了台词，不多一字也不少一字。当然要求我也一样必须站直了听他念。我忽然萌生要打破这种模式的念头，故意让他多说话，于是问：“我是还回来呢，还是不回来了？我的东西是带着呢？还是不用带？”他憋了半天，想不出怎么用“官话”回答，只好自认晦气地说：“收起来，先放着。”声调已经没有那么高了。
　　文革前的人，把传讯也看作一种“处分”。按严重程度排列：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教养、拘留、传讯。运动初期，我就学的第65中学揪斗的“牛鬼蛇神”中就有个老师因为被传讯过，成了被批斗的对象。就好像专政机关是个染缸，只要进去，就被染色，永远也别想漂回原色了。
　　恰巧，这一天正是我20岁的生日，想不到是在监狱中度过的。
　　虽然上午就到了半步桥监狱，其实基本上没人理我，只是让我在传达室旁一间空房里坐着。中午，有人给我送来两个窝头，一块成菜，一碗水，我第一次品尝到了监狱的饭。临送我回来，才对我进行了简单的审问，大意是：这次行动还算轻的，如果以后我还继续“执迷不悟，拒不交待”的话，对我会有越来越严重的惩罚，等等。
　　噢，我明白了，原来这就叫逐步升级战术。记得前些日子哥哥看了一本美国人写的书《逐步升级》，刚看完就迫不及待地给我讲了起来。最后他总结说：“当环境越来越难以承受时，谁能坚持到最后，获胜的可能性就越大。”这正符合他一贯的办事原则。
　　果不其然，没过几天学校召开了一次对我的批斗大会，会上还算温和。大会结束后，我刚走出会场，立刻被早已等在外的几十个“联动”分子狠打了一顿。这些杀人都不会眨眼的“天之骄子”没少被我们的《中学生文革报》揭露，这次终于等到了报仇的机会，下手之重可想而知。我当时没有被打死，只能感谢父母遗传给我的颅骨还算结实。我的头发被人揪着，头无法抬起，只能咬牙挺着。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也许真正的幕后指挥还指望揭发出更大范围的“反革命集团”，不希望我现在就死，军代表带领不少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我从这帮暴徒手里抢了出来。以后的事，我记不起来了。
　　天快黑的时候，我清醒了许多，只是还感觉头、脸又肿又疼。总算还能走出学校。
　　上帝确实比人高明，他创造的人脑是人类制造任何机器也无法替代的，而且无论多少年后，恐怕也会有人类无法揭开的谜。
　　尽管我还在头昏脑涨，却想到：暴徒既然能在学校里暗算我，难道不能在路上或家门口等着我吗？于是我走出校门朝回家相反的方向走去。几乎是漫无目标，又似乎理所当然地来到了北京火车站。
　　火车站在文革期间是有史以来最混乱、拥挤和不卫生的。不但椅子、台阶和一切高出地面的地方“座”无虚席，就连地面也都横七竖八地躺满了人，仅仅留下一条一尺多宽的走道。我转来转去踅摸了二十多分钟，终于等到了一个位置——铺了报纸的一块地面。
　　我躺下去，头枕着自己的胳膊，终于得到了片刻休息。我盘算着下一步去哪儿，忽然想到《中学生文革报》的一位成员——陈家华。他虽然比我小两岁，可是为人沉稳、老成，总有说不完的主意，应该找他商量。为了不给他带来麻烦，我还必须甩可掉能正盯着我的“尾巴”。
　　突然，人群骚动起来，原来坐着或躺着的人都站立起来，有的去提身边的行李：我躺着的这两排的人开始准备剪票上车了。我不可能再躺着了，否则有被踩伤的危险。大家惟恐被落下似的，一个劲地往前挤，马上形成了两道密不透风的人墙，任何人都难以从这人墙中穿过，我觉得这是个机会。
　　“人墙”之所以排得这么紧密，是为了防止前边不排队的人加塞儿。离剪票口还有二三十米呢，已经是人山人海了。我随着队伍一点儿一点儿走向剪票口，当走进这片人海的时候，突然离开队伍钻向人海。别看挤进队伍容易，往出走可是大家求之不得的事，不用我使劲，早有人助我一臂之力，把我推进人海的纵深处。我尽量压低了身子，在人海的掩护下，走出了候车大厅，来到街上。
　　我急忙钻进黑幽幽的小胡同，从一条胡同拐进另一条胡同，一直到确认没有人跟踪了，才走到陈家华家。
　　陈家华见我这么晚来，又看到我肿胀的脸，不用问已经十分清楚了。他有一间地处后院孤零零的小屋，此外，狭长的小院只有相声大师郭启儒家后门开在这里，非常安全。陈伯母见我这样，猜想我一定没有吃饭，特意端来了可口的饭菜。是的，从早晨到现在，有十几个小时水米未进了。这顿饭，我吃得香极了，终生难以忘怀。这一夜，也睡得踏实极了。
　　第二天，我们商量的结果，是我去公安局要求拘留。
　　根据“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原则，这个要求当然不能批准，又把我交回了学校，好在答应我不会再发生武斗现象了。为了防止我真的跑了，规定不能回家。1968年除夕夜，我就是在一间只有门没有窗的储物间度过的。
　　在隐隐的鞭炮声中，我想起了父母，他们虽然有四个孩子，可是一个在身边的也没有：哥哥进了监狱；姐姐因为“书写反动日记”在1966年12月就被送去劳动教养；我被关在学校；弟弟去了东北，父母让他去沈阳打听孙钢的下落，顺便看望他的母亲，此时，他们的心情一定非常难受。我只能在这间小黑屋里，默默祝愿两位老人身体健康。
　　春节期间，专案组的人都回家过年去了，我也过了几天轻松的日子。
　　有一次我上厕所，无意中发现茅坑两边的隔断墙和前边的门上，有不少人的感概之作。后来我到过全国各地，才知道厕所内抒发感情也是中国的国粹，大江南北，横贯东西，概莫能外。大概人在出恭之时，血液对大脑供应异常之多，才思自然敏捷之故吧，只不过外地厕所，有关“性”的较多，难免有下流之嫌。而我校厕所内，通篇是“毛泽东思想万岁！”“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等政治性文字，而最多的只有三个字“狗崽子”而已。
　　我突然也来了灵感，凡是“狗崽子”三字后，均加上“万岁”两字。每次出恭换一个茅坑，字体全模仿就近“大作”，反正当时“万岁”二字频率极高，不乏样本。三个楼层的男厕所全部改完，就想等着看有什么结果。
　　几天后，果然反响剧烈。所有的“狗崽子万岁”旁都加上了“反动”、“反动标语”等批注。可是，怎么反动，谁也说不清。终于没有酿为轩然大波，多少让我有点失望。好在并没有人怀疑到我——都这处境了，还有心思开这种玩笑？岂不知，在貌似庄严的人脸上挠上一把，这好像是我家人的传统。
　　好景不长，春节过后没多久，我的一位十分要好的同学经不住恐吓，检举了我从东北武斗地区带回两枚手榴弹的事。专案组如获至宝，公安局的人连夜带我将手榴弹起出，狠挖手榴弹与罗克的关系。
　　几天后，看我交待不出什么有用的问题，就又升了一级——召开全校大会批斗。
　　几个打手反拧着我的胳膊，我才领略到“喷气式”是什么滋味，还有人恶意地勒着我的脖领，幸亏领勾、扣子的线都断了，才没把我憋死。
　　发言的人说什么我难受得一句也没听进去，只听见最后喊了一句：“扭送去公安局！”我被拖着往学校后门走。这时我的两腿早变得麻木无知觉，根本无法迈步。
　　其实公安局的车早在学校后门等着呢，因此不用劳打手们大驾，只把我“扭送”到汽车里就完成了任务。这次接受了上次批斗的教训，没敢堂而皇之地走学校正门，因为不能再让我遇到危险，他们还指望我通过手榴弹这么大的事把哥哥检举出来呢！
　　从此，我过上了真正的铁窗生活。

　　3．关进第一监狱

　　第一监狱地处北京市宣武区半步桥胡同。
　　我家有4口人在这里进出过：父亲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被怀疑偷漏税多少亿（简直是天文数字，是全年营业额的上万倍）在这里关押过；1957年他被定为“极右”的“右派”，教养前在这里羁押过；姐姐罗锦，因“写反动日记”，在送茶淀农场教养前也在这里羁押过；如今我和哥哥又被关进了这里。
　　半步桥监狱（其实是看守所）主要有两座楼关押犯人——“K字楼”和“王八楼”。名字是根据楼的形状起的，不包含褒贬的成分。每座楼里，根据楼道又起名叫第几“筒”。每“筒”的左右两边各有四五间牢房，尽里边是厕所和水房。
　　随着“哐啷”一声锁响，我就成了这间牢房里的一员。
　　人的心理往往就是这样：没有进监狱的时候，怕进监狱；一旦真的进来了，反而没有了恐惧而变成了好奇——会不会遇上传奇人物？会吃什么样的饭菜？于是我向四周环顾起来。
　　这间12平方米的房间，几乎被两边木板钉成的通铺占满，中间只剩下将近一米宽的走道：走道一端是门，门下放一只尿桶；走道另端是窗，窗下放着一个小木桌和水桶、碗筷。窗上安装着铁棍，玻璃上涂着白油漆，不开窗看不到外边。
　　每个通铺上笔直地坐着十一二个人，前后分成两排。加上我，每个人只占0.5平方米。他们给我的最大印象是苍白和瘦，所以显得两只眼睛特别大。23双眼睛，有凶狠恶俗的，有慈眉善目的；有刁钻刻薄的，有与人为善的；有愁苦凄凉的，有乐观豁达的，但都传达着一个眼神——新奇的喜悦。后来我才知道，这间牢房已经一年半没进来新犯人了，住进来最长的已有四年多。大多数犯人已经五十开外，三十多岁的只有一两人，我是最年轻的。
　　我没进屋的时候，这些人正在听一个人念报纸，我进来后，大家只顾用眼睛盯着我，忘记了自己该干什么。我坐在地铺边上：被46只眼睛盯得有些不自在，站起身来到门口，想往楼道里看看。
　　这个门是用铁皮包住的厚木门，在眼睛的高度只留下一个小窗口，用一块镜子挡住，只有一只手掌大。镜子可以拉开，看守可以通过这个窗口对里面说话或取小件东西。镜子背面的镀层被划出网格，从外而向屋里看很清楚，从屋里往楼道看，看不见，我正在用镜子看自己的模样，一位老者急忙对我说：“别往外看，政府（看守）看见了会骂你！”原来看守经常悄悄地走到这个小窗后面偷偷往屋里看，以便监视犯人们是不是有坐姿不正、交头接耳这些越轨举动。
　　大凡管别人的人，无论是看守还是行政长官，都喜欢道貌岸然。所以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让别人发现白已干了偷偷摸摸的事，哪怕干这事是为了崇高的革命目的。这个道理我还明白，所以又回到我原来坐的位置坐下。
　　一位五十余岁，说话慢条斯理的高个子对我说：“我姓穆，是这里的学习号（负责组织犯人每天‘学习’）。咱们这里不许叫尊称，也不能叫名字，只能叫‘号’。以后你就叫我‘穆号’。不许你对别人说你的案情，也不许打听别人的案情。墙上贴着一张监规，你必须把它背诵下来，说不定政府还会来考你，你答不出来可不行。”
　　“不行能怎么样？”我问。
　　“这就算你违反监规。对违反监规的人，可以给他戴手铐、脚镣、背铐，穿‘和平衣’，戴防毒面具，关小号。不光是受这些惩罚，还算对抗无产阶级专政，态度恶劣，将来判刑都会从严。”穆号心平气和地说，没有任何恶意。
　　大家一看“学习号”开了头，立刻你一言我语地介绍起这些刑罚来。
　　原来，只要戴上手铐、脚镣，没有三五个月别想摘下米，有的甚至一两年，最难受的是背铐，吃饭解手不方便不说，刚开始连睡觉都困难，胳膊会肿起来。只有过了这个阶段，慢慢适应了才能整宿睡觉。“和平衣”类似精神病医院的紧身农，穿上以后肢无法动弹。据说这里的“和平衣”是用橡胶做的，可以充气，让人难以呼吸。防毒面具的作用相同，也是限制人的呼吸。这两者一般同时使用，防止犯人在挣扎时将防毒面具扯下。所谓的“小号”相当于“站笼”，据说关进去站不起坐不下，牢房内二十多人没人亲眼见过，所以难受的滋味只能借助于想象。
　　我真佩服国人的这些“发明”，既可以让人难受得死去活来，又留不下一点儿外伤，仍然可以堂而皇之地让外国人来参观。难怪有个“国际友人”参观后开玩笑说，如果让他坐牢，他选择这个监狱。
　　大家正七嘴八地议论，突然门上的小窗“叭”的声打开，屋里立刻鸦雀无声。看守历声问：“你们都干什么哪？”
　　穆号连忙起身立正道：“报告政府，我们正在告诉新来的犯人遵守监规的事。请问政府，新来的犯人睡在什么位置？”
　　看守向两边看看，稍稍停顿了一下说：“挨着你，第一个。”第一个靠墙是个好地方，睡觉时可以避免别人呼出的废气。那是对学习号的犒赏。
　　过了会，看守打开铁门，扔进一条分不清被里被面，黑布缝制的棉被，又递进两个粗瓷碗和一双竹筷，几张手纸。在这里，这就是个人最起码的生活用品。
　　学习号一看送进来东西，立刻吩咐这边通铺上的人，每个人再挤一挤，匀出我的一尺宽的地方来。为了防止有人多保留一点面积，学习号用筷子临时做了个尺，一个个去量，力求公平。除我以外，大家用的都是自己的被褥，褥子已被叠成原来三分之一的宽度，睡觉时只能侧着身子，翻身非常困难。
　　对面通铺上的人，虽然不必忙碌，也趁着乱，聊天、活动身子。别看牢房里的人年龄都不小了，却像小孩一样乐不可支，一来可以躲过没完没了枯燥乏味的学习，二来以后可以向我打听外面的世界。
　　这一忙活，不知不觉到了每天送开水的时间。
　　牢房里只有一个人专门负责打水打饭。此时只有他一个人可以走出这间牢房，到楼道口去领水或饭。这个人也是“政府”指定的，估计要找那些案情轻微、没有同案犯的人担任。由于长年累月地修行，他早已练就一副顺风耳。伙房的人抬着木桶从楼下百米开外的伙房一出来他就知道了，再根据一层层、一条条楼道由远及近的墩放本桶的声音，判断什么时候该轮到我们这间牢房。于是走下通铺，穿好鞋，准备好水桶，等着看守开门。
　　现在因为是水不是饭，只拎一只桶就够了。在他准备的同时，每个通铺上今天轮到值日的犯人也把每个人自备的大号搪瓷杯在通铺边沿摆成一排。我没有杯子，就找个粗瓷碗代替。
　　不一会开水拎进了屋，值日犯人把杯子一个个盛满，有的人已经迫不及待地拿起自己的杯子贪婪地喝起来了。只听见满屋子嘶噜嘶噜的声音，好像不是在喝水，而是在喝粥、吃热汤面。更会安排生活的人，把每天上午饭发的咸菜疙瘩省出一小块，用手纸包好，这时候从兜里拿出来，津津有味地品尝。
　　喝过了水，犯人们把饿瘪了的肚子撑了个溜圆。在这里，凡是入口的东西，只有白开水是管够的。所以这顿水，也是犯人的一次“享受”。有那嘴馋的，满满一大杯喝下去了还不过瘾，自已又去搬那铁桶，想把剩下的一点儿水也喝下去，旁人就会提醒他：“少喝点儿吧，小心浮肿。”从大饥饿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在营养缺乏的环境下，一浮肿就凶多吉少了。
　　突然，一阵震耳的电铃声，告诉我们该午休了。不管你想不想睡觉，此刻都得躺下。大家纷纷把褥子拉出来和衣而卧。这里的规定是：午休不许盖被。
　　两天后，我熟悉了这里的生活规律：早晨6点半起床，看守按顺序将门打开，值日犯人拎着尿桶在前，其他人随后到达楼道尽头的厕所，这时要尽快排便，因为下一次“放茅”是晚饭后，中途想排便只好在牢房的尿桶里。非蹲非坐的姿势难受不说，必然给拥挤的牢房增加空气的污浊，难免要受到难友的白眼。看守给的时间只有5分钟，如果赶上泻肚不止或便秘，算你倒霉，绝不能等。即使这么匆忙，轮到最后一间牢房也已经在7点半以后了。
　　从厕所出来，二十多人又被锁进水房，这里有自来水龙头和水池，供刷牙洗脸用。此时看守打开下一间牢房，去厕所排便——总之，不同牢房的犯人见不到面。
　　从水房回来，值日的犯人开始擦通铺，收拾碗筷；其他人收拾自己的行李，活动活动身体或者聊聊天。这是一天中最随便的一小会儿。
　　约莫十几分钟，开始了每天的“天天读”，不是背《毛主席语录》就是背“老三篇”。三天两头考核能不能背诵下来。这可苦了几位不识字的老农——他们连因为什么进来都不清楚，本来还指望关上两三年能放回家与家人团聚，又怕因为背不下再多关几年。所以一到考核时，急得抓耳挠腮。
　　两个小时后，开始吃早饭了。这是一天两顿饭中的一顿，对于常年受饥饿煎熬的人来说有多重要是可想而知的。早饭从来没变过，总是两个窝头（总共200克的玉米面）、一块咸菜，用白开水“溜缝”。窝头和咸菜难免有大小之分，为了保证公平合理，犯人们规定了分配方法：先由值日生把瓷碗一字儿排开，无论大小每碗两个窝头，一块成菜，然后由对面通铺的值日生在不看的情况下宣布从第几位犯人第几碗开始分发。这样，每个人都有同等的机会吃到分量比较多或少的一份儿。在那个颠倒黑白的时代，我却在狱中见到了别处没有的平等！
　　饭后是“学习”。通常是读报纸。牢里只能看到《人民日报》，而且只能看没有报道水灾、旱情、地震、台风的，免得长了我们这些“阶级敌人”的威风，灭了“无产阶级”的志气。读报是犯人们最欢迎的，因为这时读报的可以可着嗓子大喊，别的牢房都能听见——这是与外界惟一的交流方式；听的人愿意听则听，不愿听可以闭目养神。偶尔遇到有点儿趣味的文章，大家可以要求念第二遍，反正时间有的是，念多少遍也打发不完。我喜欢念报纸，每次嗓门都提得老高，因为我总以为哥哥也会在这个楼道，希望他能知道我现在的状态很好。后来才知道“K字楼”有二十来个楼道，犯不着让我们离得那么近，所以也就不再大声念了。
　　念报纸也是借题聊天的机会。记得有一期社论题目是《图未穷匕首见》。从这儿，我们就说到了荆柯刺秦王，又从秦王说到了东周列国，最后连伍子骨、姜太公都出来了，大家你一段我一段，说得尽兴，把下午和晚上的“斗私批修”也占用了，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
　　中午供应完白开水是午休。一小时后又是学习，内容是“斗私批修”。监狱里的犯人早没什么“私”可斗，即使有，无非是想多吃点窝头，想挑选稠一点的菜汤之类的老生常谈，这时候，学习号老穆就从他枕头里拿出旧报纸给大伙儿念里边“斗私批修”的文章。老穆念得极慢，全是念过几遍的老文章，让人听着只想睡，没有点儿耐性不行。
　　大约三四点钟，该吃晚饭了。晚饭比早饭好些，咸菜换成了菜汤。这里的看守从来没有因为饮食问题询问犯人的民族和信仰，因为菜汤里根本没有丁点油星和肉类，不管你是穆斯林还是佛教徒，保证可以放心享用。
　　我进来第一顿赶上吃晚饭，觉得难以下咽，正要送给别人，挨我睡觉的孙姓老头小声告诉我：“勉强吃了吧，要不没几天你就得饿得难受，现在多吃点还能多挺两天。就算你不吃也得交回去，不许给别人。”
　　晚饭只有一年中的两三个节日有些变化，窝头变成全麦馒头；有时晚饭的菜汤也变成了咸菜。犯人们传说：以前伙食比现在好，政法学院学生夺权后，新任的学生“公安部长”来这里参观，对这么“好”的伙食大为光火，从此伙食质量一落千丈。没想到没过多久，这位“学生部长”下了台，自己也来这里坐牢，尝到了如今的饭菜。
　　其实这只是崇尚因果报应编造的故事，可信度很低。第一，那个学生下台了，伙食却并没有因此改好；第二，这个监狱里并不是所有的犯人都吃一样的饭菜——经常看到有穿白大褂的工人，手拎提盒往楼下特殊牢房每日三次的送饭，据说这种特殊的单人牢房里关着高干。因果报应不足为信，等级差别可是实实在在。即使都是阶级敌人，也要分成三六九等，这是当时中国的国情。
　　晚饭后又是一次放茅，和早上不同的是，没有了洗脸刷牙的程序。如果哪位犯人有晚上洗脸、刷牙的习惯，对不起，只好改。
　　回来接着“斗私批修”，到晚上9点睡觉。
　　每天，犯人们就是过着这种千篇一律的生活。我们这间牢房大部分是在“四清”运动中查出来的“四不清”的农村干部，最长的已经关押4年了。监狱里我还见到过一个大学生，是大饥饿年代关进来的。有没有比他时间更长的，我就不知道了。
　　虽然监规里明确规定“犯人之间不许串通案情”，也随时存在着被人检举揭发的危险。可是，这泯灭不了人类相互交流的本性。
　　有一天，我终于忍不住悄悄去问身边的老孙头，才知道他是因为“瞒产私分”被关进来的。原来他是生产小队长，曾经没按国家规定的口粮标准，给社员多分了口粮，向上级少报了产量。文革前的“四清运动”中被查出来，一直关到现在，有两三年了。因为是为大伙谋利，所以觉得特别冤，总希望有人来提审，好为自己辩解一下，可是从来没有人审过他。快60岁的人了，经常在睡不着的时候默默地流泪。
　　紧挨着他的，是一位四十多岁姓韩的三轮车工人。一看他1.85米的大个，能想象出以前一定是一个五大三粗的彪形大汉。这种人饭量都大，所以在这里比别人又多受几成罪。他是因为历史问题进来的——以前当过国民党的兵。如果当个普通一兵，顶多被群众专政，也不至于送进监狱，可他偏偏当的是机枪手。经红卫兵一推理，机枪手比普通上兵杀的解放军一定多，罪恶就大，于是在文革初期就被送到这里来审查。他进来快两年了，只被提审一次就再没人理会。由于饥饿，他总是愁眉不展。可是一提起吃来，立刻改掉了“学习”发言时的口吃毛病，眉飞色舞起来——
　　“我们这些蹬三轮的，全得靠吃的顶着。你想，两包纸——一千多斤，再遇上顶风、上坡，吃的跟不上能行？中午，我们赶到永定门顺风面馆打尖，一人一大海碗肉丁炸酱抻面。那碗，跟小脸盆那么大。先给你捞上大半碗面条——这面条是又白又细又劲道，嚼着都费劲。再给你盛一大勺流着油的肥肉丁炸酱，再给你撒上萝卜丝、萝卜缨、黄瓜丝、青豆、黄豆、青蒜末这些面码儿，已经是满满一大碗了，你用筷子一点儿一点儿地小心把它拌匀，再剥头大蒜，一瓣蒜一大口面，一瓣蒜一大口面，转眼之间，这大海碗就吃完了——那个叫过瘾！”随着他连比画带说，我们都听呆了，下意识地直咽唾沫。他看还没把我们馋得神魂颠倒，又接着说：
　　“你们知道什么最好吃？有一年我给食品公司拉货，那儿处理过期奶粉。50斤一袋，才10块钱——跟白面一个价儿——可是不要粮票呀。我买了两袋，回家兑在白面里蒸馒头。蒸出来一瞧，嘿！那个香，那个白，那个暄，那个甜！我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用奶粉蒸馒头，我们这些平民百姓连想都不敢想，所以无法验证他说的是真是假，只是想：好东西放在一起准错不了。在饿得眼花缭乱的时候，只要说到吃，都会往好的方面想。
　　有人终于不想再享受“精神会餐”了，给他泼冷水说：“可能就是因为你以前营养过剩了，现在才比别人饿得厉害。”老韩似是而非地点点头，又沉默了。他确实比别的人明显虚弱许多——每次吃完饭、饮完水，虚汗会把衬衣湿透，起先是脸、腿浮肿，后来站起来走路都打晃儿。
　　我被关进来两个多星期后，第一次被提审。从楼上下来拐几道弯，有一排平房，是审讯室。审讯我的人以前都见过，方法也一样——总有一个年长官大者，充当白脸，说话比较和气，用规劝口气说话；另几个年轻或派头小的，充当红脸，态度生硬、凶狠。一会儿这个问话，那个不说话；一会那个规劝，这个暂时回避。从上午9点多一直问到天黑，主要就是问一个问题：遇罗克知道不知道手榴弹的事。我当然一口咬定他不知道，
　　回到牢房，犯人们已经躺下睡觉。老穆和老孙小声说，我的饭菜都在碗里扣着放在暖气片上，以免冰凉。我打开一看，窝头和菜汤还有一丝热气，于是狼吞虎咽地吃下去了。
　　肚子不那么空虚了，人才又恢复了冥想情感的能力。我忽然被难友的关心所感动，坐在铺沿儿许久不动，泪水夺眶而出。老孙听见了我鼻塞的呼吸声，以为我为案情的事难过，安慰我说：“别难过了，我们大家还为你高兴呢——才来两个星期就有人提审——我们盼都盼不来呢：快睡觉吧。”
　　他们哪里知道，这种提审无非是让我去陷害我的哥哥。我宁肯永远不被提审！
　　根据事物的“恶作剧规律”——你不希望的，它总来，你盼望的，总也实现不了——我相继又被提审两三次，着实令同一牢房的难友们大开眼界，这两三次提审一次比一次时间短。直到有一次，一个不那么老谋深算的审讯员急得对我说：“你也太顽固了！我们不相信你说遇罗克不知道手榴弹的事。你敢不敢发誓，如果遇罗克知道有关手榴弹的事，就判你的死刑。”
　　他刚一说完，我本能地感觉得到了解脱：一、哥哥并末承认他知道手榴弹的事；二、估计这个内容的审讯终于快到头了，顶多我发誓被判死刑就行了。于是我迫不及待地发了誓。
　　果然，从此以后我再没有被提审过，又回牢里过那种千篇一律的生活去了。但心情比以前轻松了许多。
　　说是千篇一律，但在平静之中也时不时地有点涟漪。那就是自从我进入这间牢房不久，接长不短地有新犯人进来。其间也有被调出的，但出的没有进的多，所以褥子只能一叠再叠。
　　随着对我提审的结束，我开始收到家里送来的被褥和生活用品，从此我可以用肥皂、毛巾洗脸，可以刷牙，可以放心地使用手纸了（看守所发给的极少）。出狱后我才知道，这些东西是弟弟罗勉送来的。
　　大约七月份，我身边安排了一位姓徐的新犯人，五十多岁，知识分子模样。他似乎对监狱的伙食情有独钟，第一顿饭就吃得津津有味。他的文质彬彬和狼吞虎咽形成强烈反差，使我大惑不解。他凄凉地告诉我：
　　“我家里的伙食和这没两样——穷啊！我是搞历史的，反右以后就没有了工作，‘庄稼不成、买卖不会’，全家吃饭全靠我爱人四十多块工资，还有三个孩子，说实在的，我这么一进来，对家里倒是一个帮助，少一个吃闲饭的。我现在也内疚——我家里那么穷，可是我偏偏喜欢书，吃不上饭也买书。逮捕我那天，从我家搜出那么多书。我大女儿都吃惊了，埋怨我：‘爸爸，咱们家穷成这样，你怎么还买这么多书呀！’就这件事我觉得对不起她们。”
　　所以，他从来不向家里要东西。他随身带来一条手帕，又当毛巾又擦牙，晚上还当枕巾。我想送给他东西，他怕别人检举，给我带来麻烦，总是婉言谢绝。有几次我把他的手帕抢过来硬给他打上肥皂，他总是先环顾左右，看没人发觉后，连声说：“谢谢，谢谢。”
　　过了半个月左右，这时已是1968年7月了，我旁边又安排了一位姓沙的新犯人，六十多岁，又高又胖。说他是新犯人，也不太确切，他从1953年被教养起，一直是在专政机关度过的。
　　刚来那天，他穿了一双硬底的皮鞋、一身旧西服，踩着咯噔咯噔的点儿走进牢房。进屋后往铺沿儿上一坐，笔挺着腰板，微笑着看着大家。我们一时都猜不透他是什么来路，不知道是外国人还是大官儿，甚至幻想会沾了他的光能吃上饱饭。可是，一会儿就令我们大失所望——由于天热，他不得不脱去西服和皮鞋，看到他那补丁摞补了的衬衣和袜子，我们就知道与老外、大官儿无缘了。
　　不过，他与外国还有点关系。解放初期，他和一些人本着建设新中国正好有用武之地的美好愿望，从美国撇妻舍子回到中国，如果他学的不是哲学与法律而是自然科学，兴许会飞黄腾达也未可知，不料他的专业正是中国最不需要的。于是1953年他又申请回美国与家人团聚。岂不知批准这种申请谈何容易？也绝不是他所在单位领导力所能及的。于是他找领导大吵，结果以骂领导罪被判劳动教养三年。三年期满后，他以曾和周恩来在北洋军阀监狱里坐过牢为资本，坚持要回美国，结果又判了三年。直到来到半步桥，已是15年了。还好的是，他后来在那里也不用干活，待遇介于教养和就业之间，每月给几块钱零花钱。
　　出于我对自己将来前途的考虑，我特别关心教养和就业的生活情况，总是问这问那，他也从不厌烦地介绍那里的情况。
　　他安慰我说：
　　“你以后如果去教养，比我们那时好多了，你没赶上大饥饿的年代算你万幸！我能活下来就算不错了。幸亏我那时已按就业人员待遇，生活上比教养人员好多了。我们那时吃鸡蛋，都是带皮吃。有一次改善生活，给我们发了点鱼。我们吃完以后，一个刚来教养所的鲜族人问我们吃剩的鱼刺还要不要，我们说不要，他立刻把鱼刺塞进嘴里吃了。还有一年冬天，我们那里搬家，我走不动，队长让一个犯人用手推车拉着我和行李走几十里路。给他这大半天的‘口粮’就是一个水萝卜。”
　　我想起父亲当年就正在被教养，一定遭受了数不清的罪。在北郊和延庆服刑期间，我们家里人还千方百计给他送些吃的东西，后来他转到茶淀、兴凯湖，我们就不好见面了。父亲是个性格十分内向的人，他从来不爱说这些令人辛酸的事。
　　老沙因为为人厚道，经常当作别人批判的对象。有一次在“学习”发言时，老沙讲了一段三人成虎的典故，立刻有人就批判他这是戈培尔“谎话重复多次就成为事实”的翻版，就是为法西斯翻案等等，气得老沙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还有一次，老沙想起了自已的伤心事，突然哭了起来，呜呜咽咽难受极了。看到这么大年龄的人居然像小孩一样，想必是伤心至极，引起了许多人的同情。不料坐在对面通铺上一位从来不多说一句话的人说：“你别哭了！这里不许哭！你这么委屈是不是对政府关押你心怀不满？你这是对抗无产阶级专政！”态度生硬严肃，确实令人讨厌。不过这招很灵，老沙马上就不哭了。
　　几天后，在一次斗私批修的“学习”会上，老沙终于抓住了那个人的某句话，世上纲上线地批判了他一顿。事后还得意地对我说：“我最恨的就是他。”我劝他说，那个人也不一定有什么恶意，否则拿你去向看守汇报，说不定还能提拔他当学习号。老沙好像也同意了——不能用常人的表现来看待这里的人。
　　老沙肚子大，手摸不到脚。有一次喝开水剩下一些，他洗了洗脚，我帮他剪了剪脚趾甲，他感激得不行。在斗私批修会上，有人批评我说，监狱里不应讲尊老爱幼，这里的人不是同志是敌人，应该划清界限。我马上反驳说，老沙的个人卫生，能影响到公共卫生，我这么做不是帮他一个人，是为了大家更有利于改造。多亏我人缘不错，又常给大家念报，讲这讲那，别人有求必应，所以没谁再说什么了。
　　和老沙相处了不到一个月，我被调了号。这次是较大的调动，光我这间牢房就有我和另一个年轻的犯人一起调出。临走，我把一块新肥皂悄悄塞进老沙的行李里，他会意地向我点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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